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時尚大廠的惡性競爭，導致了這一切……如此不必要的浪費，不僅害慘了地球，也毀了你的穿著品味…..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露西・希格爾認為，我們也不必為了挽救快速時尚的惡果而完全不買衣服，關鍵在於「審慎挑選」與「理性分配預算」。環保的有機纖維、動物友善的養殖場、回饋給在地農夫與傳統工匠的公平貿易、確切落實針對代工廠的環保與人權稽查、二手衣的再利用、換衣市場等等充滿創意與愛心的良心時尚，都是拯救地球與你的衣櫃的良方。而我們──全世界的消費者──需要做的只是把每年的購衣總預算從4.6％提高到6％而已……
作者介紹：
露西・希格爾
露西．希格爾是英國在報導社會及環境正義方面議題首屈一指的記者。自2004年起，她每週在《觀察家報》（Observer）撰寫以道德生活為題的專欄。同時她也為《泰晤士報》（The Times）、《美麗佳人》（Marie Claire）與《Grazia》等報刊撰寫專題報導，並在《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上經營部落格。
搶先試閱：
烏茲別克的奴役農場
歡迎來到遍地長滿白色黃金的烏茲別克，這裡甚至還有紀念每年棉花豐收的歌曲。一九二九年時，後來的紀錄片始祖維托夫（Dziga Vertov）拍攝了一部有些詭異的Ｂ級片情節的電影，於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用雙手摘下毛絨絨的棉花，搭配上一首怪異、音調上揚的民謠做為背景音樂，為的是讚揚棉花產業的崇高美好，以及勤快撿拾棉花之美德。副歌不斷提起撿拾棉花者，包括小孩，頌揚他們的努力是打敗敵人必不可少的力量。
九十個年頭過去了，烏茲別克的棉花收成方式看來並沒有什麼改變。一九九○年代早期，這個國家放棄了機械化的棉花採收。政府當局找到了一種更便宜的方式，但他們會說那是一種更傳統的方式。因為在即將到來的九月，如果你有機會一遊棉花栽種的重點區域，看看那些與棉莢一同彎曲著的身影，就會發現這些身影不過就是孩子。引以為傲的烏茲別克棉花產量，是建立在被強迫勞動的孩子與青年的血淚上。
每年總有一些相關的影像或文字，躲過烏茲別克獨裁者伊斯蘭．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的耳目，流露到外面的世界。卡里莫夫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兩年後烏茲別克隨著蘇聯解體宣告獨立）便無所不用其極地統治著這裡（他正式的兩任任期是到二○○七年）。儘管缺乏確切的數據，但是根據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一份與烏茲別克人民和記者合作的祕密網絡搜集來的證據估計，二○○九年時，被迫到田間工作的烏茲別克孩童數，大約在一至兩百萬人之間。
從偷拍的影片中我們能看到收成的畫面。小小的雙手抓著白絨絨的棉莢，以機械般的準確度將它們與枝幹分離。他們的動作靈活的不可思議，不過每個孩子都必須要達到很高的數量標準。烏茲別克的官方說法是這些孩子參與收成，有樂趣又可以賺取零用錢。這可是苦差事。如果讀過約翰．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一本揭露人工採收棉花之辛苦殘忍的社會批判小說，你大概就會知道這些年輕人們所忍受的是什麼了。他們須達到的配額是不容討價還價的。
卡里莫夫是西方在反恐戰爭中強而有力的盟友，同時他也非常的富有。這不太讓人感到意外：外界早有傳聞，烏茲別克靠天然資源創造的財富，直接就進入他與心腹們的口袋，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棉製品。根據估計，二○○九年時，光是出口到歐洲的貿易商或亞洲的工廠的棉花，總值就達十億美金。
古娜拉（化名）機智聰明、直爽，且性格剛毅。現在很難想像她也會被迫採收棉花，但她的青少年時期，卻因著十一歲那年的秋天，毫無選擇餘地的被逼去撿棉花而蒙上了烏雲。「我不是一個懶惰的青少年，」她說，「我的父母曾經有一座農場，所以我也曾經在田裡工作過。但是沒有任何事會讓你可以準備好在棉花田間工作。」每年九月，烏茲別克的學生會被告知帶一個背包到學校，然後一個個上了公車，載進棉花田。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他們的生活完全被打亂。這裡完全沒有盥洗與電力等基本設施。他們住在體育館以及空蕩蕩的幼稚園建築中，每天在日出時醒來，被帶到棉花田間，在那裡開始汗流浹背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時，古娜拉十六歲，她第一次與家人分離，被帶到距離她在城市的家兩小時車程的烏魯諾（Ulugnor）的田間。「我想這對生活來說是何等大的衝擊，」她回想起，「在某個程度上你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因為這也發生在我年長的兄姐以及父母的身上。但不知為何還是非常難以調適自己。在其他的國家，這年齡的年輕人或許都在為離家上大學做準備，光是如此就足以讓父母及家人心裡感傷不已了，更何況知道這些孩子是被帶去做非常粗重的勞動工作，心裡就更過不去了。更糟的是，你無法改變任何事。」
一旦到了田間，每名學生都會被配給每天要摘到的棉花量。要是沒達到標準，等著你的可能就是體罰或是罰款。「我只達到過一次，」古娜拉說，在她進行第一階段被迫勞動，在棉田間工作的整整五十四天當中，「在那之後，我沒有體力再撿到那麼多。想一想棉有多輕你就知道了！想一想要撿多少棉花才能達到一天六公斤的目標。我們用一塊像是大頭巾那樣的大塊布料來裝棉莢。在沒有親身做過那樣的工作以前，你很難想像這工作有多辛苦。然後若是你達到了目標，他們理應要付給你所應得的。但是你摘的三十到四十公斤，卻剛好打平你花掉的伙食費。隨著天數漸增，你會開始感冒、生病、疲憊，採集的棉花也就愈來愈少，因此要達到配額也就變得愈來愈不可能。然後你就會被罰款。」
由於替古娜拉付學費的是她父親，而不是靠政府補助，於是她便想著反正當權也不能真的對她做什麼。「對多數的學生來說，若是他們有什麼地方做不好，政府就會扣除他們的補助。如果你抗議或反抗過頭，很簡單，就是把你趕出學校。對他們來說，比較難把自付學費的人趕走。」
對古娜拉和她的其他朋友來說，這五十四天的生活宛如地獄。即使過了十二年，對她來說依舊是一段難以述說的往事：「在我想起來最糟糕的一件事之一，就是必須要到田間如廁的那種羞辱吧。這對女生來說尤其困難，我連到現在都不太想承認。當地的廁所就是在地上挖個洞。以衛生程度來說，我想連百分之一分都稱不上。」學生得付錢給當地人替他們燒幾桶熱水來洗衣服。而且每餐吃的都一樣，「便宜的義大利麵，有時候多點蔬菜。我必須強調這裡說的義大利麵絕對不是多麼精緻的那種。」即使如此，古娜拉覺得和男生比起來，女生還算過得輕鬆：「男生住在樓下，我們一直聽到他們的管理方式就像是軍隊似的，有時非常、非常的粗暴。在棉花剛開始收成時，年紀輕的男孩就任年紀大的擺布，而且絲毫反抗不得。」
古娜拉和其他孩子由一群老師來管束，不能與家人聯絡。這群老師樂於以專制的方式維持秩序。女孩居住的大樓另有幾個警察保護。「不過在那裡，一直都有一個若是你沒有摘取足夠棉花，就會被老師點名並且讓你丟臉的文化存在，以及各式各樣的羞辱和威嚇。我並不怪這些老師。我的意思是說，畢竟有哪個工作是監督孩子如何採收棉花的呢？這工作糟透了。這些老師也不斷受到來自當局的壓力。別忘了，他們也得離開家人兩個月，而且住在這樣糟糕的環境中。其實在我決定大學畢業後要做什麼時，這是使我不想成為教師的原因。」
這麼多離家的孩子，但只有寥寥幾位大人的監督，於是性虐待及暴力就在所難免。二○○九年時，環境正義基金會報導一名孩子被刺死，「你真的不知道什麼事會發生在你身上，」古娜拉說。
在野外田間，這些十幾歲的童工從日出到日落，忍受著嚴竣的氣候。九月分當他們剛剛開始當新手時，氣溫高達四十度。「你口渴得要命，」古娜拉回想著，「時時刻刻都想喘息喝口水。但是那裡沒有自來水，我們沒辦法，只得喝在灌溉渠道裡的水。這些水很污濁，還可以看到青蛙和蛇，但是你又能怎麼辦？有一件是我絕對忘不了，」她打了個冷顫說著，「那就是在田間遭受到蚊子的攻擊。我從沒見識過那樣的蚊子。」到了棉花季的尾聲，古娜拉和朋友們沒命似地向四周採收最後一點棉花，並且深知她們不但不可能達到目標，還可能會被辱罵、罰款。此時的烏茲別克已然冰天雪地，學生們凍到骨子裡了。
在古娜拉身為棉奴的期間，她的消化系統失調。她和同伴生過各式各樣的疾病，尤其是腎臟方面。這是因為收成結束前，他們在又溼又冷的棉花田間受到的風寒，再加上營養不良、壓力大，環境不衛生等等惡劣條件。
是那股不想被棉花給打敗的信念，支撐古娜拉渡過這難關。「我不是個好欺負的學生，我從早鬧到晚，」她說。一九九八年，她組織了一場包括她在內的抗議活動。古娜拉受不了每天都被威脅要在晚上被送回田裡工作，於是聯合了一群女生坐在田間直到深夜，迫使監督老師必須出來懇求她們回到體育館中。「沒錯，這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表達了我們的態度。這是我們所能做的。」隔年，當巴士又回到同樣的田野時，古娜拉豁出去了。她在收成到一半的時候逃走了。「有些青少年質疑所有的事，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員。現在讓我擔心的是，我聽說現在的這一代在田間受到的壓迫更甚於我們當時。我尤其擔心那樣的孩子。壓迫變得更嚴格、更殘忍。」伊斯蘭．卡里莫夫對造反者沒什麼耐心，一分英國報紙對他下了「欺詐、任用親信、嚴刑拷打，是卡里莫夫統治的特色」的標題。
我從未活在獨裁政權中，更遑論被迫在田裡做粗活了。我接著問了一個天真的傻問題，「是誰下令讓這一切發生的？」「喔，這些命令來自政府，」古娜拉確信滿滿地說著，「沒有人會懷疑這些命令是從哪發出來的」，她以最近出爐的報告為例。在烏茲別克沒有什麼獨立棉農這檔事。就連投入多少化學肥料都在管控之中。負責農業政策的是首相沙夫卡特．米爾濟亞耶夫（Shavkat Mirziyaev），據報導他每十五天就會主持一場指導地方政府代表及農民何時該進行播種、除草、施用農藥、脫葉劑、以及進行收割的會議。二○○九年十月，米爾濟亞耶夫簽署了一份命令，但不久就被洩漏出來，當中列有一連串如何處置未達到配額的棉農的恐怖懲罰。最後一句總結的話聽起來相當刺耳，「針對沒有依循合約規定達成配額目標的農場，需賠償損害。且根據法律，他們的租地將會被收回。」
強迫勞動當然是非法的，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一九九二年時通過的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禁止強迫勞工。二○○八年時，烏茲別克政府被說服簽署兩份「國際勞工組織」分別關於「最低工資」以及「最惡劣型態童工」的公約，然而最終的結論是國內並不一定要立法。但除了一些美國政府內視烏茲別克為有用的戰略伙伴的政客之外，到底還有誰會相信烏茲別克政府能自行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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