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

林谷芳/文人 不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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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8】林谷芳/文人 不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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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文選

【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8】林谷芳/文人 不器的生命
林谷芳/聯合報
傅抱石〈雅樂圖〉:文人生命總體映現中國人間情性,出入三家,器識與文藝並舉,唯其發展愈往後則愈向文藝傾斜,遂至欲了解中國藝術,離乎

總體映現人間情性的生命

儒的士君子、道的真人、佛的菩薩行者、禪的悟者,是中國哲思所標舉的生命典型。但真談中國生命,還須及於文人。就生命與中國文化的整體連接而言,它甚且更具代表性。

代表性是指:士君子的社會人格,真人的自然超越,菩薩行者的宗教修行,以及悟者的凡聖一如,這些都可在文人生命中看到。儘管其中的單一特質往往難達極致,四者的比例各人也不一,但仍無礙於文人之所以為文人,他自有主體而成,且與前四種不同的生命風格——總體人間情性的映現。

文人是中國特有的生命樣態,他是讀書人,多數透過封建科考力圖經世致用。但文人也非純然的儒者,他是富於生命情性的讀書人,總跟藝術深深相連。文人畫、文人音樂是中國藝術的精華,詩詞裡有更多的篇幅在抒發情性,在悠遊林泉,而非就只「家國天下」。儒道外,文人亦談佛,往往更聚焦於禪。禪的不拘、物外、空靈、機趣正與文人興味相接。文人善於生活、樂於生活,於農圃日常之事亦常會心,所以歷代才有那麼多的筆記小說寫生活之事。

中國的讀書人

談文人,須先從讀書人說起。

中國讀書人在文化創造與文化積澱上,類如西方貴族。想了解中國文化,就得了解中國的讀書人。但中國讀書人既可由布衣而成,其生命情性、社會承擔及文化特質,與西方貴族也就大大有別。

談中國讀書人,最先須談的是「士」。「士」是前期中國讀書人的生命典型。

「士」,原來指的是周代社會貴族階層的最低者,春秋末年,逐漸轉為專業人士與知識分子的統稱。漢代,因察舉制度,「士」與統治更有關聯。到東漢,儒生、文吏趨於融合,儒生兼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由此濫觴。

隋唐的科舉制更強固了這傾向,士與讀書人基本畫上了等號。唐代排除科舉門閥限制,宋時舉才更遍及平民,「士大夫」此文化群體乃正式成形。

先秦的「士」,有著較先天的階層屬性,唐宋之後「士大夫」的地位就更多來自後天的努力。這努力,主要來自讀書。而既科舉選官,「士農工商」也就以「士」居首。

這階層,在社會角色上,上通君王,下接百姓;其養成,最先固在任重道遠的社會承擔,但知識菁英原就有更多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追求,唐代科舉加入詩賦後,文藝就更與讀書人相關,最後可以說,離開這階層,中國自覺而顯性的文藝成果就將大大失色。於是,談中國讀書人乃更得談「文人」。

從器識到文藝的歷史傾斜

「士」與「文人」的意涵不同。「士」,偏向於社會責任、道德操守,「文人」,則更側重於個人的文化內涵。

「文人」雖指讀書能文之人,但在漢代,此文仍離不開經學的闡釋,要到魏晉南北朝,美學意識更形獨立解放,「文人」一詞才逐漸向文藝偏斜,有著與「士」的道德操守相對的生命情性。

元以降,因政治氛圍,讀書人的文藝色彩愈濃,「文人」一詞也就取代了「士」,成為讀書人最顯眼、最總體的稱呼。及至明代,美學品味、生活諸藝更加成為文人表徵,「文人」一詞也就直指中國美學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命階層。

總的來說,從「士」的強調到「文人」的自許,是一種由「道」而「文」的生命變化,是「從器識走向文藝」的一種發展。

有韻致而不扃局

文人是懂得生活,情性豐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讀書人。儘管長於事功者總認為文人不著實際,重視德行者會認為文人無行,作學問者又以文人疏狂、華而不實。但相對的,文人覺經生無才、官吏務俗,賢德之士過於沉重無趣。

正因文人的這種特質,以儒家為主的社會,乃有了更多的出入自在;人間性的中國生命,也因文人得到具體而魅力的呈現;更不用說歷史上的許多藝文成果正由他而得。

文人的基礎原在能文,這能文,是詞章。此詞章可為政事,可言道德,可傳知識,亦可為純粹之文藝。但宋之後,文藝的氣息愈濃,甚至連「言道之事」也須帶有文藝之氣。所以袁宏道強調:「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

誠然,文人生命有韻致而不扃局,已超越了傳統的儒生,實際生活中,更多向高明玄曠、清虛澹遠的釋道兩家親近。儘管就生命境界,難契真人悟者之境,就人生荷擔,不如士與菩薩行者,但對許多人而言,這才是它們無負擔,力所能及,又多有揮灑的生命理想。而蘇軾正是許多人心目中的文人典型。

詩詞文章的涉入

然則,文人雖有其總體接於中國文化者,詩詞文章既是文人本分事,欲契文人生命基本仍得從此入。

歷代詩詞文章不可勝記,其中有些已成為民族的共同記憶。在詩,如: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在詞,如: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文章,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其所涉題材遍及人生諸相,它們滲透到文化血脈,穿透各階層,成為人們在智慧借鑑、情思詠懷、生活進退之所依。

當然,欲對文人在此的建樹有較全面的認知,原不能就此部分傳世之作為足。但歷代文章浩瀚,窮究原難。好在,歷史上有文選的編纂,自此而入,在具體而微的觀照、造極作品的直領上,乃能多少得兼。

這樣的文選,歷史中影響最大的是《昭明文選》,另一部為人熟知的則是《古文觀止》。文章外,唐詩宋詞更就為後世記憶,在此,《唐詩三百首》《千家詩》,流傳最廣。而近代出版發達,選輯亦多,由此而要領得全貌與精要,也就不難。

聊寫胸中逸趣的文人畫

詩詞文章固是文人本分事,但也常因文人的社會身分而有妝點,正如科考策論,所寫非盡都情性之作;於是,真要知文人之生命風格,尤其是宋之後的文人,還須佐以文人為名的畫與音樂才行。

中國繪畫原早就有文人畫的思想,南北朝宗炳的「澄懷觀道,臥以遊之」是文人畫的契入,姚最「不學為人,自娛而已」,是文人畫的宗旨。到蘇軾則直接提出「士人畫」的概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士人畫,即文人畫。文人畫得其意氣,超以象外,是文人生命的整體外現,故「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這樣的基點到元代更形極致,當時文人地位低,書畫便成為被壓抑生命的一道重要出口,文人畫的重心也轉至倪瓚、黃公望這等野逸之士。到此,文人畫與院體畫——更遑論畫工畫之間的差別就愈為根本了!

院體畫指的是皇室畫院之畫,要求的是「形式與法度」,院體畫家開創了中國寫實畫的巔峰,這種建基於摹形寫神終至形神兼備的繪畫,其實更早出現於五代、宋初之際如范寬等人的北方山水畫家,其雄健偉岸、中峰鼎立之「巨碑山水」,尤為後世所無。

然而,無論是院體畫或北方山水畫,從文人角度,只「外師造化」,而非「中得心源」,評價總不甚高,所以連范寬,蘇軾都以之「微有俗氣」。

文人貶抑院體畫,以其缺乏性靈意氣。在此,關聯的更就是生命能否自為主體的問題。再好的畫師畫作,只要因皇命而為,就失掉了它的意義。

文人生命自為主體,強調文如其人,畫亦如其人。陳師曾以文人畫須具「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傅山談書法,說的是:「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

文人畫抒寫情性,特重筆墨。這筆墨不是院體的形式法度掌握,是如書法般,在筆之疾馳澀拙、墨的乾濕濃淡中具見情性。總強調書畫同源、詩畫一體,常在題跋中直吐懷抱,臧否人生。

文人畫的題材雖廣及花鳥人物,但以山水為宗,以此,正好寄情,不必如為文般,有其當道之顧忌與遮掩。文人畫興起,是宋代理學大盛之時,其間正有著微妙的關係。

到此,品畫,也就將逸品置於神品之上。

唐朱景元分畫為神、妙、能、逸四品,以之論列畫之高低。北宋黃休復以逸品為「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首將逸品置於神品之上,其後則愈演愈甚。

談逸品,儒家的情性就淡,道家與禪家「游於物外」的機趣就多,在此,正可以看到從純儒到游於三家的轉變。

琴樂中的文人身影

文人畫外,還有文人音樂。

古琴,是嚴格意義下唯一的文人樂器,琴器有一定型制,在琴人,它就是天地的具現;彈琴,就在面對天地。

這天地,有儒家的,所以有《文王操》、《仲尼學易》。但這天地,更主要的還在道家,所以有《流水》、《漁歌》、《酒狂》。

正因是寄情,是藉以返觀自我,琴乃如文人畫般,是不能拿來表演的。而這「不能表演」,不只繫乎琴人之須以情性懷抱而彈,更就直接體現於琴的構造與彈法中。

琴,音量微弱,基本自彈自聽,頂多及於三五好友,抒胸中之氣,所以講究韻、講留白。韻,從實到虛;留白,從有到無。由此,才能將外在的聲音世界轉為內在的心靈世界。

六朝時,琴的器樂形貌才真趨完整,此時恰值中國藝術心靈顯揚之際,所以嵇康臨刑乃為《廣陵》一曲。後世多以《廣陵散》寫「聶政刺韓王」之事,可見琴與世情的關係在當時仍深。

琴由多面相轉趨一味,關鍵在宋。及至明,更就「清微淡遠」。

琴,清晰而截然地與其他樂器樂種分立,後世文人的特徵在琴上乃更聚焦明顯,從唐之前《廣陵散》的生命鮮烈,到宋《瀟湘水雲》的滿頭風雨,再到明《平沙落雁》的逸士心胸,就直接映現著文人身影在歷史中的變化。

唯美的傾斜

同樣,唐時舉文人四藝的「琴棋書畫」,到宋,就出現了更生活性的「四般閒事」:燒香點茶、掛畫插花。明代,諸事更就包裹於「美」中:人不嫌其美、事不嫌其細、物不嫌其精。後世談文人,也多以明為本。而到此,則不可不提崑曲。

崑曲在明中葉後管領風騷,乾隆年間「雅部」的崑曲敗於諸「花部」之手,不復興盛,但晚近則諸方關注,呈現逆向復興之勢。

諸方關注,緣於它是「百戲之母」,是文人高度參與的劇種,是戲曲「有聲必歌,無動不舞」的極致。

崑曲,是「低限」的藝術。總談才子佳人,總說風流韻事,也總將一詞一情唱至極致,《牡丹亭》《長生殿》就是其中的典型。但也正因唯美幽微,生命乃盡在傷春悲秋,無以承擔人生諸相。

崑曲投射的,是文人從器識走向文藝的極致。對《紅樓夢》的極致肯定,也有著這樣的文化背景,儘管兩者都有造極的藝術成就,但生命若就如此,卻必然是「致遠恐泥」的一偏。

文藝與器識的得兼

談中國文化,須談文人,因他在生活中直接將儒釋道禪合為一體,這人間的整體性使他更好映現中國文化,但既說整體,歷史中的「士之身影」乃就不能輕忽。

中國歷史之氣象原與讀書人的情性互為表裡,兼有「道」與「文」,則是中國讀書人的生命本質,在此,過度偏向於「道」,則不僅生命無韻,其極致甚且「禮教殺人」;過度偏向於「文」,則就流失氣象,終至「文人無行」。

所謂「文士輕薄」「文士浮華」,正是過度重文藝之病。就以文人畫來說,高者如倪瓚,其逸筆草草,固足寫胸中之氣,但多數文人無摹神寫形工夫卻美其名為逸筆,其草草也就僅止於草草。

同樣,琴曲有六百多曲,傳世者亦僅三四十,餘多為不諧音律之作。琵琶傳統獨奏「大套」雖僅約三十首,卻首首皆精,蓋因琵琶指法複雜,非「逸指」所能駕馭也。

藝術的抒發,原須功力與情性、技法與境界並觀;文人基底的詩詞文章更就須「文道並重」,器識與文藝並舉才是。

而其實,談器識,尤不能止於儒家之氣象,對於文人生命中的釋道成分,亦應如是觀。道家的超越與正言若反,就常予文人遁逃之機,禪的機鋒轉語更常是文人逞機巧口舌之事。修行的如實鍛鍊與生活的具體實踐,是文人在此須有的調整。

然而,正如後世雖有狂禪、口頭禪之流,仍不掩宗門之光輝般,文人之末流,亦不減文人情性豐富的事實。畢竟,在生活中得其器識與文藝,出入三家,總體接於中國文化者,捨文人又當為誰!


【慢慢讀,詩】無花/逛宜家須知
無花/聯合報
從你的臥房走出來

一半的身體還留在床上


枕頭留下夢的頭型

你另一半的身體我先不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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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牛奶在玻璃杯中

另一半你永遠不會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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