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內容簡介：
《恐懼與自由》是《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的姊妹作品，本書利用二十五位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描繪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面臨巨變的世界。
一九四五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共造成七千萬人死亡、數億人流離失所，精神上和財產上的損失則無法估計。這場戰爭為世界帶來的變化，既是毀滅性的，也是建設性的。戰後，人類在焦土上構思著新秩序、新格局、新未來，試著將自由的理念、烏托邦般的想望、永世和平的企盼，傳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但理想總是不敵現實，不管是資本主義與共場主義的扞格，還是國族與國族、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齟齬，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終究無法使眾人團結一心，追求自由的同時卻也播下了恐懼的種子。恐懼與自由，是創造戰後世界最重要的兩股力量。
恐懼，甫因為兩顆原子彈而結束大戰的世界，卻深陷美蘇兩國劍拔弩張的冷戰局勢，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人們都相信，下一回的大戰將超出文明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出人類可否持續存在的限度。人們都知道，下一場全球戰爭恐怕會導致實際上的末日，而非象徵上的末日。
自由，戰後世界各地的人們急於從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各種壓迫力量解放出來，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甚至提出四大自由的未來願景：人人都應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二戰雖已結束七十餘年，但留下來的爭議與遺產，仍在持續影響著全人類的未來。
作者介紹：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家，曾於曼徹斯特大學學習英語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史的權威，經常在英國和美國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意見。至今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瑞典文、日文、塞爾維亞文、法文、義大利文等二十多種語言。著有《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相關著作：《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搶先試閱：〈「邪惡」的面目〉
希特勒真的邪惡嗎？在親衛隊或蓋世太保服役的人們邪惡嗎？那些對人類進行醫學或科學實驗的人呢？環繞著這個主題的神話是如此強大，就連暗示這些人或許不是妖怪而是「凡夫俗子」，似乎都有如褻瀆。
一整個歷史學派建立在「納粹不僅邪惡，而且邪惡地獨一無二」這個觀念上：提出不同說法的人都在全世界的學術圈、議會和媒體上激起一片怒罵。
雖說沒有哪位聲譽卓著的歷史學家，會否認納粹黨人或日本憲兵隊往往幹下邪惡行徑，但以同樣的方式為所有幹下邪惡行為的人定性，或許就是一種錯誤。從心理學觀點說來，沒有邪惡的人這回事，只有病態的人或身陷於病態體系的人。就哲學觀點而言，邪惡的人與幹下邪惡行為的人也有所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悲劇在於，它不僅將變態傾向的人拱上了把持大權的地位，更在社會體系內部滋養及加重病態，以至於就連凡夫俗子都變得既有能力、也熱衷於從事邪惡行徑。有人願意公開談論自己在二戰期間所犯暴行是極其罕見的，行凶者對於自身行為對人類的影響展現出真切的關心，則更不尋常。湯淺謙正是這樣一個人，這位日本醫師在戰爭期間對數名中國俘虜進行活體解剖。他的故事精準地說明了戰後日本、乃至於整個世界錯失了什麼。
湯淺謙一九一六年生於東京，是一名開業醫師之子。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是所受教養的完美產物：順從、勤奮、渴望向長上證明自己。他對於日本人的種族優越性早已耳熟能詳，也從不質疑他的國家有權侵略鄰國：他清楚記得小學老師這麼說過：「日本人是優秀的民族，要征服支那，成為亞洲的盟主。」他不曾質疑過這個想法：實際上，他從來沒想過在任何方面質疑或批評尊長。
湯淺追隨著父親的步伐，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四歲時從醫學院畢業。但他想要為日本的對華戰爭出力，於是立即申請出任軍醫。他在受訓兩個月之後授階為軍醫中尉，終於被派往中國東北。一九四二年三月，湯淺在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附近的潞安陸軍病院上任不到六週，就奉召參加一次手術演習。這時他已經聽說軍醫會執行活體解剖，也知道所有下級軍醫都被要求參與；因此即使恐懼感揮之不去，但對於即將親眼看見的事又伴隨著某種好奇心，他還是不情不願地來到解剖室。
他到達時發現，醫院和師團人員全都在場─不只像他這樣的下級軍醫，所有高階長官也全都出席。房間一角有兩個中國農民，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其中一人默然肅立，顯然已經認命；另一人卻顯然嚇壞了，一直害怕地哭著。湯淺不安地看著他們，但在長官面前努力保持鎮靜。他記得自己問過這兩人是否犯了死罪，但被搪塞了這樣的答案：反正沒有差別，他們遲早都會死於戰爭。人員到齊之後，醫院院長宣布開始。幾名日軍衛兵催促這兩個農民上前。比較勇敢的那位冷靜地走向手術檯躺下，但另一位不停哭號，開始退後，退到了湯淺面前。湯淺不想在長官面前表現軟弱，遲疑片刻之後，他推了那個嚇壞了的男人一把，命令他「前邊去！」這麼做讓他覺得自己通過了某種考驗或經過儀式。
這兩個中國人一被脫光衣服並且麻醉，軍醫們就開始演習。他們首先執行闌尾切除，接著截除這兩人的一隻手臂。隨後他們將兩人的一段腸道切下再縫上，最後將氣管切開。這一切實作的目的在於讓軍醫熟習戰鬥中常見的手術類型。湯淺因而得以在心中為這場活體解剖辯解，視之為搶救同胞的準備工作。他所受的教育告訴他，日本軍人的性命價值遠高於中國農民。
經過三小時手術，這兩個中國人仍在呼吸，但氣息微弱。演習既已結束，剩下的就是了結這兩個農民，並且把屍體處理掉。醫院院長試圖將空氣注射進心臟以殺害他們，但不見效。這時湯淺奉命協助：「我扼住脖子，壓迫頸動脈，呼吸仍不停止……於是我和O中尉用中國人的腰帶各拉住一頭，用力勒緊脖子，可呼吸還是不止。」最後，一位軍醫建議直接將氯乙烷麻醉劑注入兩人靜脈，湯淺照做，兩人終於死亡。
那天晚上下班後，湯淺和同事們外出喝酒。他出奇地焦躁，但酒過數巡就覺得好多了，再也沒多想那天發生的事。
往後三年，湯淺又參加了六次活體解剖，處理了十四個中國人。其中幾次演習對於訓練軍醫沒有多大用處：包括睪丸摘取、大腦摘除及一般解剖演習。其中一次先將槍彈打進四個男人體內，再由軍醫不經麻醉取出彈頭。另一次由於參與人數太少，缺乏觀摩價值，醫院院長趁機練習使用軍刀將其中一人斬首。一九四三年四月之後，湯淺親自負責安排活體解剖。他毫不質疑地照辦，即使他知道憲兵隊幾乎是隨機捉人。
「並非是因為反正得殺死而進行活體解剖，而是﹃因為需要，務必送來。﹄因為那是救日本軍人生命的手術演習，就是為這個目的去捉人的。」
湯淺坦白承認，他當時對於用這種方式殺人毫無罪惡感。「我們覺得他們就像廢物。垃圾。」一九四五年八月終戰時，湯淺必須決定要返回日本還是留在中國。他和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一樣決定留下。他從未想過中國人可能會想要報復他們這些日本醫師的所作所為，因為他自認沒有做錯事。因此他留在中國，結婚生子。往後數年間，他繼續開業行醫，診治中國和日本患者，並指導中國的新進醫生。
共產黨贏得內戰，掌控中國過後兩年，他才遭到逮捕。一九五一年一月，他被送到一處戰俘營，但他並不太擔憂，因為他仍然不認為對活人實施手術演習是重大犯罪，更稱不上邪惡：「其實心裡在為自己辯解：﹃因為是命令，沒辦法。那是戰爭，這種事很多，到處可見。﹄況且戰爭已經結束了。」
直到共黨政權命令他做出完整而誠實的自白，他才開始覺得不安，但即使在那時，以下的保證仍令他安心：俘虜真誠悔過即可獲得寬大處理，他只需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能遣返日本。於是他做了三心兩意的自白─他省略不提某些更加可恥的細節，像是他執行過的大腦摘除手術，但仍期望這份自白能令審訊員滿意。結果並沒有。他的自白由於不誠實而被駁回，他仍繼續遭到關押。一九五二年底，被關押將近兩年，多次自白被駁回之後，湯淺被送回山西，關進了太原監獄。他就在這裡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母親─被他摘除大腦的那名男子。信中敘述了這位母親得知兒子被憲兵隊捉走之後的憂慮之情。信中說到這位母親試圖追趕憲兵隊的卡車卻追不上，找遍各處之後才被告知，兒子被送進軍醫院活體解剖。「我悲痛欲絕，」她寫道，「幾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種的田地不能再耕種了。我吃不下飯。湯淺呀，聽說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給你嚴厲懲罰。」相較於其他任何事物，這封信終於讓湯淺明白了自己戰時行為的嚴重性。在此之前，受害者們在他看來就只是人體，用於手術教學的樣本─實際上，他很難想起這些人的容貌。如今他意識到了這些人也是活著的人類，也有家人和社群生活，他也終於第一次記起了當他開始動刀時，他們臉上無助而驚恐的表情。
湯淺在陰暗的牢房裡又待了三年半，回想著這些畫面，同時試著理解自己到底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可怕的事。一九五六年夏天，他終於獲釋並被遣返日本。
湯淺的故事幾乎自始至終被否認所貫串。起初，他自我否認自己的行為是錯的。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以一種顯然清白的良知持續否認：他承認自己從來不曾失眠、不曾做過噩夢，當然也毫無悔意。戰後他仍在否認，不覺得自己有理由害怕中國人報復。引領著湯淺脫離這種毫無知覺狀態的唯一一件事，是一段漫長的靈魂探索過程─起先是被逼的，但後來更多出於自願，在受害者母親的來信讓他睜開雙眼，直面自己犯下的恐怖行徑之後。要是湯淺在戰後直接歸國，他很有可能完全不會展開面對自身、乃至面對日本過去的這個過程。
湯淺過去的同事們似乎毫無疑問正是如此。他在一九五六年返回日本時，受邀參加一場歡迎他回家的招待會。其中一些賓客是曾經與他共事的軍醫和護士。徹底出乎湯淺意料的是，他發現幾乎沒有人對自己的戰時行為重新思考。甚至有個人問他，為何中國人把湯淺說成是戰犯，明明他和其他軍醫在戰時的行為都是完全正確的。湯淺只是反問他：「不是和你一起幹過那種事嗎？」而他的同事完全想不起來他在說什麼。
其後數年，湯淺和數百名戰時曾在中國占領軍服務的醫療人員共事，但他們對於罪惡全都隻字不提。一九六○年代初期，他決定著書敘述自己在中國的見聞與行為。他認為坦白說出自身的罪惡，藉此讓這段從未被公開承認的日本歷史真相大白是很重要的。但書一出版，他就立刻收到恐嚇信，痛罵他若是讓這場多數日本人覺得忘了最好的戰爭的這個面向，重新受到注目，會是「丟臉」或「愚蠢至極」、「虛偽至極」的。進行過活體解剖的同事們則來信表示，他的著作令他們「感到甚大威脅」，因為他們不想面對過去。否認無所不在。
深入訪問過湯淺的精神科醫師野田正彰認為，這種心態展現的正是整個日本醫學建制的病灶，實際上也顯露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症狀：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失去了什麼？ 否認親身經歷的事情，形成變態心理，被壓抑的心靈傷痕帶來感情的僵直和病態的衝動。我們真的生活在與那場侵略戰爭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嗎？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嫁接了什麼？
湯淺面對自身罪行所經歷的痛苦過程，是很少人願意參與的，社會就更不用說。德國應對過去的方式獲得不少讚揚─特別是受到日本學者讚揚，他們無法想像任何類似的過程會在自己的國家發生。但如同湯淺，德國走上這條路也只是因為被迫如此：首先被盟軍逼迫，他們堅持運用新聞影片和強迫參訪集中營，「再教育」德國人該國的惡行；隨後則被戰後出生的一代逼迫，在一九六○年代長大成人的他們，要求得知父母和祖父母在納粹時代的所作所為。這兩個過程都不曾以同等規模在日本複製過。
但即使在德國，要將這樣的事實提醒人們，仍需經歷一場鬥爭：監督屠殺猶太人、槍殺戰俘，在東歐各地姦淫燒殺的行凶者，都是凡夫俗子而不是妖怪。近年來，希特勒身為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 character）惡魔的形象，主宰著德國對於二戰的集體記憶；看待二戰本身的方式則愈來愈比照英美，同樣視之為一場正邪大戰。接納這套敘述容易的多，因為它似乎豁免了「一般」德國人的戰爭責任─倘若只有「妖怪」才會犯下戰爭罪行，我們其他人就能高枕無憂了。
像湯淺這樣的故事提醒了我們，不僅戰爭的受害者是人，加害者同樣也是人。承認他們的人性並不會像某些人斷言的那樣開脫他們的罪行─其實恰好相反，因為只有我們的人類同胞才能夠為了不負責任的行徑而受到譴責。
將這些人稱為「妖怪」，效果適得其反：這麼做反而開脫了他們。但我們仍然覺得有必要這麼做，因為這是一種把我們自己和他們劃清界線的方便法門。於是我們忽視為數龐大的歷史、社會學及心理學證據，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和我們自己沒有兩樣的凡夫俗子，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特別有能力犯下真正凶殘的罪行。實際上，我們也一樣在否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將民族與國家之間既有的偏見放大到鋪天蓋地、史無前例的程度，更提供了契機讓偏見轉化成仇恨，讓仇恨足以殺人。在某些情況下，它製造出了前所未見的妖魔。這樣的事件大規模發生，地點遠及挪威和新幾內亞。
這場衝突與其他衝突有所區別的面向之一，完全在於其殘酷程度。暴行在每個戰區都發生，每一方都犯下暴行，而且往往直接受到國家及其機構鼓動，以至於用一丁半點人類的體面對待敵人有時都很困難、甚至危險。參戰各方全都召喚惡魔，惡魔一被召喚出來，很快就成為真實。
我們至今仍與這些惡魔共生，其中既有原型的惡魔，也有呈現為新敵人的惡魔，而新的（毫不意外）惡魔與舊的驚人地相似。只要我們仍將二戰呈現為絕對正義與絕對邪惡勢力鬥爭，我們彼此之間的怨恨就不可能平息。這樣的概念讓勝利者得以輕易否認錯誤，戰敗者則難以面對自身罪惡：
它們至今仍是我們理解各國籍、各階級人類行為動因的主要絆腳石。
這些正義與邪惡的神話何以揮之不去，有著很充分的理由─這些理由與勝利者或戰敗者都沒有多大關聯。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絕大多數人，並不自認為英雄或妖怪，而是受害者。實際上，我們對二戰的理解在許多方面，都由這種鋪天蓋地的受害經驗所定義。正是受害者的處境既譴責了惡人，同時帶給了英雄道德權威；也正是紀念這種受害感的需求，逼使我們再三回顧二戰。英雄與惡人至少還有放下過去、既往不咎這個選項。受害者卻沒有這樣奢侈的選擇，如同我接下來會談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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