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面地看台灣的文藝興起,大概七□、八□年代先是文學興起,再來電影新浪潮興起,然後再進入到整個廣告、廣告影片文藝化、創意化、原創力的興起,這一波一波都滋潤了我們這一批九□後從事華語流行音樂的詞人……
林婉瑜:
一首歌,通常是用聽的或唱的,會特別去看作詞人是誰,是在覺得詞非常吸引人的時候。在MV開頭那幾十秒搜尋詞人的名字,或者特別去翻CD裡的詞本尋找作詞人名字,我被歌詞吸引而特別去找到的那個名字,經常是你。
我相信你的歌,是許多人生命中不同時期的主題曲,譬如蔡健雅的〈紀念〉:「也許那一次見面╱是生命給你機會╱了解愛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江美琪〈我又想起你〉:「當我想起你╱有一種絕望的灰心」,莫文蔚〈電台情歌〉:「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愛情的邊疆╱有種不確定預感」,江美琪〈我多麼羨慕你〉:「有時候╱風太急╱禁不住╱掛念起你╱這一刻╱離我遙遠飛行」,王菲〈我願意〉:「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如影隨形」,林憶蓮〈飛的理由〉:「如果這個時候╱窗外有風╱我就有了飛的理由」。
只是情歌,各種題材,都有你體察入微的詞,而成為該題材中的代表作,如江蕙〈藝界人生〉、伍思凱〈分享〉、電影主題曲〈魯冰花〉……等,可看出你在題材上廣泛不受局限,且你的詞往往會成為那個題材中的經典。
我一直覺得,文字(詩、詞、小說、散文等)的豐厚,除了來自作者對文字內涵、性質的掌握運用外,文字的豐厚,其實更來自於人的豐厚,我知道你除了音樂外,也相當熱愛文學,你的詞在很少的字數內,可以帶入大的生命情境,簡單幾句就能收攏原本龐然的敘事,豐盈的故事性和心境,可以在一首詞的篇幅中完整表達,這和你平素的文學修養有關,也有賴你對事物、對時代的觀看和洞悉。
這幾十年來,流行音樂的環境不斷變遷著,可否請你談談你在流行音樂環境中的經歷和理解。
姚謙:
意識到我是個詞人也是比較晚的了,因為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唱片音樂人,歌詞只是我在工作之外喜歡做的一件事。我從□四年開始維持每個月一半台北、一半北京的兩地生活後,很強烈的感受到,詞對於大陸大部分文藝愛好者的影響。他們對詞的討論在豆瓣這個網站是有非常驚人的分析,所以當我開始思考「詞人」這名詞的同時,我也開始推算自己的角色。在我從事唱片公司管理工作的時間點,再往前回推一些,就是華語流行歌中,詞人的位置形成的一個歷史。
這可能追溯到我進入唱片公司以前,大學時期覺得華語音樂好聽,可能是羅大佑的創作、陶曉清陶姊引領的校園民歌的興起,因為那些詞開始打動我而願意聽華語音樂。
林婉瑜:
民歌興起時,我也曾追蹤聆聽其中許多歌曲,那時,當我們看見偶像歌手在電視裡唱歌,會知道那是一個被捏塑過的形象在對我們唱歌,我們是面對著一個明星,但民歌手的角色比較不是這樣,聽民歌時,覺得民歌手像是自己身邊的朋友,沒什麼距離的、傾訴心事般對我們唱歌,譬如〈歡顏〉、〈橄欖樹〉、〈微風往事〉、〈童年〉、〈光陰的故事〉……等,至今我都還印象深刻。
姚謙:
那時期最大的發現就是,這些詞除了接近自己的語言以外,也跟自己的閱讀有關係;我記得那時候楊弦會把余光中或是楊牧的詩當作詞來寫曲,我們開始覺得這些歌描述的內容跟自己的閱讀是有關係的。而閱讀的影響,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思考跟生活、或說對我們所期待的生活有直接關係。一直到八□年代末、我進入唱片公司的九□年代就很明顯了,剛進來的時候面對已入行的葉佳修老師或是梁弘志老師,他們也都跟我一樣,有閱讀這些八□年代七□年代台灣新興文學、新詩的愛好,他們詞作的風格可以很明顯的知道是來自哪些文體派別的影響,很快的,許多新的文藝青年加入了流行音樂的產業,我們在歌詞的世界裡,隨著一個華語流行音樂盛世的時代,匯合成一種時代的文體。我們這一群所謂九□年代華語流行音樂興起、參與其中的人,也都以這樣的文體當作一個很重要的、詞創作的一個導向,甚至,幾乎變成是一個主流,影響了整個大華人區餘音至今。
林婉瑜:
幾年前,是偶然間在網路上看到,你在大陸的「為你讀詩」這個平台上介紹我的詩。你為平台的讀者朗讀、我首部詩集《剛剛發生的事》裡的〈我只是想知道〉和〈遺失〉這兩首詩。看到那則報導的時候,我有一種微妙的感覺,因為雖然當時我們並不認識,但我也非常熟悉你寫的歌啊。後來在臉書上,我們先是成為臉友,慢慢才有真正的交談溝通。後來我知道,你是文學閱讀量很大的那種音樂人,而你剛進入唱片行業的年代,剛好也是文學、電影、流行音樂蓬勃發展,且互相撞擊產生火花的年代。
姚謙:
廣面地看台灣的文藝興起,大概七□、八□年代先是文學興起,再來電影新浪潮興起,然後再進入到整個廣告、廣告影片文藝化、創意化、原創力的興起,這一波一波都滋潤了我們這一批九□後從事華語流行音樂的詞人。華語流行音樂興起是在整個浪潮中的最後一波,也是台灣的文藝運動裡範圍最大、現在看來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波了。
在八□年代我記得已經開始有好看的新浪潮電影,楊德昌、侯孝賢、張毅導演們的作品,也有好看的新浪潮電視劇,印象最深刻的是黃以功導播的《秋水長天》,夏美華的劇本充滿了新台灣文學的那種文藝散文氣息,可是相對的,電視劇的主題曲就還沒有跟上,還是比較傳統的,我記得已經是當時的一位詩人梁光明先生寫的。文藝氣息在歌的領域,是出現於九□年代左右。
林婉瑜:
從還沒有CD的錄音帶時期開始聽流行音樂,有幾張專輯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譬如蔡藍欽《這個世界》(1987年發行),蔡藍欽以一個大學生的視角,以初入體制、對社會還不適應的眼光去創作,他的歌有某種青澀的情感衝突,對處境的觀察和疑惑,那種情緒和內在,對聽眾來說有種不世故的吸引力;另外我也特別記得郭子的《兒童樂園》(1991發行),《兒童樂園》裡有一首〈都市的早晨〉我到現在還是會找出來聽,歌曲一開始的長笛獨奏,像突破早晨寂靜的第一道聲音,我在這首歌裡感到剔透的美好,這張專輯裡有滿多歌讓我記憶深刻,那時候,萬芳也有類似的吸引力。
更晚一些,有莫文蔚、江美琪、蔡健雅這三位不只是偶像的女歌手,她們是主流,但同時帶著特殊的氣質,對當時的聽眾而言,這三位女歌手傳達的歌者形象截然不同,但她們的一些代表作都有別致的情感面貌,這種形象的構成,和她們演唱的歌、歌詞當然有著很大的關係,如果曲的旋律是帶來感官的、聽覺的衝擊和觸動,那麼,歌詞就是帶來了可供聽者反覆思考的意識和意義。你為這三位女歌手寫的幾首詞,譬如蔡健雅的〈陌生人〉和〈紀念〉,莫文蔚的〈Let's fall in love〉、〈電台情歌〉,江美琪的〈我多麼羨慕你〉、〈我又想起你〉……等,塑造了她們的部分形象,詞中的細膩、流轉與深刻,使這些歌成為聽眾們念念不忘的。
姚謙:
當時我們這批比較年輕的詞人,是剛剛出現的所謂「專業詞人」。
之前的詞創作者,大部分都是跟當時的平台營運有關係的兼職者,例如慎芝老師是製作人、林煌坤老師可能是編劇跟編審,莊奴老師也是當時主要的平台內部編制內置的。
直到九□年代,唱片公司有了所謂的專業詞人,那時候很多創作者還是會依附在新興起的唱片公司內工作,當時唱片公司有比較大的三個派系,主要是「滾石唱片」,就是延續著校園民歌之後的文藝氣息,像羅大佑先生或者在滾石起來的李宗盛先生;另外一個是「飛碟唱片」,飛碟唱片的興起是因為廣告公司的管理和概念進入了唱片公司中,它把一些影像化或者跨媒體整合做得滿好、有非常成功的案例,無論是戲劇、廣告等等都能整合到音樂裡,《搭錯車》就是當時成功的案例,而飛碟唱片那時最重要的一位寫詞者應該是陳樂融!另外一個就是我當時服務的「點將唱片公司」,他是舊唱片體系進入了第二代的掌管經營,它的第一代就是「海山唱片」,是八□年代最大的主流唱片公司,當時大量跟電視台合作,而到了第二代就已經開始進入新的管理,更面向和所謂的文藝創作者合作,所以像陳家麗、林秋離的創作是在這時候起來的,還包含我。
許多新的、我們這一代的創作人當時大概都二十幾歲、三十歲左右,不過在這時候,我們都還是很喜歡找一些獨立的創作者、不屬於三個唱片公司系統的專業詞人,例如姚若龍、何啟弘;也喜歡找詩人跨界來寫詞,例如陳克華或者夏宇(李格弟)。當時詞的創作非常蓬勃,我們經常可以面對一些可能背景不熟悉,但是有很好的創作能力的詞人。
林婉瑜:
你提到寫詞的詩人,我想起去年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全球都有很多討論,是第一次有詞人╱歌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一些台灣的文學雜誌和詩刊,也製作專題去細究歌詞和文學的關係,或者比較詞和詩的異同。
近年我常聽韓國的流行音樂,與其說喜歡,不如說是抱著研究的心情,泫雅、BIGBANG、PSY,他們的歌(詞、MV)經常圍繞著非常鮮明的主題概念,意識鋒利,有時極端極致,有時新鮮諧趣,感覺台灣聽眾是在近十年更接受了韓國流行樂。
整個九□年代,日本中島美雪的歌大量被華語歌手翻唱,她的曲和日文原詞略有哀感頑豔的情緒、纏繞的哀愁,另外像桑田佳祐、恰克與飛鳥……等,都是當時台灣聽眾非常熟悉的日本歌手,除了台灣自己的流行音樂外,我們當時對香港、日本的流行音樂也都覺得嚮往、同時也是熟悉的。
姚謙:
當時九□年代的華語唱片,在蓬勃的創作氣息裡達到了一個巔峰,直到九□年代末「西方五大唱片」(環球、華納、新力、EMI、BMG)進來了。在這段時間、多元的創作時期,除了各找各方的人才以外,我們這些詞人也開始思考除了文學、廣告、電影的影響,還有很多的創意元素是來自於日本,因為當時日本偶像劇的興起,的確帶動很多寫詞風尚、時尚性的調整。源自日本的文學、廣告等等,即使到今天還是會看到這個創作法則,就是把一些日本的名詞「漢語化」之後再來創作,無論是電影、廣告或者小說,都能見到以名字來「漢語化」之後的造句,這也是在九□年代興起的一個詞的創作法。
當唱片變成大的產業甚至國際產業的時候,這對華語的詞人創作也有些影響,在這同時,因為九□年代影響整個大華人圈,台灣流行音樂也引進了一些台灣以外的華語詞人創作,林夕、周耀輝等,除了寫廣東歌詞外,也開始寫普通話歌詞,被納入所謂主流華語音樂系統,新加坡的梁文福先生也都進來了。
林婉瑜: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最熟悉的香港詞人應該就是林夕,除了林夕外,周耀輝、黃偉文也各有特色。我特別記得周耀輝幫李榮浩寫的:「誰陪我做執迷的鯨魚╱在人海中游來游去╱說自己的言語╱誰陪我建永恆的故居╱在歲月中跑來跑去太容易疲倦╱一轉身可以歸去」,而黃偉文的詞很有戲劇感,敘事較為開闊、情緒外放。
後來,你成為唱片公司的管理者、決策者,這對你寫詞而言是否帶來不同的視角?
姚謙:
一直到兩千年,國際唱片公司更是大量整合各方華人進入到華語音樂的創作,我也在這時候進入了「索尼唱片公司」,這段時間對我最大的影響應該是管理的影響!詞的創作有些刺激是來自跨國創作,例如當時西方唱片希望在亞洲能得到很好的發行,尤其是新的音樂人,我記得那時候Coldplay等幾個重點新人,幾乎都是整張專輯把歌詞翻譯成中文,而且是希望翻譯好後,能夠有些詞人或者一些詩人去註解,這與九□年代我大量閱讀日文歌詞有了很好的對照。這是當時我們在推廣西方藝人所做的一套策略,也造成我喜歡去閱讀西方的歌詞創作,我那段時間閱讀挺多的,記得印象最深的就是Coldplay第一張專輯,幾乎是從頭到尾,不斷的把歌詞翻譯成中文後,還要盡可能的接近到可以唱入的階段,盡可能去接近歌詞的形式而離開直接翻譯的形式,甚至我也在專輯裡寫了些欣賞和引薦文字。
另外,兩千年之後,我開始接觸大陸的音樂人,到今天為止我都很難忘的一位詞曲創作者,是那時候接觸的〈露天電影院〉作者,我發覺原來還是有不一樣的華語歌詞創作在大陸是非常吸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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