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超過一年半,近來隨著Delta病毒快速蔓延,幾乎可確定疫情無法在短期內遠離,對經濟的衝擊還將持續一段時日。一年半以來,經濟政策遷就疫情,政府的紓困政策已經到4.0版,也要第二度發放振興券。這不免令人擔心,若是疫情不止,政府不知還要紓困振興幾次?國家財政能否負擔?
無論未來疫情如何變化,政府都必須體認這些「以疫情之名」的經濟政策都是短期而不具可持續性的,現在就應思考可能必須與疫情長期共存的經濟政策。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學會對市場機能的尊重與避免造成國人對政府政策的過度依賴。
即使經濟受到疫情衝擊,市場機制的運作依然強大,政府千萬不要讓國人以為經濟受創完全是政府的責任,而可以由許多「以疫情之名」的政策解決。去年7月,在管制解封、振興券發放後,零售業銷售額創下歷史新高,振興券固然有功,報復性消費也是重要原因。事實上,只要讓市場得以運作,許多經濟難題就可迎刃而解,這也是歐美各國不堅持疫情清零的原因。今年6月,國內失業率因三級管制而飆升到4.8%,但7月因畢業季應上揚的失業率反而因疫情趨緩而驟降至4.53%,這也說明了市場力量不可小覷。
市場機制也會導引資源做更好的配置。近年來由於電子商務、平台經濟興起,加上疫情催化了宅經濟與遠距互動,台灣的商業服務業受到不小影響,5G與AIoT的發展也開始衝擊服務業的就業;另一方面,製造業則正歷經前所未有的榮景,缺工成為難題。若能透過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將部分服務業勞工引導至製造業就業,當是較好的資源配置。雖然勞工的跨產業移動遠較學理上僵固,但政府過度的紓困措施更容易將勞工綁在原本的產業中,影響了市場適切導引資源重分配的功能。
最近可能受到「以疫情之名」政策影響的是基本工資的審議。去年因疫情幾乎未調整的基本工資,在如今疫情仍持續下,應如何調整更顯尷尬,連勞動部長都未敢表態。與台灣情形最相近的是日本,最低工資的調整向來頗有章法,即每年固定大約有2%至3%的調幅。去年日本也因疫情幾乎未調整,因此今年即大幅調升以補足去年的缺口。
在台灣,目前資方已主張基本工資應凍漲,但面對十年來最佳、遠較日本為高的經濟成長率、惡化中的所得分配及蠢動的物價,勞方又何辜得承受連兩年極低調幅的基本工資。因此,基本工資的調整應跳脫「以疫情之名」的枷鎖,回歸常態性的考量,其餘的就交給市場去處理。
另一個「以疫情之名」而值得探討的是寬鬆貨幣政策。在疫情前,長期低利卻又無法刺激投資的政策就已飽受質疑,疫情以來,進一步被壓低的利率與寬鬆貨幣政策,與全球各國相同,不但少助於實體經濟,徒然創高了股價與房價,也惡化了所得分配。政府去年宣示「打炒房」,但全國住宅價格指數仍持續創新高,雙北房價更較去年漲了一成以上。儘管建築成本上揚是支撐房價的因素之一,但房價高低更是明顯的資金現象,央行一方面維持資金寬鬆、低利,一方面要打炒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成效當然就難令人樂觀。
美國聯準會已開始嚴肅討論縮減購債規模的時程提前問題,對台灣而言,央行也必須嚴肅思考「以疫情之名」的寬鬆低利政策是否已是弊遠大於利,更應該以疫後或疫情常態化的角度來釐訂真正有助於實體經濟與所得分配的貨幣政策。
無論疫情是否會遠離,政府的經濟政策現在就應以打造運作健全的經濟環境、避免提供影響市場經濟健全運作的錯誤誘因為目標,必須降低市場的依賴心理與資源運用的扭曲錯置。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