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三批分乘不同船艦渡海來台總共2972箱的故宮文物，先在楊梅火車站旁倉庫作短暫停留，然後運到特別商借的台中糖廠庫房暫時存放。這時所有故宮同仁和眷屬都住在糖廠圍牆外邊新建的竹籬笆宿舍，我也進了糖廠的代用國小續讀四年級……
筆者並非作家，卻是個愛好文學畢生從事影像工作和藝術追求的人。對於「二年級生」這樣一個必然包含人生回顧的命題，想想只有從不能選擇的出生、家庭及較不尋常的兒時經歷開始；然後接連到可以有所選擇的台灣上個世紀五、六○年代的求學與生活片段，以及專業興趣的萌芽和自我培養的一些光影印跡。但願這些由個人過往經歷碎片串成的部分生命故事，對於今天較筆者年輕的朋友們，或許多少有點可被視為一個少年生涯實例來分享和參考的微薄意義。
筆者1938年11月生於貴陽，時值七七抗戰爆發的第二年；當時父親莊嚴先生（字尚嚴，號慕陵，自號六一翁）和母親申若俠女士，帶著我的三位兄長莊申、莊因、莊喆，正奉派和少數幾位故宮同仁護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精華文物，自1933年起就離開了紫禁城，之後長途跋涉輾轉南京、上海（中間還曾赴英倫展覽）、武漢、長沙，然後繞道桂林，才剛到達貴州省會不久。由於貴陽馬上又將淪為日機的轟炸目標，於是文物不得不於次年（1939）年初，再趕緊遷運到黔西安順縣南門外的一個天然石灰岩溶洞——華嚴洞暫時存放。沒想到文物在那裡一放就是五年多，因此從我有記憶開始，腦海中的印象就是安順和華嚴洞。
那時家裡住在安順城東距離文廟不遠的一棟木造小四合院的邊間；父親每天要走四、五里路到華嚴洞去上班（當時他是故宮安順辦事處主任，辦公地點就在洞口附近的一棟木樓裡）。由於薪水有限而且還常常沒法按時匯到，因此北師大畢業的母親也要到縣城另一頭的黔江中學去兼課教授國文，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當時哥哥們已上小學（我後來才上幼稚園），全家人的生活衣食都由母親一人打理。吃飯時菜肴多是黃豆芽□青菜□豆腐和自己醃的泡菜，辣椒粉和醬油是每餐必備；如果有肉也是用帶皮肥肉煉油剩下來的油渣，焦黃的顏色雖然小卻很香。主食米飯則是後來人戲稱的「八寶飯」，內容除了糙米，還有穀殼、稗子、細小砂礫和米蟲（分黑白二種，白的細軟，黑的還有硬殼）。身上穿的衣褲鞋襪只要有破洞，母親都會用針線或零頭布縫補好；那時候身在抗戰中後期的貴州，人人情況都一樣，所以也不會有什麼感覺。晚上無論吃飯或做功課都只能用菜油燈碗；安順那時還沒有電，不過街上商店或飯館裡點的卻是吊掛著的煤氣燈，感覺上就像今天的日光燈一樣亮。那時學校的課本和作業簿都是用發黃的毛邊紙印的；即便如此，每逢開學領回新書，父親一定會帶著哥哥們用舊報紙把每本書的封面和封底仔細地包起來，而且對可以翻開的前後四個頁角，還要特別摺出一個厚厚的角套來保護；這個莊家的傳統，一直到我們上了高中都還保持著。
到了放假的日子，只要天氣晴和，父親都會帶我們沿著田間的一條黃土大路步行到華嚴洞去玩；偶爾也會安排我們在山洞旁的會詩寮過夜。那是我們兄弟最高興的時候，因為我們不但可以到附近田野去採摘野生的刺梨，到附近苗寨去看苗人跳花，還有機會跟著大人進到華嚴洞深處去探險。如果住在那裡，第二天清早，我們一定會到洞外的草場邊上，去看奉命守護文物的特務連官兵出操；看他們以長長的連縱隊繞著草場行軍，一面邁著整齊的步伐，一面高唱著〈大刀進行曲〉的壯盛軍容和昂揚身姿。
對華嚴洞印象最深的，就是剛好碰上曬晾文物（均是歷代名畫和善本圖書）的時候，我們除了會看父親和同事劉峨士與黃異兩位先生，如何指導技工小心翼翼地把古畫掛上事先備好的木架，或者把一落落的善本書籍攤開放在已經鋪好油布和墊紙的空地上，更會聽父親向我們逐張講解那些名畫的內容、特色、作者姓名和所屬朝代的故事。其中有些名畫一直到今天，筆者對它們的面貌、構圖、作者和朝代，都還記得很清楚。我想這對我們兄弟日後全都走上和藝術文化有關的道路，一定有很大的關係。
33年（1944）冬天，侵華日軍已經從廣西攻進貴州，獨山淪陷，貴陽告急；設在重慶的故宮總辦事處，立刻請軍事委員會協助，緊急調派軍車十五輛，將庋藏在華嚴洞的第一批八十大鐵箱精華文物，以及護運的同仁和眷屬，儘快遷運到四川去。於是全家便在最短時間內匆匆處分一切，於軍車到達那天和故宮同仁緊接著已經裝車完畢的文物登上卡車，在當天傍晚駛離生活了將近六年的安順。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當車隊經過貴陽往北駛上川黔公路時，我看見車輛兩旁全是逃難的人群，大人肩上扛著箱子、背著包袱或者挑著擔子，籮筐裡面裝著鋪蓋、鍋盆和年幼的孩子，都在飛舞的雪花中默默往前行進；路邊的兩行人龍在車頭燈光的照射下不斷向前延伸，車子走了好久好久才慢慢消失不見……這個畫面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直到今天都還像昨天一樣。
從那以後，文物和人員又經過在川南巴縣飛仙岩將近一年的停留，直到抗戰勝利之後，才和另外兩批戰時最後播遷到四川樂山和峨嵋的文物，一起匯聚於重慶。由於勝利復員交通工具安排不易，所有故宮抗戰南遷文物，一直等到36年（1947）秋天，才全部運返故宮南京分院庫房（距離撤離南京的時間已經整整十年）；我們當然也是隨著文物乘輪走長江順流東下，回到首都南京的。誰也沒想到因為國共齟齬爆發內戰，而且情勢愈來愈嚴重，才剛復員南京不久的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不得已只好再定計畫，決定將存放在故宮南京分院庫房的南遷文物，再次挑選其中精品分三批裝船，渡海遷運台灣。而這回奉命護運第一批文物的負責人，剛好又是父親。於是從1948年12月22日起，筆者便又跟著雙親和兄長，追隨第一批渡海的故宮文物，揮別已經讀到小學四年級的朝天宮國小，揮別大陸，揮別我的流浪童年，搭乘海軍中鼎號登陸艦，航行四天三夜來到台灣寶島，從此開始經歷我的另一個全新人生階段。
1949年春天，三批分乘不同船艦渡海來台總共2972箱的故宮文物，先在楊梅火車站旁倉庫作短暫停留，然後運到特別商借的台中糖廠庫房暫時存放。這時所有故宮同仁和眷屬都住在糖廠圍牆外邊新建的竹籬笆宿舍，我也進了糖廠的代用國小續讀四年級。
一年後，位在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山邊上的故宮北溝庫房落成，於是所有遷台的紫禁城故宮文物，在長途播遷流浪了十七年之後，到此才總算有了一處真正屬於自己的家。當然從1950年起，我們全家也搬進北溝庫房旁邊一幢用粗竹、泥灰和薄瓦片搭蓋的舊有農舍；這是父親的選擇，因為那裡安靜，而且父親還給它取了一個非常幽雅的齋名——「洞天山堂」。
從這時開始，我便每天搭乘台中糖廠的運蔗小火車往返北溝和台中通學；先是糖小，接著是台中一中初中和高中，總共有七年半之久。這段每天要花三到四小時披星戴月風雨無阻的通學歲月，除了讓自己認識環境、土地、農作物、庶民生活和城鄉間的差距，養成自己能夠吃苦耐勞，能夠獨力面對學校的課業、交友，和適應有紀律的團體生活，更在父親和他的藝術家與學者朋友們的薰陶及三位兄長的啟迪之下，發現了自己對攝影的興趣，並且想方設法去追求對攝影技術和藝術的試煉與提升。
當時對筆者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父親的中博同事譚旦冏先生；由於他竟然會將一架自用的YASHICA-D雙眼方盒子相機，借給我這個還在初二念書的毛頭小子，拿到獅頭山去試拍班上同學的畢業旅行紀錄照；由於我居然在三卷120軟片中拍到一張帶著逆光效果的難得人像作品，這樣一來才讓我對攝影有了真正的信心，並且後來走上以它為終身志業的影像創作道路。另外一位則是父親的老朋友攝影大師郎靜山世伯；雖然他從來都未教過我（小時候見到他時也不敢向他提問），但是從他每次送給父親帶有濃濃傳統中國畫意的「集錦攝影」作品裡，我除了能夠欣賞到攝影的畫意之美外，還能從它們體會出許多攝影創意的由來和暗房的放製技巧；這些對於日後自己的創作，都有很大的啟發和影響。
回想起來，高中三年是我對攝影興趣最大也最狂熱的時期；由於央求父親在隨教育部藝術訪問團赴日訪問時帶回一台135公釐的Minolta A小型相機，於是有好長一段時間只要在家有暇（甚至在有月亮的晚上），我都會背著相機在北溝村外田間野地遊逛，希望能夠尋找到理想的拍攝目標。其實我早期的黑白作品，有不少都是那時候拍的；今天重新檢視這些照片，不僅能看到筆者當年的求學環境與生活狀態，似乎也能從這些照片的影像表現，隱隱看出日後自己可能會走的攝影生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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