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雅電影獎最佳影片：《女孩們》（Las niU+F1as）與成長教育的省思 西班牙一年一度的電影重頭戲——2021第35屆哥雅電影獎頒獎典禮因Covid-19疫情，改以線上進行。所有獲得提名者均在家中等待獎項揭曉，從電視螢幕中得知獲獎的消息，可以立即與家人親友擁抱慶賀，反而讓這樣的榮譽平添更多的溫馨與真情。 
主持人安東尼奧·班德拉斯透過大螢幕，與入圍者以視訊方式進行頒獎典禮 西班牙女力發威，《女孩們》橫掃四大獎 雖然今年參賽的作品泰半都是疫情前拍攝的作品，電影情節、場景和空間，卻頗像疫情間的簡約，室內像「三廳電影」的空間，室外則是大自然的空曠。今年摘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新人導演和最佳攝影的《女孩們》就屬於小家碧玉的作品，但從《女孩們》的獲獎，可以看到幾個可喜的現象。 
今年各種獎項獲得提名的女性工作者佔了四成多，讓從事影視事業的女性獲得極大的鼓舞。《女孩們》的導演碧拉・帕洛梅羅（Pilar Palomero, 1980-）累積六部短片的拍攝經驗之後，以首部長片摘冠，大大提升了女性電影和女性議題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導演和”女孩們”的演員合影 除了生理層面，導演更關注女孩的心靈茁壯 《女孩們》顧名思義，以一群小女孩為主體，描述純真童年的成長歷程，個個留長髮綁辮子，用彩色橡皮筋繫髮的時代。故事以環繞女主角賽莉亞（Celia）為核心，時間背景是1992年，巴塞隆納舉辦奧運，塞維亞舉辦世博會，西班牙最燦爛的一年。當時賽莉亞11歲（正是導演碧拉當時的年紀），來自單親家庭，與母親相依為命，就讀薩拉戈薩市（Zaragoza）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她從來不知道父親是誰、為何過世，因為母親總是支吾其詞，不曾回應她的詰問。有一天，班上一位從巴塞隆納來的轉學生布莉莎（Brisa），和賽莉亞、克莉絲汀娜等同學成了小圈圈的死黨。布莉莎來自巴塞隆納，相對薩拉戈薩，就是一個「城鄉」的對比；盱衡當時的奧運、世博盛會，女孩們接收小鎮修院的制式教育與傳統，和所謂的現代化何等疏離。 
1992年西班牙奧運開幕 布莉莎很自然而然地引發賽莉亞的好奇心，去挖掘與發覺自己的身世與身體，從一個懵懂的小女孩邁向青春期少女的成長過程，德語文學中所謂的”Bildungasroman”。於是，女孩們背著大人，在課後談論性的問題，玩弄起大人隱藏的保險套，卻不知道用途；開始群聚街頭巷弄學抽煙，到酒吧與男孩玩樂、出遊兜風，也關注自己身體的變化，一起玩女生愛玩的遊戲。就在「我從來沒有，我從來不是…」的遊戲中，其中一位同學說自己從來都不是孤兒，觸動了賽莉亞�十|的心痛，更加執抝想要找尋生命的答案。 《女孩們》反應前衛價值觀掙脫守舊的社會枷鎖 同窗之間是一個世界，學校和家庭是另外兩個禁忌和保守的世界。物質方面，單親媽媽經濟的困擾無法實現她希望擁有同學都有的牛仔夾克和內衣，而她從來沒穿的尷尬讓她的生活更顯自卑；學校對她與男生出遊視為行為不端，通知家長嚴加管教，母親只有巴掌和斥責。她轉而向神父告解尋求釋疑。她問：「為何沒有結婚就有孩子是有罪的」，「天主究竟在哪兒」，而神父也沒有給她適當的答案，只要她乖乖聽媽媽的話。 就在外婆逝世，媽媽返鄉奔喪的旅途中，賽莉亞逐漸知道所謂「親人」的關係，原來媽媽不讓她一起奔喪基於「不可以」，這「不可以」是因為賽莉亞不明的身分，是媽媽讓人指指點點的恥辱。最後，賽莉亞的種種堅持讓媽媽終於勇敢地走出自己窄小的生活空間，參與親子社交。電影取鏡學校合唱團為片頭片尾場景，讓女孩們的世界在中高低音都可以共鳴的合唱中閉幕。 穿插經典配樂、電影，《女孩們》喚起時代共同記憶 電影選用的配樂都是同世代的「集體記憶」——《傳說的英雄》、《墮胎的母雞》、《復仇的渴望》……；取景也回到導演生長年代的寫真，例如校園帆布書包專賣店G.E，當時學校性/愛教育的禁忌與教條……等等。這是導演帕洛梅羅的類自傳，自我回顧與療癒的方式。電影裡特別嵌入「框架電影」的技巧，放映的是1954年的《耶穌，你餓了嗎？》（Marcelino, pan y vino，1955年柏林影展銀熊獎），這是一部彰顯宗教奇蹟，耶穌神像復活，帶領孤兒馬瑟利諾到天堂見媽媽的奇蹟，然11歲的賽莉亞看了無感，對宗教信仰更徬徨。這部50年代備受讚譽且廣為閱讀的小說《馬瑟利諾，麵包與酒》，到了90年代甚至今日，讀者接受度與時空已大異其趣。 
1954《耶穌，你餓了嗎？》電影劇照 大獎的肯定，凸顯《女孩們》對於社會的溫柔關懷 女導演初試啼聲便奪大獎，《女孩們》的小品故事是否足以撐起哥雅電影獎的天平，也是若干影評的質疑。不過，這部電影連西班牙的好評都沒有提及的特點，可以帶領我們延伸閱讀，深入兒童文學和成長教育的省思。 西班牙二十世紀相當知名的兒童青少年文學女作家艾蓮娜・弗頓（Elena Fortún 1886-1952）有一系列以「賽莉亞」為主角的成長小說，共21部，時間綿延58年（1929-1987）。其中第二部《賽莉亞的學校生活》（Celia en el colegio，1932）和《女孩們》異曲同工，極具社會諷喻的是，後者處於第二共和，內戰一蹴即發的動盪時代，與1992年的民主社會和奧運盛事大相徑庭。但，其中不變的是，賽莉亞如何在社會的變動中尋找自己生命的座標，從歧路中導入自己人生的康莊大道，應是《女孩們》的人本關懷獲獎的主因。
文/清大外語系教授 張淑英 本文收錄於英語島English Island 2021年0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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