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世代卻總也青春的文學前輩，去年不知聽我講起了什麼台北記憶（黃昏時從各公寓此起彼落傳出的小學生練琴聲？），忽道：「妳是台灣水草最豐美時成長的一代。」 圖/阿力金吉兒
穿越世代卻總也青春的文學前輩，去年不知聽我講起了什麼台北記憶（黃昏時從各公寓此起彼落傳出的小學生練琴聲？），忽道：「妳是台灣水草最豐美時成長的一代。」此刻我坐在異鄉的書桌前，啣著滿嘴青草想我這一代人共享的成長經驗，也同時重溫了我個人總會再三離群的陳年內心小劇場。種種蛛絲馬跡顯示，我從小最大的心願，其實是和樂融融地身處各個群體中，做一個真誠傻笑著而被接納、喜愛的人，為此我可以放棄內心很多奇形怪狀的想法。很多年後，當這個和諧世界的幻想早被我掃入腦海中某個不見光的角落時，我竟偶然讀到了盧梭描繪的個人與共和國的理想關係。我記憶中的圖像是這樣：幸福快樂的個體們，放棄了部分的自我與私利，手牽手，圈成了一個堅實的群體。
我彷彿作了一場夢。夢的另一頭，我還是那個台灣小孩，完全不可能理解盧梭怎麼設想以社會契約圈成一個法治的共和國；夢的這一頭，我閱讀著後人如何反覆辯證、分析盧梭思想是否傾向極權主義，心裡則清清楚楚感受到，這種定義上再加定義，以辨別不同概念的繁複思路，始終是外於我的。
我是在台灣解嚴前一年進的小學。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切都直截了當得多：「和諧」是用「聽命」和「忍讓」換來的，鄉親們都很明白哪些線不能踩。我的成長教育中也充滿了什麼應該、什麼不應該的指令。別人是那樣，有時候代表你也該那樣；有時候則完全相反，不代表你也能那樣──標準是隨號令者訂的。很少人願意回答我「為什麼應該這樣」，包括剛解嚴後的學校老師。我那隨學生家世背景或課外補習與否而改換面貌的小學老師，乾脆直接訓斥我：「妳不要管別人怎麼樣，我講的是妳不合格，不要牽扯到別人。」此類教訓讓我深刻明白，在我們的社會裡，個人若不能自然屬於合格的一群，或因某種你參不透的理由不得人緣，那就要學會退守。因此我早早就畫好了一條線：線外的人生，你要我怎樣就怎樣；線內的世界，請勿踩踏。
我不曉得我是不是屬於一個過渡世代：台灣街頭運動風起雲湧時，我年紀還小，只朦朦朧朧被捲入其中；小我幾歲的人，聽我講起我的成長記憶，可能會覺得這像「阿姨說書」。我曾親眼見過威權體制鬆綁後，平時沉默謹慎的大眾集體爆發的憤怒。還是小學生的我，放學後發現好幾個街區因示威遊行擠得水洩不通，回不了家。一場慌亂中，我坐上好心路人的野狼摩托車後座，繞經嘶吼人群的外圍，才攔截到改道前的公車。當時我還不明白這一切是為了什麼，然而群眾那不假修飾的憤怒令我至今難忘。那一兩年間，英明的領袖逝世了。印象中已沒有送葬民眾夾道哭泣的畫面，但連續劇播到一半，忽然被切斷，竟也轉為哀悼模式：一個星期的黑白影像，連續放送著領袖生平偉業。後來，我在巴黎看到紀錄片裡（前）共產國家的檔案新聞畫面：偉大領袖崩殂，民眾如喪考妣地哭倒路旁……我內心那聲遲來的「啊」，震得耳膜嗡嗡響。一九八九年，你們記得學校是怎麼動員小學生齊唱「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的嗎？午休時還有手勢教學，動作配合歌聲，每個孩子似乎都唱得很心痛。我們宛然站在正義的一方，為爭取自由民主的同胞們灑下真誠的熱淚；而本地的怒吼，只在街上聽得見，很長一段時間統稱社會亂象。
從那時候起，我看到的世界便是雙重的。要我怎麼相信在這座島上，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曾經」自然和諧，不是那種「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的騙局？
進入九○年代，我成為了一個好學生。老師們的善意我都感受到了，台灣社會也相對變得開放。對我個人來說，那是段寧靜平和的時光，我開始有餘裕可以做和別人不一樣的事，而不需自我辯解。不過青少年時期的我，尚未忘懷那個融入群體的夢：我一邊也改變說話的方式，沖淡自己的好學生形象，務求和同學打成一片。然而隨著升學考試被淘選掉的同學或童年友伴，仍漸漸地不再聯絡。我曾以為遺憾彷彿是必經的過程……直到有一天，有個長居台灣的法國人問我：「妳不覺得你們所謂的朋友，是在同一個泡泡裡相識的同儕嗎？這不是我們友誼的定義。」我雖不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但聽得懂他要告訴我的是什麼：看過魯迅〈故鄉〉的人，想必懂得閏土──「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為什麼只能是記憶中的兒時玩伴。另一個法國朋友，後來寫了一本書，其中的「友誼」條目，也指出中文裡的「朋友」，乃是同一階層人士之間水平交往的關係，比如說同學或同事，與法文字根裡存有「喜愛」（aimer）之意的「朋友」（ami），概念截然不同。我換句話說，法國菁英之間的政治結盟，不見得不在私領域運作，然而要真正把對方認作「朋友」，則另有其他條件。我不是沒遇過法國人口稱對方是朋友而實際不然的狀況，以上兩位的說法，或許只代表：法國人私交的領域，在定義上，可能廣於華人社會。
離開台灣十多年後，我不時會重新思考這個關於友誼和群體的問題。一個人真的能因情感的觸動而欣賞、喜愛、平等地對待一個完全和你不同的個體嗎？其中是否必然包含語言文化相同、地位相同、利益或觀點相同等前提？我會這麼自問，一方面是因為家鄉的二次國族建構，一元看似變多元，卻像舊瓶裝新酒：族群分門別類，血統、語言、文化、歷史決定文學，而非文學在解開官方束縛後，由它們汲取力量，這讓我不禁質疑起「文學」是否真可以是「透過個人」而「海納百川」的一種概念（是我又在癡人說夢嗎？）；另一方面，「人在異鄉」是我眼前的現實，不是美好或心酸的回憶。面對現實，身為理論上、證件上的個體的我，看在他人眼裡，尤其是所謂的朋友眼裡，我是否真的是一個「個體」？「個體」被劃入「群體」的速度，在異鄉快得令人瞠目結舌：我可能是與珍珠奶茶同等級的功能型國際友人代表，也可能是另一些人湊合著用、必要時可當跳板的同鄉。舊社會的人情義理，家鄉早就不談了，大多時候只剩下廣告標語自嗨；跨越國界以後，在立足點的不平等、外貌和文化的差異之前，人們真能相信某些西方語言定義下的友誼（amitié），追本溯源，乃建立在情感的契合上？
原則上可能是這樣的。事實上也是有真友誼的。以上思考，也許只是阿姨庸人自擾，因為大多時候，問題不在此處，在他處。仗著語言的距離，戴著愉悅的假面，往來穿梭兩個世界的人們，深知「友誼」不必須經過了解對方的漫長過程，文化交流可以是一筆奇貨可居的生意：群體之間反差越大，越有賣點──幻夢即是賣點，也是力量──個人算什麼呢？真實又算什麼呢？透過文學來看個人與真實，更是莫名其妙地過時啊！現在是虛擬的時代，小說創作不也憑藉著虛構的力量（阿姨書是怎麼念的呢）？人們要看的正是虛構的群體呀！為了尋找文學真義而離鄉的阿姨，明知此虛構非彼虛構，最後卻仍發現自己站在風情萬種的雙向異國交叉口，看著一場頗有歷史淵源的默劇越演越長──有班底、有腳本，便利貼上也有舞台燈光指示，用不著字幕，本地觀眾根本不需學習外語。
然而這阿姨從小端詳著世界的雙重性，雖時而橫眉怒目，時而決定收拾包袱離開，卻不曾氣餒過。她很久沒作過融入群體的夢了，隨著不同語言進入不同世界的她，從各種鸚鵡學舌時期習得的教訓，從文學和真正的友誼之中，發現了「閱讀他人」及「自我表述」兩者相互激盪出的火種。阿姨心目中的人類與人間，不是由國籍、階級和國界、血緣來劃分的。她不斷努力的是將眼界放寬，摘掉成長過程中一層層加諸眼前的、顏色單調的濾鏡，盡可能與群體保持一種平衡的關係。她希望有一天能如巴爾札克筆下，匯集了三教九流的房客的伏蓋公寓，涵納在個人身上演出的種種人間戲劇──「不是在成排舞台腳燈和布景前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無聲的人間戲劇」，同時保有她自己不那麼戲劇性的聲音，低沉地，緩慢地，將雙重的世界，收攏、摺疊於文字之中──這是她個人寄身於群體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