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時我來到哈佛大學作研究，看著景色隨著樹葉改變，青綠嫣紅橙黃奼紫，如今哈佛園裡最後一片葉子無聲地落下，結束了美麗的秋天。懷德納紀念圖書館希臘列柱前的大階梯，已經體貼地鋪上了冬季的防滑梯，從此處望去是一片枯樹林，樹葉繽紛的色彩消逝後，聳立在對面的教堂輪廓比其他時節更清晰了。聽說初雪就在這幾天，可無論季節更迭景物變換，每次我走進哈佛園，都重新走進了那午后盛夏的哈佛，我倆躺在草地上散落的椅子旁，聽著夏日微風親吻樹葉的聲音，聞著青草馨香，你抱著我，我枕著你睡著了。一天又一天，回憶越來越茁壯清晰，永不遺忘。今天是施明德先生離世之後的第一個美麗島事件紀念日，也是四十五周年紀念。年初施明德先生驟逝，然而他寫給全台灣人民的六萬字遺囑，早在四十五年前就寫好了。直面他所屬恐怖艱難的時代，他全力以赴不計生死，把一切思考透徹之後，耐心地等待時機到來才謹慎又大膽地行動，關於他的信仰、價值、政治主張、對局勢的分析判斷和理想，他從不假他人之手，作為一名注定孤獨的戰士，他沒有幕僚、智囊、寫手，他自己一人全部包辦。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不得不，在奸細密佈的處境和無期徒刑的牢獄中，這些都是奢望。但無論在獄中與獄外，孤獨與否，他說作為一名戰士，他永不放棄戰鬥，他拒絕絕望。
施明德遺囑的第一句話，開宗明義道：「美麗島事件」是台灣三十年來最轟動、最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這個事件不但在今天吸引了國內外全體同胞的注意力，在台灣歷史上也必將留下含義深刻的一頁。它更是我國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和最耀目的里程碑！（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當時，他獨自一人迎著千軍萬馬風沙滾滾，赤腳空拳，朝遠方狂奔，把每一刻當作最後的旅程，彷彿時間已經凝固，他超然地在歷史的長廊那頭對我們說話。
一九七九年施明德先生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為打破獨裁統治之下的黨禁，為台灣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同年十二月十日黨外人士在高雄為世界人權日舉行紀念活動時他是總指揮，當時他三十八歲，是一個曾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坐過十五年黑牢的政治良心犯，出獄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孑然一身，曾經的富家少爺，如今一文不名，因此化名許一文。
四十五年前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當時的妻子美籍人類學家艾琳達女士，解嚴後國民黨終於准許他們通信，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封信件裡她回憶了美麗島事件當夜的情形：
『我深刻的記得，大約在晚上十點半左右，當我們站在「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的轉角處，我們的四周有火把的光芒搖曳著，有催淚瓦斯彈藥爆炸聲和濃霧瀰漫著。你對我說了那個夜晚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必須因此在獄中了此殘生──而人民能從此堅定地站起來反抗壓迫者，並且，令人癱瘓的恐懼感能從此結束──我甘願！』
這個曾經忍受過無期徒刑折磨的男人已經預知了來路。
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囚滿十五年出獄，距離下一次被逮埔，只有九百三十六天，這些日子是他五十歲之前僅有的自由歲月，因為他二十一歲就因台灣獨立聯盟案被判處無期徒刑，此前人生僅是童年、求學生涯和軍官學校訓練。
三天後，十二月十三日隆冬清晨，天未亮國民黨當局隨即展開大逮捕，卻意外地出現戲劇性轉折，總指揮施明德在特務嚴密包圍自宅的逮捕行動中驚奇地逃亡成功，這讓特務機構早先計畫好的「安和計畫」功虧一簣，使得原本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大肆逮埔－刑求偵訊一秘密審判一迅速執行的公式，速戰速決的一貫作業頓時難以執行。接著啟動的是「獵明專案」，鋪天蓋地獵捕施明德，通緝令遍佈每一根電線竿、佈告欄、報紙、電視、廣播，一時間讓施明德家喻戶曉，是一個被特務抹黑污衊，宣傳成十惡不赦的江洋大盜，深深地刻印在當時人們的腦海裡，令人台灣社會厭惡與害怕。然而，就是因為這二十六天的大逃亡與通緝，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達女士和岳母有時間能對美國國會遊說施壓，許多國際人權救援組織熱情地參與營救，和各國文化菁英人士的聲援請願之下，讓施明德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營救的政治犯。我們必須了解，「政治犯」就像「二二八」，這兩個詞是當時國民黨最核心的政治禁忌。政治犯的存在是蔣氏獨裁現行犯的鐵證，二二八是其血腥暴力的歷史篇章之一。無庸置疑地，國際輿論的壓力，相信是迫使蔣氏政權最後必須舉行公開審判的最直接因素。
嚴肅地談論二二八，查緝私菸不應該成為重點，二二八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場計畫好的大屠殺，是統治者整肅異己的開端，台灣從此進入漫長的沈默、恐怖的年代；而認真談論美麗島，高雄人權日事件也不是真正的重點，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那一夜發生的事，是恐怖特務統治社會裡的一個必然的結果，不是高雄，也會是台中、台北或台南事件。而美麗島事件應指涉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黨外一系列的論述、組織、宣傳、行動，從全國黨外聯合助選團到美麗島雜誌社，從鬆散的反對氣氛到形成組織化的反對勢力，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權步步進逼，一直到美麗島軍法大審開庭過程中展現在世人面前，施明德不卑不亢笑傲法庭的態度、精彩絕倫的政治答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胸懷，啟迪人心發人深省，焐熱了台灣人冰冷凝固的心，鼓舞了僵化壓抑的台灣社會，逐漸邁向爭取自由、平等、民主和捍衛主權的一條新路。
四十五年前的十二月十一日澎湃的高雄事件隔日中午，施明德搭上一部從台南北上的遊覽車，盯著窗外心裡想：
「我不可能閉起雙眼。也許，這就是我一生最後一趟北上的車程，我貪婪地吞沒眼前滑過的景色…。每個車輪輾過的鄉、鎮、市都有這兩年被我們喚醒的台灣魂，我相信即使我被捕了，走向刑場了，這些魂魄仍會持續飛揚…。只是這些魂魄還很幼齒，必須設法不能讓他們被恐懼感嚇走。」（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尚未出版）
抵達台北後黃昏時分，施明德獨自一人從仁愛路三段二十三號九樓美麗島雜誌社散步回家，他就住在附近的義光教會二樓，他預知前路艱辛：
「仁愛路的林蔭大道是台北市最美的道路之一。夏秋的悶熱常常引我在工作之後，在夜幕低垂時分，躺在安全島上的草坪上。一輩子都睡在硬硬的牢板上，柔柔的草會如軟軟的毛毯般，提醒珍惜這偷來的自由，盜來的假期，牢板床一直在不遠處望君歸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尚未出版）
沒有人能預料，特務也沒料想到，施明德以為的這偷來的自由居然多出了二十八天，這奇蹟般逃亡的二十六天，是一個美麗的歷史偶然，讓必然毀滅的政治慣性嘎然終止，像一鍋煮了三十年都沸騰不了的熱情，變異地在這二十八天來到了沸點，將掀起令人震撼的浪潮。
逃亡、偵訊、起訴，施明德終於等到了第一場公開審判：
1980年3月20日，受審者是我。
醒來時，天已大亮，陽光從狹窄的囚窗射入，部份取代了囚室內的燈光照明。不久，早餐送來……。
今天，我是主角，唯一的主角，美麗島事件總指揮，過去有一段時間在國際已盛傳被秘密處決了的大欽犯，現在是國內外媒體最注視的焦點。這一點，我一分一秒都不敢淡忘。如果把我的微笑和輕鬆的肢體動作視為「不在乎」，
那真是一種極幼稚的解讀。一個公認必定會被判處死刑的被告怎麼可能會有「不在乎」的心境？這種「不在乎」是在極嚴謹的思考下做出來的「極危險」的行為。它必然會激怒獨裁者，和獨裁者的第一線代理人軍法官。當然，它是刻意被擺出來的架勢，是要用這肢體語言傳達給他的族人和後代子孫。這類肢體語言是死士，真正的死士的專利，是矯裝不起來的。
自由永遠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絕對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我又一再提醒自己。
今天，我更是「台灣大講堂」上唯一的大講師，我要替所有台灣人上一堂大課。
我全準備好了，思想和精神都準備好了。連該穿什麼衣服都已決定好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I：軍法大審》）
創造歷史的時刻是留給一生無論何時不管何處都永不放棄地淬煉心志，作足準備的人。施明德的第一個無期徒刑是他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的青春，監獄是他的煉鋼廠，死刑犯的是他的精神導師、政治犯是他的日文老師、英文老師，他遍讀所有法學經典，精研國際法，為台灣問題找出路，他博覽群書，背誦詩詞與歷史性演講稿，夙夜匪懈地鍛鍊，期間遭逢政治犯可惡地背叛、情人無情地拋棄，雖身心重創，卻不敢沉淪，獲減刑之後，在基督徒的平安夜醒悟，他領悟寬恕的力量，一個受難者唯有放下仇恨，才能重拾追尋夢想之路。仇恨常常是使人誤入歧途的毒藥。
此刻，我已經不是被告了，我已經化身為台灣人民的「檢察官」在起訴、控訴蔣經國這個獨裁者，還有他已逝的父親蔣介石。我這個被告終於轉身變成原告，我知道明天台灣的媒體一定會全面反駁我的「謬論」。這些駁斥正是我希求的，真理是不怕被駁斥、扭曲的。在戒嚴時代，反抗者的聲音永遠會被變聲、消音，反抗者的形象必然會被扭曲。只有掌權集團的音容永遠是美好的。
反抗者最悲慘的下場，就是默默死於刑場。但，我終於把大審變做講壇了！
大審如果一直停格在法律範疇，我們不但會□敗還沒有時代及歷史意義。只要點燃政治之火，蔣經國就會居於劣勢，不管他的御用打手如何爭辯都只能使他三十年來的獨裁本質更曝露。蔣氏父子在台灣的行徑澈澈底底就是獨裁非法統治。三十年來就是不准人民討論他們的戒嚴統治，現在終於在大審中被公開了。明天，他的御用媒體和打手再怎麼辯解、反擊，我都是贏家！只要談蔣家的三十年戒嚴狀態，這場大審就是逆轉勝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I：軍法大審》）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當大審的程序來到「最後陳述」時，再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施明德在最後陳述庭中午得知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他做出了回應。
「我剛才從座位上起來走到這裡發言，感覺上似乎走過了比四十年還要漫長的路途，我在這裡有一份遺書，但我不想在這裡宣讀了，我隨後呈庭。……在整個偵訊期間，審判長可以看到我到法庭來都一直面露笑容，毅然面對。但是我現在卻一點都笑不出來，而當我決定要說出以下這些話時，事實上我是要有比死更大的勇氣。……尤清為我辯護時說，請鈞庭不要屈服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不要因某些人的仇恨和利益，而把施明德拿去拜鬼或祭神的祭品。但是，現在我卻要說，我要清楚的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你們可以拿我去祭神、拜鬼！我從來不會為個人利益低頭，我更不是一個怕死的人，只有為了理想、正義、國家、人民的利益才會低頭。此時此刻，我只懇切的希望媒體不要在扭曲我，醜化我的心態。.......我要很清楚說的是：為平復國家的創傷，為替社會帶來和諧，我不要減刑，我非常堅定地請求法庭判我死刑！我請求！我請求！……此時，庭內已一片哭聲，旁聽席上的旁聽人士、記者、女警、監獄官們都有人在擦眼淚，家屬們更是嚎啕大哭，連法官群中都有人在拭淚，全法庭處處泣聲……」（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四月三日施明德在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寫下：
這份「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相當於我的政治遺囑。本來是要在「審判程序」進行到「最後陳述」的階段時，當庭朗讀的。沒想到就在將要宣讀之前兩小時，我聽說「林家滅門慘案」已發生了。我受到強烈的震撼。從那比手縫隙飆出的鮮血，有如來自我的動脈。我疲倦、虛弱得只有放棄宣讀這份文件，並把他直接遞交「國民黨法庭」，好讓來日由歷史法庭參酌。（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他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公文上記載「案情特殊，不宜在中樞地方長期執刑。」因此獨自被監管在太平洋上的孤島——綠島監獄，與世隔絕。然而疲憊虛弱的施明德沒有停止戰鬥，一九八一年發動獄中絕食抗議陳文成之死。一九八五年，異議作家江南被暗殺事件經美國情報單位偵破為蔣氏政權密謀後，施明德遂展開無限期絕食抗議，前後長達四年七個月，以一個囚人最後的生命戰鬥，與國民黨政權進行長期的政治談判周旋。他提出三項訴求：一、釋放除了自己以外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二、解除戒嚴，停止恐怖暗殺政策。三、承認在野政治勢力的合法地位，也就是組黨。這些具體的政治目標都在他一個人的絕食戰鬥中一一完成。
美麗島人士的犧牲精神，美麗島運動所揭櫫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美麗島政團所追求的政治藍圖——民主與繁榮，美麗島大審所彰顯的氣魄以及其所確立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是台灣人全體的政治與精神遺產，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政治團體的私產或獨佔的勳章，任何一個人有意願都能夠成為這份遺產的繼承人，繼承這一份作為一個台灣人的責任、義務與道德。
二十一世紀已然過去了四分之一，台灣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戰爭與殺戮的血腥教訓絕對不能遺忘，但仇恨必須被放下。「寬恕是結束苦痛最美麗的句點」，「和解是台灣唯一的路」，歷經苦難嘗過仇恨滋味的施明德先生如此千叮嚀萬囑咐，唯有如此，台灣全體才能在未來變化的全球局勢中，在國際民主陣營面臨危機之時，以智慧和勇氣，繼續爭取並捍衛台灣作為和平、繁榮、獨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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