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劇場，是以底層的勞動價值作為出發的文化行動……
這十多年來，因著認識北京新工人（一般稱呼為農民工）團體的緣故，每回前往北京，大抵不外前往外五環的「工友之家」主創基地──皮村，進行民眾戲劇的演出或工作坊，和「新工人藝術團」的夥伴們結為莫逆之交。今年春節前，並從微信的互聯中，得知他們每年在皮村舉辦的「打工者春晚」受到極大困境──因被莫名舉發而斷水斷電。
也就在去年，「新工人藝術團」難能有機會來台演出。「工友之家」創辦人之一的孫恆，邀我前往主持一項戲劇工作坊，為他們十五周年慶排練一齣《新工人史詩劇》。我一聽這邀約，心中的太陽漸浮升了！那長久對大陸新工人文化行動的召喚，再次鮮明的從我耳際傳到全身，我一口便答應了，但，帶著更多的期待。我說：「先不預設史詩劇或什麼劇……用十一天時間，完成一次完整的民眾戲劇工作坊，形成從個人到共同的共識後，再來面對集體創作的事情。」
孫恆。陝西大山裡長大，從開封市裡出門打工奮鬥的歌手。個頭不高，卻充滿幹勁與靈活的思維，身手永遠矯健。投入新工人的倡議事業，已有十五個年頭以上。他有一首歌〈想起那一年〉，我熟悉有加。是這樣唱的：「想起那一年，我離開家鄉，離開生我養我的村庄／今夜夢裡面，我回到故鄉，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沒錯的話，這是他離家不久到城裡打工後，創作的第一首歌。 劇場開始於身體。但身體的表現須藉由得以輔助其表達的媒介。我們從「物件」去說個體的故事，並輪流登台建立自主性的身體，以此來做分享與討論。而後，是身體與想法的連結，也是說自己身體故事的另一個起始。如此一來，基本上建構了分組對於問題及問題意識的提出與對話。在過往的經驗中，這件事，相當具關鍵性，很多時候，也會因參與者的模糊而停擺；但，對於這個群體組合而言，卻沒有任何障礙。理由僅僅在於，她／他們是新工人的當事者與研究者，且有莫大的文化實踐動能。
呂途是團隊中的書寫者，長久做新工人的調研工作，足跡跨越各省分。他寫了三本相關新工人的書，其中一本是以新工人訪談為出發的《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我從中得到許許多多與工作坊夥伴們，延伸討論來日對外公演的內涵。當然，工作坊無法保證一齣戲的正式演出品質；但，卻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起點。至少，它確認了每個參與者的身體裡，都有對這個充滿矛盾的社會，發出動能的能量。
因此我總是想著：「如果說：這是革命的預演，這革命在於翻轉新工人的價值取向；這預演，則落腳在劇場作為一項文化武器，如何展現既民主且集中的民眾教育內涵。」劇場如何能成就藝術性以外的社會改造功效，相信對於長年浸身於新工人全體生活改善的團體而言，是一項迫切的緊急命題。有一回，走路去參訪公社的「同心桃子園」，歡喜和我走在一起的路亮，問我這麼做戲劇的原因。
路亮是礦工歌手，從沒參加過戲劇演出或工作坊。我回答他說：「主流劇場和這個不平等的社會一般，總是將金字塔型的尖端，理所當然是賜給少數的菁英，他們通常也就是一般劇場裡稱的導演……但，我們的重要工作，便是要透過身體行動來顛覆那金字塔。」他似懂地點點頭。我總回想起，他下礦十二年，以生命的風險，換取生存工資的勞動生命。「我想，我們的劇場，是以底層的勞動價值作為出發的文化行動……」我說。
從新工人在城市中流離失所探索生存氣息出發；遇上的是，「打工春晚」時，種種在困頓中朗讀而出的詩歌；再到生產消費合作社的未來願景，這是新工人在現今中國大陸上，一趟漫漫的長路。就這樣，鑲嵌著「同心公社」字樣的石板，鋪在我即將暫時離去的眼前。這一日，霧霾暫離，陽光斜斜照在前方，像是導引一條朝向遠方的路。我回想起，也是第一回參加劇場工作坊的小馬，在分組練習中，放膽大聲的敘事語句，他睜大著雙眼的表情，留在我的心中。他說：「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說我們是『盲流』；現在則說我們是『低端人口』。我看，瞎說我們的人，才是低端人口吧！」
改革開放四十年了！面對三億打工者離鄉後流落城市，成為幾乎不受任何保障的勞動大軍；面對六千萬留守家鄉的兒童及三千萬跟隨父母在城市中流動的兒童。「新工人藝術團」與「九野女子民謠組合」的成員，唱底層的歌，組織「工友之家」，舉辦「打工春晚」，並以身體力行的勞作，在新工人間展開從權益追索到留守／流動兒童的教育與生活關切。如今，經過十二天民眾戲劇工作坊的共同對話，皆成為新工人生活（或史詩）劇場的成員，並準備邁向下一步的新工人戲劇表現。
「從未抵達，從未放棄」，我心頭說著。便也在心中回頭探索著，工作坊過程，如何在個人獨立表現的身體對話中，最終形成：1.以新工人離鄉而茫漠於大城市的經驗，關注他們下一代流動／留守兒童的問題。2.當下每年舉辦的「打工春晚」如何在底層工人間受到高度關切與期待，卻也帶來地方官僚，因想掠取更多的經濟資源的躁慮不安。3.「同心公社」的未來道路上，如何開展生產及消費的密切連帶與合作關係。
回想起初來乍到的第二天，大年初五，立春前的北京，冬寒。我與劇場的助理綱塏，來到北京八寶山的追思堂，在映真先生靈位前行禮。同行的還有「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恆與呂途。而後，當戲劇工作坊每日忙碌地開展時，我們的身體對話且及於團體內部……但，如何也將對話連結於映真先生的事業中！
我思索著，並思及1994年，先生交到我手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劇本：《春祭》上。那年，以「人間民眾劇場」的名義，曾在台北南海路藝術館演出，帶來很大的轟動。這劇本說的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事蹟，聚焦的恰是：如今斜立於台北六張犁墓區中，201座地下黨受難者碑石後面的血腥故事。我提議，由全體參加工作坊的成員來朗讀，錄製成影像後，最後已呈現在「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中，作為壓軸的節目。
《春祭》的節錄朗讀，雖僅十分鐘時間，卻深具意涵。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機內化於小說創作中……僅有的詩篇是〈工人邱惠珍〉，以及僅有的劇作便是這個劇本。當這樣的相關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的事實劇場，由彼岸新工人在歷經改革開放四十年，形成劇烈社會階級分化的前夕來朗讀，其意義連結了兩岸左翼民族統一的願景！
這是一場必將到來的相約，早在我出發前，就與相識長達十年以上的新工人藝術勞作者的約定。
我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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