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多年前到美國留學，第一個學期跟著同學搶修一位社會學大師的課。記得第一次交報告就被大師震撼教育，他從我文章中挑出一個段落，問我為什麼要引用這些文獻，要我說出這些文獻所提出的觀念與論證方法，以及和我的報告之間的關係？我愣住了，原本擔心引用疏漏，怎麼會變成引用唬爛？他說，引用文獻不是要顯示讀了多少書或多少篇文章，更不能當作裝飾，而必須和所撰寫的論文有關，至於如何跟論文有關呢？簡單的說，不外乎站在他人（文章）的肩膀上或是和他人（觀點）進行對話。如果整篇論文具有原創性，那麼參考資料與文獻引用並非必須，在社會科學中就是少見的奇才了！
我已經退休一年了，回顧多年來我所熟悉的學術領域，仍如大師所說，文獻與參考資料在論文中的角色，裝飾的成分不少，有一些在反映學術人脈，更有一些成為時尚，不引用還會有壓力。
文獻整理是學術論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是國內文獻，通常是擇取觀念、專有名詞、研究方法，乃至於文章段落，若是外國文獻，免不了要翻譯；這些都會涉及「抄」他人文字與承「襲」他人想法。然而，重點除了要看「抄襲」的比重，更應該檢視，有了這些文獻，論文架構是否較完整？論述的脈絡是否較清晰？反過來說，如果把這些文獻刪除，而對於整篇文章的理解並沒有任何影響，那就是裝飾！總之，要和論文緊密的結合，才不至於讓讀者認為論文在無病呻吟或充篇幅。
委託研究和學術論文性質不同，因政府單位要委託研究必然有其目的；尤其在文獻蒐集上，通常委託單位會建議或指定範圍（例如，那些國家或政策項目），脈絡與論述嚴謹度也不如學術論文。有些學者關係特好是被委託的常客，結案審查的學者專家又彼此熟悉，總會有「禮尚往來」的味道；參與審查若過於嚴苛，往往不受同儕歡迎，也不會成為政府研究案委託的首選。
在我熟悉的社福領域，通常是蒐集國外先進國家相關政策，或是針對本國進行實證研究提出政策建議。執行研究者是否認真進行研究以及委託單位的把關，值得檢討；此外，研究經費如何擬定？從數萬元到上億元都可以做相同的議題，這才是弔詭之處。
我在行政院服務的時候，只要是送來的政策初稿是根據委託研究報告所建議，必詳讀該報告。因我了解行政單位幕僚可能沒時間研讀，即使研讀發現問題，也不想得罪研究者，特別是大牌教授或曾擔任過政府要職者。於是，幕僚就可能直接採用報告的結論與建議，作為政策擬定依據。
其中一個例子我印象深刻，是關於社福政策建議，研究報告指出乃參考日本做法，由於我發現報告未註明出處，我還問了日方此政策，但無答案。最後我要求和研究團隊重新審視，才發現是研究助理在網路上看到的。試想，我當時若沒有雞婆，中華民國的政策就很可能是由一位研究助理所擬，這樣的錯誤應由誰來承擔呢？
不論是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文獻整理固然有抄有襲，品質好壞也見仁見智，但只要仔細審查，應可以看出研究者付出（effort）的多寡，而真正的抄襲乃「得來幾乎不費功夫」！（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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