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製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匯，如何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內容簡介：中國如何從「4億顧客」轉變為「8億勞工」？曾經，美國最倚賴的「世界工廠」──中國趨同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歷程！一九七○年代如何為美中經貿關係以及當今全球經濟格局奠定基礎，形塑了後來「Made in China」的全球經濟現象！
一九三七年，一位在上海住了25年的美國前記者、改行廣告人寫了一本暢銷書《四億顧客》，書中誇大地敘述他在中國新興大都市向中國消費者銷售美國產品的經歷，這本大受歡迎的書在出版第一年就贏得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並且四度再版。在美國商人心中投下了前景無限的想像：中國市場能夠吸納美國的過剩產品，從而帶來巨大利潤。
一九七○年代，那「關鍵的十年」間，在美國外交官的協助下，美國資本家與中國政府共同合作，徹底改變了「中國市場」的本質含義：從消費者市場，轉變成提供低價勞動力的來源地。美國高層政治風向與對中政策的轉變，一手扶植了中國製造霸權的崛起。
本書探討一九七○年代美中貿易關係的轉變，特別是中國市場從「4億顧客」轉變為「8億勞工」的過程；並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基礎，並解釋了「中國製造」全球經濟現象的歷史根源。
★最努力把中國從冷戰敵人重新塑造成友善的貿易夥伴的人，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領導人。
★為了讓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美國及其經濟體系必須順應中國的需求。
▍你會看到：從未被公開的資料所呈現的美中貿易史
作者藉由英文（美國）、中文（中國）兩邊的資料以及封存企業文件等，重探廿世紀七○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擴大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中美兩國重建外交、貿易與文化轉變的重要進程，並且揭示了中國經濟如何趨同全球資本主義，及其產生的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世界上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反而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通過研究中英文資料，包括此前未被探索的企業檔案，作者追溯了這一轉變的軌跡。作者點出這一轉變源於美中兩國政策制定者、美國外交官、創新企業家、華裔商人，以及波音、西屋電氣、潘尼百貨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等美國大企業高管的共同行動。早在沃爾瑪和蘋果進入中國之前，維羅妮卡·葉、韓凡宇、蘇珊·雷諾茲和大衛·洛克菲勒等商界人士就已經掀起了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貿易革命。雖然中國的經濟重組對建立這些聯繫至關重要，作者也強調了一個常被忽視但極其重要的因素：美國企業推動去工業化的努力，以及政界對這一趨勢的接納。
因此，我們在這樣的進程中，同時看見了兩個重要的轉變：中美和解、美國去工業化。而中美雙邊開啟的貿易，如何確定經濟領域、外交、勞工/企業間的整體結構性改變。
在這本書中，我們還可以看見美國企業與中國政府的利益如何結合起來重塑中國市場，作者強調經濟市場的轉變並不僅僅是跨國企業間的交涉談判，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外交官、美中兩國政府官員間的協商談判。
這本書不僅是一部經貿史著作，更是理解中美關係演變和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參考。作者通過細緻的史料分析，封存檔案中不為人知的幕後故事描述，展現了一九七○年代中美兩國如何在各自利益的驅動下，開啟了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合作進程。
▍歷史轉折的深度解析，封存檔案裡的深埋故事
深入探討了「一九七○年代」這個改變世界經貿格局的「關鍵十年」。
從兩次「尼克森震撼」到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從「四億顧客變成八億勞工」，作者伊莉莎白．英格森以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史學功底，重現了兩個超級大國如何從意識形態對立，走向經貿合作的歷史進程。
透過廣州交易會、紡織品貿易談判等具體案例，席捲全美甚至全球的中國瘋、刻板文化印象以及兩國各懷鬼胎（貿易政策歧異）推拉交涉等，揭示了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朝向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以及美國如何在冷戰背景下重新定義對中貿易政策，如何一步步推動中國從「四億顧客」的市場，轉變為「八億勞工」的全球生產基地。
揭示了「中國製造」標籤背後的複雜政治經濟邏輯，展現了中國趨同於全球資本主義起源的真實面貌。
▍貿易VS.外交的精彩角力 地緣政治的博弈
在冷戰背景下，本書生動描繪了中美兩國如何巧妙地將經貿合作做為外交突破。從迭代中國領導人致力於發展中國工業化的中心綱領，加上美國企業向海外尋求低製造成本的需求，中國利用貿易與外交手段邁向工業化的過程，正是敲響美國去工業化的警鐘。
中國如何利用貿易談判，逐步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強權？美國又如何從打造出「中國製造」的重要推手，轉變為今日既重度依賴中國、卻又抵制中國的不甘？書中一一梳理出背後的歷史脈絡。預示了未來數十年中美關係的核心矛盾，為理解當代地緣政治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視角。
從華裔移民創設「龍女貿易商公司」與高級時尚界趨之若鶩的「時尚外交」，到美國勞工組織與工會領袖的產業抗爭；從「奢華中國」的文化風潮，到訴求限制「低價中國」進口商品的激烈聽證會；作者細緻刻畫了各方勢力在這場經貿大棋局中的意識形態，促使美國開始「離岸生產」──將製造外包海外勞動力的全球化起源。
在高層政治、外交官、商界人士、跨國企業等各方勢力的推動下，貿易如何從單純的商業活動，成為美中外交關係角力的政治議題，預示了未來數十年美中貿易關係的核心矛盾。
▍從故事的敘述，探討全球貿易格局的重塑
不僅記錄了中美雙邊關係的變遷，更揭示了全球貿易體系的根本性重構。從廣州交易會的有限開放到全面的貿易協定談判，本書展現了中國如何從世界經濟的邊緣走向中心舞台。深入揭示時尚、紡織品、農產品、天鵝絨、棉質手套等具體商品的貿易模式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全球供應鏈的深遠影響。
透過對一九七○年代貿易政策制定過程的詳細梳理，以及美中貿易角力過程的詳細梳理，前所未有的企業商業文件、甚至錄音內容的首度公開，為讀者提供了理解當代全球化進程、美中貿易爭端的歷史根源，是研究經貿史、國際關係和世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作者介紹：伊莉莎白英格森 ，出生於澳洲雪梨，在雪梨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專門研究資本主義、中美關係和美國外交關係的歷史，曾在耶魯大學、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總統歷史研究中心和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擔任研究員。目前是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系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雜誌的編輯委員會和美國外交關係史學家協會（SHAFR）會議委員會的成員。曾在美國各地以及中國和歐洲部分地區生活和工作，現在則定居倫敦，與她於德州救援收養的愛犬Ellie一起生活。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搶先試閱：〈中國製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匯，如何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從四億顧客到八億勞工
一九八○年九月，即《美中貿易協定》生效幾個月後，美國鞋業公司耐基（Nike，編按：遠東地區官方註冊名稱）與中國貿易商簽訂了一項交易，該交易類似於幾年前牛津工業公司和威望公司。耐基在上海和天津蓋了四座鞋廠，總值為七萬五千美元。做為回報，耐基獲得等值的鞋子，只花了幾個月時間完成整個過程。此後，耐基開始以低價進口中國製造的鞋子。《中國商業評論》稱讚道，這是「天作之合」。「隨著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韓國和臺灣的勞動成本上升，中國做為生產基地的吸引力也愈來愈大。從「臺灣製造」到「中國製造」的轉變已經開始。
該交易目的為直接供應美國市場。從中國工廠進口的耐基鞋幾乎百分之百賣給美國顧客。這對希望透過出口增加外匯收入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很有吸引力。耐基總裁菲利普．奈特（Philip H. Knight）對記者說：「目前我們還沒有在中國銷售的計畫。」幾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並以創紀錄的速度購買品牌鞋和品牌手提包。但為了走到那一步，中國的領導人首先與美國商人攜手合作，打造了一個擁有八億勞工的市場。當中國成為消費大國時，製造和貿易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轉變。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務實派共同合作，把中國市場從四億顧客轉變為八億勞工的市場。此一轉變構成了美中貿易長期歷史上一個變革性的轉捩點，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以一個人口龐大的可銷售市場，為美國和其他外國商人提供遙不可及的致富承諾。在一九七○年代，隨著美國和中國在經歷二十多年的冷戰孤立後開始重建關係，這種貿易理想和實踐發生了轉變，並且共同開創了美中貿易的新紀元。中國的出口潛力、其財富前景、對出口導向成長的重視、美國商人轉移對中國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注意、兩國企業對勞工的邊緣化：這些支撐了廿一世紀兩國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改變，都在一九七○年代開始逐漸成形。
在這十年中，中國的發展重點開始趨同美國資本主義的變化。中國一九七一年後的貿易成長、一九七三年的四三方案、毛澤東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周恩來一九七五年的四個現代化，以及務實派持續深化經濟關係的努力，以上種種因素共同為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中國領導人能夠讓人民脫離貧困，但卻以美國自身最低薪資的紡織業及後來其他產業的工作機會為代價。但對美國工人的衝擊，基本上是美國企業高層的決定、加上華盛頓的立法所促成的。在與中國的貿易重新開放前，美國商人就已經開始逐漸把他們的製造國際化。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他們轉向日本和臺灣等非共產主義國家。在一九七○年代，中國領導人開始順應這些新出現的情勢，並在過程中逐漸跨越了導致中國與美國隔絕的冷戰分歧。中國的國內改革雖然處於試驗階段且進展緩慢，但正如經濟學家巴里． 諾頓（Barry Naughton）所說，是「當時世界經濟的完美互補」。
一九八○年代，中國的出口導向成長需要採用跨國製造的新方法，而那正是美國企業在一九七○年代就已經開始的方法。一九八八年趙紫陽總理解釋說，中國的沿海發展戰略和經濟特區依賴的概念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總是前往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方」。回顧二戰結束以來，外國資本為追逐廉價勞動力而展開的流動，他補充說：「中國的沿海地區這次應該會非常有吸引力。」經濟特區政策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製造流程已經國際化。
中國並沒有造成一九七○年代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7相反的，失業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美國資本主義內部改變的結果。美國的資本和製造在一九七一年的尼克森震撼和《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的推波助瀾下，日益國際化。到了一九七九年，政治經濟學家貝瑞．布魯斯通（Barry Bluestone）和班尼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便提出警告，過去幾年的「資本超高速流動」已導致「工廠關門、工人失業，和眾多鬼鎮的出現」。在試圖理解一九七○年代情況的演進時，布魯斯通和哈里森創造了一個新名詞來描述企業從全國城鎮工廠撤資的決定：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
事實證明，實際情況更為複雜。從一九四○年代末期到二○二○年代初期，美國的製造業占實質GDP 的比率仍然相當穩定。美國仍持續製造產品。事實上，直到二○一○ 年，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那一年後也還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製造國。美國衰落的並不是製造業；製造業僱用的工人數量下降主要是因為新製造技術、新型高科技產品的出現，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工廠。在這八十年間，儘管美國工廠仍然大量生產商品，但從事製造業的美國人卻少了很多。這正是布魯斯通和哈里森在一九七○年代觀察到的對勞動力的影響。
一九八三年五月，就在布魯斯通和哈里森出版《美國的去工業化》（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幾個月後，哈佛商學院經濟學家狄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一篇以〈市場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為題的文章。在技術通訊不斷創新的背景下，萊維特對全球消費市場進行評估。他盛讚「在新的商業現實中，世界偏好的結構不斷同質化，使得世界各地的所有事物變得愈來愈相似」。他讚揚未來的全球公司將把「整個世界」視為「單一實體」。萊維特寫道，地球是「平的」。他是最早使用「全球化」這個詞的人之一。
大約在同一時期，伊曼紐爾．華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商品鏈」（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做為他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一部分。華勒斯坦追溯商品的生產階段， 揭露了生產和分工的國際面向。不久之後，管理顧問開始使用「價值鏈管理」（value chain management）的概念，以描述生產各階段的製造業監管：從原材料採購到成品的生產。供應鏈長期以來就是企業結構的一部分，最顯著的例子是福特汽車的生產線。但這種新管理方式反映出新興的生產網絡國際化，愈來愈多地，產品在世界不同地方分階段生產。與布魯斯通和哈里森的書以及萊維特的文章不同，「價值鏈」這個詞只在逐漸增多的顧問公司中散播，直到一九九○年代才被廣大的公眾接受。
去工業化，全球化與價值鏈，這些一九八○年代的新詞彙試圖解釋前十年發生的巨大變動。這三個概念都描述了共同運作的過程。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採用全球化的視角，它們開始從勞力密集的國內製造業撤資，轉而管理跨國供應鏈。歷史學家斯坦捕捉了更廣泛的含義，把一九七○年代描述為美國經濟基礎從「工廠轉向金融」的關鍵十年。
不過，在這個變化的故事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根深柢固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政治連續性，其持續地從民族國家—中國的產品，以及美國需要自己生產更多產品—的角度來看待貿易和製造業，而忽視離岸製造和全球價值鏈的興起。儘管中美貿易的運作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在廿世紀剩餘的時間裡，美國的政治言論仍然與民族國家以及卡爾．克勞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四億顧客概念綁在一起。一九八三年雷根總統藉由簽署一項為期五年的紡織品協議來「降低中國出口的成長」，他在談到這項協議時宣稱：「我們正在一點一點地重振美國做為可靠的供應國的聲譽。」
在中國已經開放市場供外國直接投資很久，耐基、蘋果和沃爾瑪等公司也已在中國建立製造工廠的近二十年後，柯林頓總統從美國銷售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好處。二○○○年他在白宮玫瑰園的談話中保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為在美國土地上製造的美國產品打開中國的市場」。根據柯林頓的描述，貿易的討論仍然圍繞著美國的銷售，只是一種政治操作。到這個階段，在海外製造的企業數量已經呈指數級增加。美國的企業結構已經發生改變，但政治言論仍然受到廿世紀早期貿易觀念的束縛。
這種言論停滯的重大後果之一是，其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試圖讓人們忽視監管企業不惜代價追求廉價勞動力的做法。進入廿一世紀後，「中國製造」的標籤隨處可見。和一九七○年代一樣，雙邊貿易又出現了嚴重的貿易不平衡。但這一次，這種不平衡明顯有利於中國。在二○二二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為三千八百二十億美元；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商品約為其向中國出售商品的五倍。傳說中的八億勞工已成為現實；中國是「世界工廠」，而推動其發展的正是血汗工廠的勞動力。
然而「中國製造」的象徵力量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製造是全球化製造的縮影；帶有「中國製造」標籤的商品通常是由包含多個國家的供應鏈生產的，並被運送到世界各地，透過一種共同的消費主義將人們連結在一起。另一方面，這個詞已經成為民族國家的代表。當中國商品遭到抵制或受到貿易限制時，被視為針對中國本身的手段。行銷學者這種把原產國標籤與民族國家間的連結描述為「國族品牌」（nation branding）。如果「中國製造」是美國製造的威脅，那麼站在對立面的「美國製造」就意味民族國家也可以反制它造成的效應。
但到了廿一世紀初，標示「中國製造」或「美國製造」的商品通常只有一部分在這些國家生產。相反地，商品是透過跨國供應鏈生產的，過程中通常涉及多個國家。廿一世紀初，全球價值鏈已是全球化格局中一個熟悉的部分；大多數消費者都很清楚，標示「美國設計、中國製造」的iPhone 在其製造過程中涉及許多其他國家。然而，在民族國家的局限內思考製造的政治力量仍然很強大。這是廿一世紀中國製造的悖論—中國製造同時代表了民族國家和全球化。
儘管全球資本主義已發生變化，但這種悖論仍然從受民族主義狂熱制約的政治中興起。原產國的標籤最初就是用來識別與特定民族國家有關的產品。這種標籤在十九世紀末在英國引入，當時的全球貿易和製造業結構與今日截然不同。然後德國的產品開始引發憂慮，從大約一八八○年代開始，英國人對德國工業實力的恐懼與日俱增，並把焦點放在「德國製造」標籤上。
歐內斯特．埃德溫．威廉姆斯（Ernest Edwin Williams）在他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暢銷書中感嘆道：「漫步在屋子裡，從客廳的鋼琴到廚房櫃檯上的杯子，每個角落都會出現這個要命的標籤。」他帶領讀者想像瀏覽自己家裡的景況，鼓勵他們注意這些標籤處處可見。他描繪道：「當你從壁爐前的地毯上站起來時，你會撞倒壁爐架上的裝飾品。在收拾那些碎片時，你會在形成底座的碎片上看到『德國製造』的字樣。」（編按：書名正是《德國製造》。）
一八九七年年，英國政策制訂者通過《商品標示法》（Merchandise Marks Act），要求所有進口商品都必須印上原產國標籤。他們希望這些標籤能鼓勵消費者抵制德國進口產品， 以保護英國的工業工作。抵制的行動失敗了，反而把德國產品和其他進口產品提升到奢侈品的地位。但標示的規定沒有改變。三年後的一八九○年，美國通過《麥金萊關稅法》（McKinley Tariff Act）也實施自己的標籤法律。最終這個在帝國時期出於政治目的創造的措施變成國際貿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無論是來自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或是廿一世紀初的美國，對這些標籤的反應都體現了一種深刻的民族主義情緒。但這條連接廿世紀兩端的線卻模糊了兩個時代的重要差異。與威廉姆斯時代的進口產品不同，標示「中國製造」字樣的商品不再含有字面的意義。當英國政治人物在一八九○年末期實施他們的法律時，他們只要知道船隻從哪裡出發就能確定貨物是由哪個國家製造。《商品標示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對於進口貨物，裝運港的證明應做為貨物製造或生產地點或國家的初步證據」。該法律規定，如果貨物是透過離開德國的船隻進口的，這些貨物也必然是在德國製造的。
在十九世紀末期，進行貿易的國家可以用原產國標籤來明確地辨識。但到了廿世紀中葉，日益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流動改變了國家和企業權力間的關係。到了廿世紀末，跨國運作的企業和資本往往超越民族國家的完全管轄和稅收範圍。貿易不再那麼直接代表國家關係。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政府的利益開始逐漸趨於一致。五十年後，他們的利益連結得還更加緊密。當他們重新定義中國市場的含義，把它從一個有顧客的地方轉變成一個有工人的地方時，這個進程得到了美國的外交假設的助力：貿易是民間關係的另一種形式；進行貿易的美國商人是非正式的外交官；勞工問題是貿易和外交的阻礙。
如果「中國製造」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將不是呼籲回歸人們想像中的製造業就業理想，而應該是一種以傾聽勞工（包括國內和國際友邦的勞工）的心聲為核心的政治遠見，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避免把商人幻想成代表國家的非正式外交官。
在一九七○年代，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碰撞改變了、並且最終擴大了美國的實力。但一股較為緩慢且悄然的變化也開始形成，正當相互依存的概念形塑美國外交政策之際， 美國和中國建構起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透過打造「中國製造」，美國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以貿易奠定了某個進程的基礎，而這個進程，或將在未來某天，標誌著美國霸權的終結， 以及，中國霸權的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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