中國維權運動者陳光誠神奇地從山東逃離監禁剛滿一周年。這位盲眼「赤腳律師」選擇在周年紀念之際赴歐洲訪問。他拜會歐洲議會，也到英國國會接受人權獎章，並到荷蘭訪問。這趟歐洲行結束後，陳光誠還準備六月底訪台灣二十天，而且要在立法院演說──不過只是在立法院群賢樓會議室演說，不是在議場對國會議員演說。
就當陳光誠高調地奔波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警告他：「身為中國公民，他該曉得在海外活動如何維護我國尊嚴，盡到公民的責任。」
維權代表的公民責任
在歐洲，陳光誠盡了另一種「公民責任」：要歐洲國家幫忙追究侵犯人權的中國酷吏。他帶了一份迫害他與家人的中共官員名單，列有四十多人，遊說歐盟國家和英國禁止這些人入境。這些人包括已失勢的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原山東省委書記、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高麗。他之前就在美國國會推動這個《限制酷吏入境》法案，現在想把它推向大西洋彼岸。
陳光誠呼籲歐洲國家，和中國談人權問題不要關起門來談，要敢於公開批評中國。他在接受《經濟學人》網站訪問時說，中國不能以國家太大、改革太困難做為不改革的藉口，他認為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都知道分辨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差別只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敢說真話，中國人民不敢。他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國做太多妥協、短視近利，只求和中國發展經濟關係，而背棄對人權的堅持。
陳光誠並不是靠深厚學理思想做為實踐動力的人。離開中國一年，他在海外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判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有太高深的道理，只是講述基本的事實與是非。他憑藉著勇敢執著成為中國維權代表人物。
眼盲心不盲的赤腳律師
陳光誠幼年生病眼盲，當時盲生上大學只能選擇學推拿中醫，後來回到山東靠廣播節目自修法律課程。當他發現法律剝奪一些盲人的權益，他就去抗爭維權。鄉下農民遇到法律問題，他義務提供法律諮詢，成了「赤腳律師」。後來為了山東推行計畫生育時違反人權強制結紮、墮胎，動輒打人、關人，甚至親屬都連坐受罰，陳光誠夫妻和民間維權團體、律師共同介入調查，引起中國媒體、網路甚至海外廣泛聲討。
單純的正義感與勇氣把他推上時代舞台，二○○五年底的《亞洲週刊》選出十四名「中國維權律師」為年度風雲人物，陳光誠入榜──雖然他不具律師資格。中國著名公民運動者翟明磊回憶當年一起投入「暴力計生」維權時說，他們開會商擬維權策略，「講到臨沂暴力計生株連九族，一人計生，全村受牽連，整個村為躲避抓人，全村躲到田地過夜，講到懷孕六個月的孩子被殺死，講到學習班的打手們摳著婦女的肋骨把她提起，講到女鎮長用高跟鞋根的尖子踹老漢的腿，血洞連連時，我們把這些惡行述說時，有些憤怒，但還是說得很溜，仿佛在說著維權的學術案例。……我一回頭看到光誠已淚流滿面。那一瞬間，我感到自己心靈的麻木。」
陳光誠的案例讓中國荒謬而失敗的「維穩」鬧劇展現在世人眼前──花數千萬經費來監禁一個盲人，最終還是關不住他，這讓中共難堪不已。陳光誠如今成了全球知名的人權鬥士，卻離開當初他抗爭維權的土地，《經濟學人》在訪談中問他，這是否會減少他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力？他很樂觀地認為，新的傳播科技突破了空間距離的限制，他在美國說的話，很快就傳回中國。
難以樂觀的現實政治
陳光誠雖樂觀，不過國際情勢也有讓他無法太樂觀之處。他在英國接受ＢＢＣ專訪時被問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他在美國是否感受到？陳光誠說，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中國影響力，「儘管有很多理解和觀點都是錯誤的，似乎這種錯誤的觀點在西方人心裡是根深柢固的。」他還驚訝於中國對美國學界的滲透，「很多美國學者專家害怕中共制裁的心態比我們面臨酷刑時都恐懼。學術的獨立和自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很大威脅。如果再不警醒，將來會有更嚴重後果。」
ＢＢＣ記者也質疑他說，歐洲國家現在都處於經濟困難期，希望與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展關係。到底在人權問題上，歐洲還能向中國施加多大壓力？陳光誠還是樂觀地認為歐洲不能自失立場。
陳光誠面臨的質疑，很像他在台灣一些重視兩岸人權的潛在盟友。台灣一群知識份子主張「以《人權憲章》重構台灣與中國關係」，獲得民進黨中生代回應，也在黨內提出〈台海人權決議文〉，可惜在民進黨全代會上沒被討論，甚至連提案說明的機會都沒有。而國民黨只顧想著兩岸經貿協議能不能帶來現實的「和平紅利」，提振馬團隊的支持度。如果陳光誠批評歐洲國家只關注選舉周期，忽略長期利益及中國人權議題，在台灣也會受到相似待遇。
陳光誠六月底的台灣行，希望不只是在立法院一場船過水無痕的非正式演說，而是可以真正為兩岸民間人權合作跨出踏踏實實的一步路──即使是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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