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身體甜身體
●陳思宏
國偉：
我柏林家旁邊的小巷開了一家日本雜貨店，小店鋪清簡，陳列貨品不多，老闆是年輕日本夫婦。我一向喜愛「留白」的店家，這家店鋪擺飾節制，空蕩蕩的架上就幾罐日本有機醬油，櫃台擺著招待客人的手工甜點，一切稀疏淡雅有致。結帳時和老闆開啟對話，京都人，剛結婚不久，來歐洲愛上柏林，決定住一段時間，以時下流行的「快閃店」（Pop-up Shop）概念，在柏林經營小雜貨店，只開六個月。聽到我來自台灣，他們一臉迷醉，好喜歡台南啊，好想去台東住一段時間啊，都是好舒適的地方。我讚京都美啊，他們微笑點頭稱謝，接著說，但京都太辛苦了，台灣好，台灣好放鬆。
我懂了，難怪，他們選柏林。
柏林是我個人身體的分水嶺，柏林前焦慮，柏林後「算了吧。」2004年初夏，我結束台灣一份工作，從台北搬來柏林，如果說有任何的文化衝突，就是聽覺的巨大落差。我在台北住中和捷運景安站附近，市容擁擠，垃圾車尖叫，里長日夜廣播瑣碎，鄰居卡拉OK。2004年台灣歷經一場喧鬧的總統大選，族群對立，三一九槍擊事件，選後爭執蔓延，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在吵，不知國偉的家人朋友是否一樣激情？但所有的聲響，就在我降落柏林的那一刻全部消失。我住的社區明明有許多人口，但入夜後人類集體失蹤，街道冷清，出門散步，走了廿分鐘才遇到一個人，這不是人口超過三百萬的德國首都嗎？人呢？
我在台灣屬於一個緊湊的人際網路（國偉你應該也是吧），一有困境就有溫暖的手伸過來。我的柏林元年，就是我的孤獨元年，自己去銀行開戶，自己去超市採買，自己每天早上九點去學德文。我生長在彰化大家族，全家都大嗓，柏林卻逼我安靜。這突來的安靜讓我慌張，迫我認識自己。無援，就會認清自己的弱點。
很奇怪，因為覺得軟弱，因為一切忽然安靜，我更渴望寫作。寫作重紀律、督促、體力，需要健康的身體，但這肉體軀殼心靈又不能太湛藍晴朗，必須偶有陰雨潮悶，苦甜交織，動筆剛好。我那陣子作過一個怪夢，我故鄉永靖老家塞滿了鬆軟的粉藍棉花糖，可躺可臥可舔，但嘗起來，卻是新鮮苦瓜的滋味。說來詭異，這苦瓜口味的棉花糖夢，對我來說就是柏林隱喻。
寫小說遇窒礙，我就會出門去看人。我眼中的柏林人奇形怪狀，不注重「時尚」，忙著當自己。搭地鐵遇到精神狀態不穩的婦人，對著乘客嘶吼，沒有人驚慌，無人按下緊急通話鈕，就是任她咆嘯。另一次，我在月台上等列車進站，牽著導盲犬的盲胞忽然摔落鐵軌，列車來不及煞車，我在月台上目睹一切，十分鐘說不出話來。這十分鐘內，月台上、車廂內所有的乘客都很冷靜，沒有尖叫沒有哭泣，沒有新聞記者出現連線報導，就是靜靜地讓站務人員、醫護人員處理。幾天後，柏林大暑，通勤車廂內出現一絲不掛的乘客，依然，沒有人有任何反應。
我帶著台北捷運的身體韻律來到柏林，「處心積慮」想讓座，不敢吃食，拘謹約束。但柏林沒有讓座文化，車廂內有乞討、賣藝，乘客負責自己的身體，大方飲食。「自己」是個很難解釋的身體概念，但柏林地鐵就是個非常「自我」的場所，髒臭酒鬼鄰座是個西裝筆挺的紳士，「怪人」特別多，你不侵我，我不犯人，各色人種都能在這封閉空間裡共處，直到車廂打開，各自回去自己的富貴或貧賤。
我真不知道我是否有「入境隨俗」，但我的確逐漸沾染了這樣的柏林身體節奏，鬆懈，不大驚小怪。
後來社群網路興起，我貼上柏林近照，留言蜂擁，都說我胖了。玩笑話無傷，我沒當真，畢竟我在德國真的胖了十公斤。去年我接拍德國電視影集，角色須減重，我在試鏡第一關就開始刻意戒麵食，幾個月掉了八公斤，臉書照片又出現留言，關注我的體重。幾位台灣僑胞當著我的面喊：「太瘦了啦！你是不是生病！」我才發現，我們原來如此習慣當面批判他人身體，胖瘦根本不是自己身體的事，集體干涉，甚至當面「糾正」。我知道，我以前一定也是愛指責他人身形的討厭鬼。
我在台灣中學演講，簡報上有德國總理梅克爾的照片，有男生直接喊：「她怎麼這麼胖！」有女同學在我演講後與我通信，父母師長同學都說她肥，她每次吃完便當就去廁所偷偷催吐，但還是胖，怎麼辦？我寄給她多張梅克爾照片，如果她從小到大只擔心自己的身材，會成為國家領導人嗎？我相信總理一定也受過身體之苦，但，請注意看她的自信與從容。
苦，我們自己受苦太孤單，當然要別人一起苦。名人是標靶，胖了皺了老了瘦了都會招來譏笑，我們認為巨星不是人類，所以不准老不准鬆弛。名人（尤其女性）的網路帳號是吵架勝地，胖了被圍剿，緊繃被疑整型，離婚被嘲笑，感情生變被道德討伐。
社群網路其實加劇身體之苦，網站演算決定我們的觀看，在Instagram上點選一張「六塊腹肌」的男模照，之後就會一直不斷看到類似的照片，彷彿這世界只剩下那樣的身體。演算就是過濾，在YouTube上看執政狂人影片，之後整個頁面就不斷跳出更恐怖的極右派影片。我們的身體被演算制約，想要變成Instagram上那些帥哥美女，那件Logo襯衫不買就退流行了，不跟著這樣做重訓就沒人會愛我了。打開手機就是趕路，鞭策自己的身體，企圖博取更多的點閱率。我在國小任教的朋友說，講到「我的志向」，許多小朋友都說，以後要當「頻道主」（YouTuber），拍影片上傳為職，而其實班上已經有一位十歲女孩在YouTube每周都會上傳節食減肥健身影片，由母親協助拍攝。
有一陣子我很愛看「改造秀」，醜小鴨被專家打造成天鵝，醜屋爛房變華廈，胖子變瘦子。「改造秀」的節目效果就在製造二元對立衝突，美醜，寬窄，胖瘦，窮貴。電視節目短短一小時，人們從苦海擺渡到伊甸園，瘦了美了窄了人生從此一片坦途。
看完，常一嘴苦，需甜點寬慰。因為悲傷。
和雜貨店日本夫婦多聊幾次，發現兩人都有原生家庭的傳統壓力，柏林是會過期的放逐童話，六個月後他們必須回京都，乖乖生孩子，繼承家業。柏林不羈，像盤紊亂的甜食，兩人刺青、學探戈，夏天回日本前，要去裸體湖畔把皮膚曬成炭。回京都不代表就是苦味妥協啊，家就在鴨川河畔，柏林依然零度逼人，老家庭院的櫻花，此刻應該都盛開了吧。
與身體和解
●陳國偉
思宏：
我曾經對日本上班族這樣一種具有高度集體性的生物，分外感到好奇，因為對我們五、六年級這個世代來說，許多人對愛情的想像，其實是受到1990年代的日本偶像劇而啟蒙的。一開始我們看到《東京愛情故事》的永尾完治，只以為他就是個鄉下來的大男孩，總是睜著眼睛好奇著東京的一切，而甜美略帶著大人般神祕感的赤名莉香，散發著說不清的城市性格，因此在愛情關係上總是引領者。接著我們又在《101次求婚》中看到星野達郎，人屆中年不僅升職無望，還連續相親被拒絕了99次，他陰錯陽差跟美女大提琴家相識交往，但怎樣都掩蓋不住在那炎熱的夏天裡他渾身散發的油膩感。
後來我們知道了，在日本原名趨勢劇（Trendy Drama）的偶像劇，因切合時代發展出強烈的職業劇傾向，所以男女主角若非菁英階層，就是有著帥氣與夢幻般的工作：醫師、律師、工程師、鋼琴家、飛行員、賽車手、畫家、設計師、模特兒、品酒師……但這畢竟是與現實有著距離的戲劇世界，一般人的日常中，最容易遭遇的，還是像完治、莉香與星野達郎那樣的白領階級。
在現實的上班族身上，其實很能看出日本這個國家對於個體的禁錮與宰制，整個社會就仿若法國哲學家傅柯所講的圓形監獄，沒有任何人的身體能夠逃脫跟日常生活已緊密綑綁的重重規訓機制。每天一大早他們提著公事包搭電車上班，當車廂擁擠到一定程度時，有些人甚至會把雙手高舉，避免陷入被舉報為色狼的危機。許多人需要多次轉車，因此他們必須在月台間疾走，觀察班次狀況以便即時反應。我就曾親眼目睹在早晨的尖峰時間，前一秒幾個站務員才在電車門前幫忙把人推擠進去，但下一秒跑馬燈突然亮出了有人跌落鐵軌電車必須停駛的「人身事故」訊息，就在那一瞬間，西裝革履的上班族們反射動作般地衝往其他月台，換乘其他線趕赴上班，那整齊劃一有如軍隊的集體行動，以及響亮敲擊地板的皮鞋聲，都顯示出他們日積月累被社會雕塑出的身體共性。
然而到了晚上九點十點夜逐漸深的時間，則又是另一番風景：車廂裡充斥著菸酒汗臭混合的疲憊氣味，許多人鬆開領帶便在座椅上呼呼睡了起來，而車站周邊仍有大量剛應酬完的上班族男女鞠著躬互道晚安，從彎腰的幅度及身體姿勢很容易判斷出彼此的階級高低，而有些為了放鬆應酬後的壓力，三三兩兩又擠進了小巷子裡的居酒屋去三次會或四次會了。
但我相信這套社會身體的禮儀與規範，絕對是長期養成的產物，住在東大駒場校區的那段時間，我就多次看到一群群的大學生，彼此應該是社團或球隊的前後輩關係，在返家的月台上以同樣的身體弧度道別，幾乎可以直接疊合那些上班族的身影，已經分不清誰是誰的身體。
也因此我很能體會思宏你在柏林遇到的這對日本夫妻，他們身體裡的各種甜與苦。雖然我對日本由秩序性發展出來的美學與職人文化深有好感，但我仍然無法否認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人民總是把自己逼得太緊，每個人好像被無形的繩線牽動著四肢，猶如木偶般依照著社會需要擺出應有的身體儀態。
就只為了不要跟別人太不一樣。
然而我覺得弔詭之處也在於此，為了收納各種生理上有著差異的身體，讓它們能夠在社會空間中展示出最理想的樣態，日本的日常系時尚也是最多樣的。
我早年曾在東京迪士尼有過非常震撼的文化衝擊，因為暑假所以滿坑滿谷的父母帶著孩子湧入，有時甚至一旁暫放的嬰兒車，比遊樂設施排隊的人還要多。然而我卻驚訝的發現，無論是抱著嬰兒還是牽著小孩的爸爸們，即便因為炎夏所以穿著T恤跟短褲，但大多數的他們都相當知道如何搭配有特色的帽子、鞋子與配件，而讓自己散發出不同風格的時尚感，甚至有時他們的另一半都還為之遜色。
當然，若仔細研究起來，還是可以歸納出幾種明確的風格類型，而且在當季的雜誌特集都可以按圖索驥，但毋庸置疑的，日本人的確是為形形色色的胖瘦身體，開發出各種有型的時尚哲學。也許苦了他們，但卻甜了像我這樣在台灣不見容於時尚型錄的身體。
在這樣的身體雕塑場，即便老年的晚期風格，也可以被預約。那些趁著午前出門辦事的老爺爺老奶奶們，每一個都典雅仕紳，各自體面，是社會制約，但也帶著仍然意圖與歲月長期抗戰的身體尊嚴。
反觀台灣，無論是年輕爸爸或年長爺爺，總是一襲格子襯衫搭牛仔褲，或是運動服配籃球褲，功能性完全凌駕審美。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身體節奏何嘗沒有極為鬆緩的一面。
的確如你所說，有太多人總是與自己身體為難，不是催逼它太苦，就是任由它太甜。
但無論如何，在那對日本夫婦眼中，德國台灣，應該都是甜的吧。
你可能會很訝異，其實在我的生命中，大多數時候人際關係都不算太緊密，也因此我鮮少感受到身體距離的壓力。真的要說最靠近那種經驗的，應該要屬大學在台北念書的那四年，宿舍室友、同班死黨交錯著社團，群居終日但我卻忙得不亦樂乎。可能因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所以那種休戚與共的情感，對我來說反而是遍灑著黃金色光芒的時光。
但純真年代終究要結束，二十二歲我到嘉義去念研究所，這才意識到突然空出大把的時間，需要學著跟自己相處：一個人去圖書館，一個人在宿舍看日劇，一個人對著牆打網球，一個人去逛唱片行，甚至一個人上大賣場補給生活日用。倒也不是沒有再交到好朋友，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每晚到女宿去跟碩士班同學一起開伙，但自己其實很清楚生命已經永遠地告別「大觀園時期」的那種無悔青春，並且徹底覺悟到，孤獨是自己選擇研究這條道路必須習慣的身體節奏。
只是我終究沒有預料到的是，最後這個時期遺留在身體裡最強烈的苦，竟是921累積下來的恐懼，7.3級的大地震，嘉義震度6級，在那些夜裡，只要稍微有風吹草動，我便起身準備往宿舍外衝刺，一個月過去，沒想到震央換成嘉義，至少6級以上。寫碩士論文加上地震的壓力，我的身體無法放鬆，對電腦椅的搖晃總有著過度反應，最終背部僵硬形成舊傷。直至今日，每逢地震過後，我的身體就會反覆進入同樣的緊急狀態，久久不能緩解。
因此我始終相信，每個人的身體其實是苦甜參半的。即便是那些在網路上不斷以視覺霸凌我們的標準身體，也一定或多或少困於某個生命階段的創傷記憶，而唯有真正接受了苦與甜是共生的事實，我們才有機會掙脫那些無形的宰制，與身體真正的和解，作回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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