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真帖是什麼？
「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冊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本時代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台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本時代，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台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1900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台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台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台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台凱旋紀念帖》、《台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台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台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台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台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本時代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女服務生）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名店、舞廳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兩間林寫真館
林草：林寫真館
林草（1881-1953）出生於大墩（台中舊稱），祖籍福建，其父林福源與霧峰林家素有往來。幼年時被寄養在林獻堂長兄林基堂家中，長大後接回。1895年，他結識了日籍退休記者、開設寫真館的森本先生，森本對這位勤奮的少年很有好感，不但教他日語，也教他修整底片和暗房技術。數年後，十七歲的林草到日軍憲兵隊服務，向萩野寫真館（今台中市中山路一七五巷內）的寫真師萩野學習肖像寫真，成為其得意門弟。1901年，萩野因故返日，將寫真館交給林草經營。時年二十歲的林草於是頂下萩野寫真館，以「林寫真館」的店號在台中新町營運。
1917年，「林寫真館」遷至新富町二之三五番（今台中市中山路至民族路之三民路二段一帶）蓋新館，在這棟新式的日式木造洋樓，黑瓦、魚鱗板和騎樓屋脊上，「林寫真館」的旗幟迎風飄揚。在建築正面與斜頂黑瓦設置了活動式的「採光罩」，採集自然光拍攝。一樓設有「應接間」（會客室），二樓為影棚，穿過天井可至庭院後方一樓的起居室。這樣的規模是我研究的日本時代寫真館中，最華麗又完備的大型寫真館，在當時可謂空前絕後。雖然在台中另有日本人高田半次郎與有本和義的寫真館，其繳稅額都比林草高，然而林草卻以寫真師的身分，兼營客車運務、糖□（製糖的場所），建立了台中知名企業，在當時達到高峰。
林壽鎰：林寫真館
林壽鎰（1916-2011）十四歲時在「徐淇淵寫真館」當學徒，當時的師傅經常會留一手，尤其是藥水的配方，學徒只能使用師傅配好的藥水。直到1934年十八歲時赴日，研讀了很多書之後，才知道原來可以花錢學到這些知識。後來他考進「日之出寫真株式會社」，當時的寫真館的技術主任竹田矢日教導林壽鎰打光的技巧和知識，從學徒到寫真師一路上受到恩師細心的照顧。
1936年，林壽鎰返回桃園開設「林寫真館」，在當時桃園已有三家寫真館，都是採自然光源，只有他使用「電光球」（電燈泡）的採光手法。對於室內影棚，尤其在拍攝人像時，燈光光源的比例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打在臉頰、頭髮、肩部「效果燈」的運用及整體視覺的平衡感，都不會比當時的日本寫真師遜色，因此生意日益昌隆。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三，每天都有超過一百人排隊拍照，這一個月可以做到千元以上的生意，足以支持他一整年。
當時寫真館是時髦的場所，如何用特別的技法吸引客人，是寫真師用心經營的重點，雙重曝光、三重曝光、女扮男裝、剪影效果、人工著色等都是當時常用的技法。戰後林壽鎰加入業餘攝影學會，曾多次參加國際沙龍攝影比賽，屢獲大獎。1962年，他創立「桃園縣攝影學會」。2011年，以九十五歲高齡過世。
●摘自左岸文化出版《凝視時代：日治時期台灣的寫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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