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閱讀•小說】奚淞/靈光燭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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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閱讀□小說】奚淞/靈光燭耀
人文薈萃 【書評□文化】謝宜安/文學的愛別離苦

  今日文選

【閱讀□小說】奚淞/靈光燭耀
奚淞/聯合報
《深山一口井》書影。(圖/九歌提供)

推薦書:鍾玲極短篇小說《深山一口井》(九歌出版)

近來在港台報章雜誌上陸續讀到鍾玲發表的極短篇小說,很喜歡。覺得她不只用字精簡、形容準確,更存一份溫柔敦厚用心。此心或潛伏、或顯露,自由穿逡在事實與虛構交織的文本中。有時竟可以毫無預警地,作者自身語言忽然挺身而出,出面邀請讀者就故事角色情節進行反思。這種並非一般說教或勵志散文的小說類作品,可謂風格獨特而引人入勝。我讀之如嚼橄欖,回味再三。

去年鍾玲由澳門大學退休,回台灣定居。我於是有機會與她見面、聊天。我發現外表沉靜寡言的她,觸及文學便打開話匣子,她舒緩從容地談到創作、人生經歷以及作為一個佛教徒對她寫作的影響。

文學可說是鍾玲的一生之約:大學時代便投稿《文星》雜誌。而後在弦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時的極短篇專欄中寫作。其間赴美修比較文學。而後在港、台、澳門的大學教學及任職行政。她不只寫詩、散文、小說,也在上世紀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為胡金銓擔任編劇及製片,《山中傳奇》便出自她的劇本。

「中年後,常常覺得自己的不足。」鍾玲說:「這份不足之感非關學問,也非關文學,而是想追求一份得以提升生活和圓滿生命的智慧。直到五十四歲拜師學佛,心才漸漸打開……」

「大凡世間文學作品,往往陷落在情感情緒糾葛的表現中。我想,或許是因為多年學佛、也大概是因為自己年齡到了。二○一四年,我決定以『悟人心──悟自己、悟他人』為主旨,用小說形式每月寫一個短篇。到今天,已經積了五十多篇了。」鍾玲娓娓道出她創作本懷。彷彿揭開簾幕,讓我更了解這些玲瓏精緻的作品,原來都是為傳達人間善意而寫的。

我因此想到文學所謂的極短篇,又有人稱作掌中書、微型小說、小小說或是英文的flash fiction。英文名稱有意思,flash指剎那閃光,而fiction指小說故事。這讓我思及佛語云:「千年暗室,一燈能照」。我想鍾玲寫小說的意圖不只為顯現人生表象,也期望人能在體驗苦樂之餘,當下能卸下情慾纏縛,藉正念轉迷成悟。哪怕只是點滴小悟,也足以開啟心門,直到靈光燭耀的境界。

難得當今還有這樣具「文以載道」理想、以「真善美」為指標的文藝作者。我以所喜愛的三篇──〈車禍中的奇蹟〉、〈禪機〉、〈書院裡的嬰兒〉略加解說,或有助於讀者對作品及作者的了解。

首先談〈車禍中的奇蹟〉。我覺得鍾玲文筆的白描功夫真好。其中山路上橫遭車禍情節,寥寥數百字,三四個小段落,就把電光石火、驚心動魄的貨、轎車相撞現場和盤托出,簡直就像在拍電影了。我為此詢問鍾玲,這技巧可是她從隨胡金銓拍電影的經驗裡學來的?

鍾玲笑答:「他是電影大師。我親眼看他對擺一個鏡頭的講究和精心設計。關於鏡框式畫面,包括環境物件上的安排,人物的對應關係,都要抵達充分飽滿才行。當然,金銓在畫面、美學和寫劇本方面教了我許多。至於說到小說創作,我一向不斷揣摩試探,全然是我自己想做的事。」

的確,鍾玲〈車禍中的奇蹟〉不止於寫出情境上的飽滿明確,到頭來筆鋒一轉,更顯現出災禍中、以萬分之一機率存活下來的倖存者,對「人生難得」佛法的洞悟。這份洞悟既屬莫大奇蹟、又僅就只是繼續活下去而已。主角在結尾道出:「……餘生應該用來感恩,用來學習了解自己。」這兩句話多平淡、多真切,不就是作者要傳達給人的「悟」嗎?

第二篇介紹〈禪機〉,趁此描述禪宗棒喝的小故事,我想先透露作者當年皈依佛門的經歷,也是一段真實版的「山中傳奇」。

據鍾玲說,那是在一九九八年農曆春節,友人邀她往台南千佛山菩提寺,拜謁白雲老禪師。本來只是陪伴朋友、湊熱鬧。沒想到入寺後,當座上禪師接過她遞上名片,看了看便問道:「哦,是那位作家嗎?」朋友才稱是,白雲便轉臉向鍾玲道:「二十多年前,你在《中央日報》登過一篇研究寒山詩的文章,對吧?」

毫無預期,驟然聽到老禪師問話,鍾玲大吃一驚。因為這文章,原是她留學美國時在威斯康辛大學所寫碩士論文中的一章,後在國內《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二十八年前的塵封舊事了,怎麼會忽然穿越時空,在老和尚口中道出?

「我眼淚一下子就直淌下來。」鍾玲說起這段與白雲老禪師初度會面的事,依然激動:「我立即明白,這就是我的師父了。我皈依他老人家,同時也一直相信,早在二十八年前,他就已經收我為徒了。」

這位白雲禪師是湖南人,自幼出家,勤學通貫顯密、經歷坎坷歲月。他一度遭國民黨拉伕從軍,一九四八年來台,足足做了十一年軍人,才解役回歸比丘身分。白雲禪師是潛隱於佛教界的法門龍象,直至九十高齡,仍不斷以深入淺出言辭向弟子開示經論。老禪師圓寂於二○一一年,享年九十七歲。

「我初見他時,師父已高齡八十四,由於他有長年練功夫的底子,體態像個大壯漢,讓我看著有些害怕。」鍾玲笑說:「我是在家弟子,他對我們的教導很溫和。但是對寺中比丘、比丘尼可就嚴厲,有時凶得嚇人、不時作獅子吼。」

在鍾玲諸多抒情短篇中,我特別喜歡那篇熔暴烈與慈悲於一爐的〈禪機〉,便也是因為其中對禪宗師父栩栩如生的描寫。

話說香客迢迢趕路,入廣東山區古寺,拜謁一位歷經文革、勞改苦役,現已恢復聲名的老禪師。故事發生在有千年歷史傳承的雲門宗祖庭……瘦小、顫巍巍、拄拐杖的佛圓老禪師走出來了。這位坐上太師椅的老和尚抿著嘴,正眼也不瞧恭敬遞上名片和紅包的香客(洪莉)。老和尚忽然開口——「『你想做什麼?』給這麼一問,洪莉想也沒想衝口而出:『我想賺錢。』老和尚板著臉大聲叱說:『去偷!去搶!去殺!』說完別過頭去。洪莉的臉刷一下全白了……」

佛圓一聲叱,可真是禪門棒喝,也是對當今普遍貪求現世福報而迷信宗教的人們作獅子吼。古云:「達摩東來,為尋一不受惑的人」。鍾玲寫〈禪機〉至此,必然是感應到佛圓禪師棒喝的用心良苦。

〈禪機〉故事發展到結尾,發生奇妙轉變。小說描述由太師椅起身、往客堂庭院邊走去的老和尚忽然止步,低頭凝視黃瓷磚地面。原來有一隻蟋蟀誤闖佛堂,呆伏地面,不知何去何從……以下是故事結尾,也是〈禪機〉最動人的一段文字:「他(佛圓老和尚)把拐杖放在牆邊,手扶著牆(當年勞改時造成腳骨裂傷、長年疼痛難行,故扶牆),走到蟋蟀旁,用他的雙腳站成九十度的直角,把牠包在直角範圍內,然後雙腿向門方向慢慢移動。牠(蟋蟀)跟著這兩面移動的牆爬行。沒多久牠就由足來足往的險境,回到泥地的家園,那傷痕累累的牆表現的是佛圓老和尚慈悲的身教。」

忍耐徹骨疼痛而救助一隻小蟲歸家,豈不正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佛陀身姿的寫照。〈禪機〉裡,佛圓禪師的棒喝是智慧,救助小蟲是慈悲。悲智雙運,佛法的願行至此圓滿。

介紹鍾玲以「寫出人間善意」為主旨的系列小說,我以〈書院裡的嬰兒〉作為第三則範例。

雖則小說並非紀實文體,我以為這篇故事其靈感可能也就是來自鍾玲所任職、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所發生的事件。

〈書院裡的嬰兒〉描述一位任職書院、熱誠工作的女導師。她年輕,育有一個不滿一歲的男孩──山仔。她如何才能兼顧工作和育嬰,使一切得以兩全其美呢?

鍾玲這篇小說寫得趣味盎然,描寫了書院居然成為育兒院,而全院師生成為嬰兒代母的妙境。此處我既想保護小說機妙,就不該多加贅言,以便讓讀者自得閱讀之趣。

倒是我曾經為〈書院裡的嬰兒〉一作詢問作者:「為什麼要把書中的小主角取名作『山仔?』」

「我喜歡山呀。」鍾玲說得率直:「我從小愛山,雖然我身體不夠強,也不能攀登太高的山。但只要有機會上山,甚至躺臥在天光雲影徘徊的高處,我就像回家般快樂,一點煩惱都沒有了。」

我因此想到在這篇故事裡,所有書院中的師生如母,譬若佛母摩耶夫人,代表世界森羅萬象、無有際涯的愛與慈悲,而山仔則如同出生的悉達多太子,象徵了指天示地的明覺智慧。兩者相融相合,便是心性靈光閃耀的光明母子會。

在此,我願以〈書院裡的嬰兒〉最後段落、鍾玲小說的文句作結語,以祝福世間一切眾生:「有這樣一位媽媽,就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嬰兒。她把山仔放到廣大的世界上,讓他跟人交往,讓他面對不同的處境,山仔可以很早發展他的個性、他的潛能。這座書院的學生肯定有獨特的才能:會抱嬰兒!這特長在1999年左右出生的獨生兒女世代之中非常罕有,未來他們會是有擔當的爸爸媽媽。這樣一個嬰兒,好奇一切聲光色彩,喜歡跟人互動、喜歡助人,在眾人前勇於表現自己特長,喜歡自己解決問題。將來他會是怎樣勇敢的少年!怎樣敢於創新冒險的青年!怎樣一個堅強的人!」


  人文薈萃

【書評□文化】謝宜安/文學的愛別離苦
謝宜安/聯合報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書影。(圖/印刻提供)

推薦書: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印刻出版)

張亦絢的《永別書》裡有這樣一個情節:主述者賀殷殷,偶然聽到一個呂赫若的後代對朋友提起呂赫若,感嘆「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朋友沒有接話,她們不認識呂赫若。在這個多數人都不認識呂赫若的世間,「後裔」被指派來記得呂赫若,後裔是面對「徹底遺忘」的最後一道防線。

從書中時間回推,這段對話約發生於二○○○年代。同樣在二○○○年代,賴香吟開始了她在報紙上的專欄,介紹日治時代台灣小說家。其中,也包括呂赫若。這些專欄如今整理出版,成為《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賴香吟在這本書的後記提到,當初之所以選擇台灣文學為主題,是因為珍惜取得的言論空間。

這也是承擔記憶的行動。小說家們雖非前輩小說家血緣上的後裔,但卻是文學史上的後裔。再過十年,如今,後裔們多了起來。面向大眾介紹台灣文學的創作者越來越多。記憶,多一點人分攤,就好像沒有那麼沉重了。

這本書雖然就自身歷程而言,是遲到,但就讀者而言,並不嫌晚。將《天亮之前的戀愛》與其他書並讀,仍會驚訝於賴香吟在《天亮之前的戀愛》中,投注了那麼多的溫柔。她筆下的每一位作家,都是滿懷理想的青年,他們熱愛閱讀、熱愛寫作,想要把所有一切都獻給文學。但是時代不允許,在動盪的交替時刻,他們或身死革命,或因為語言被奪而無法寫作,最終都離開了文學。正是因為愛,所以這別離,非常痛苦。

賴香吟總寫那些「愛別離苦」的時刻。多數作家評傳寫的是作家的創作與發表,是熱烈的高峰,她卻不斷望向那些鮮少人注意的,散場時的清冷景觀。在那些時刻,作家或因為生命終結,或者因為語言轉換等因素,而中斷了與文學的關係。

賴和死於戰前,本來可以懷抱文學理想以終,他卻在死前對楊雲萍說:「我們所從事的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對他而言,文學的意義,彷彿在此斷絕了。

呂赫若因為投入革命而「下落不明」。但賴香吟沒有提到「鹿窟」這個呂赫若可能的死亡地點,反而將敘述結束於妻兒在家中荔枝園掩埋手稿那一刻。或許是因為對賴香吟來說,這無異於作家的第二次死亡。

離開文學的方式,有些以生離,有些以死別。生不見得比死更幸運,生離可能比死別更痛苦。張文環活過了二二八,但二二八卻中斷了他的寫作,原因是「文學朋友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他就連談論文學都不願意了。龍瑛宗則在戰後因經濟因素重返金融界,放棄曾經的雜誌事業。儘管兩人後來都曾一度回歸寫作,賴香吟更關心的,仍是他們放棄文學的那個時刻。她甚至對兩人下了相同的註解:不再貪戀文學這「悲哀的玩具」。

作家故事就此結束了。不是結束於死亡之時,而是結束於與文學緣盡之時。這個選擇是很寫作者的:正是寫作,確立了一個作家的身分。

若讀過《其後》,必能了解賴香吟為何那麼在乎「寫與不寫」的問題、為何特別提到一個作家放棄文學的時刻。《其後》裡,主述者透過死亡,認清了生之可貴——《天亮之前的戀愛》則藉由那些告別文學的痛苦時刻,為我們展現了文學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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