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家史第一章，寫的是底下兩大條：一，莫談國家大事，二，勿到人多地方；這兩條之所以遭我媽懸為厲禁，原因在於，倘非媽力勸，當初爸參加二二八勢在必行。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變影響爸一代人至鉅，牽連甚廣，故鄉佳里有名的草地醫生林桑是爸至友（五哥學名即林桑所取），事後流亡東京，多年後溘死異鄉。作為一個日本時代小有名氣的企業家，如今的「倖存者」，老爸的失落感不言可喻，同時卻也無言可喻。老爸生於一九○八年，小笠智眾四歲，小津安二郎五歲，不似戰後小津電影的經典畫面所見，笠智眾和一干故舊圍坐一起，大唱海軍軍歌解憂愁，老爸的積鬱久久不化，爆點常是悲壯得不得了，也滑稽得不得了。我記得有一回，不知誰大清早就惹老爸惱火，他反而遷怒到他愛賴床的學前么兒（我）頭上：你怎麼（可以）一絲絲的日本精神，帝國精神都沒吼？日本精神，帝國精神云云，光看字面，即是不可承受的重，不小心冒出這樣迂闊的話來，猜老爸當下也被自己嚇到，小毛頭如我，大夢初醒，心中的OS則是，啊我都還無「精神」呀（台語同「醒來」）……
長大後，想起老爸及他那代人，身處語言與政權轉移之歷史旋風的本省男人，所有的內心吶喊，說不出口的失落與哀愁，像極了那些從日文改編過來的五，六十年代台語老歌，如〈落大雨彼一日〉〈悲情的城市〉〈黃昏的故鄉〉。想到二二八帶來的寒蟬效應，不啻將他們中間的每一人，都變成「只有半個面孔」或「沒有面孔的」的可悲人種，不免心酸酸。
回憶是奇妙的，寫此文的一大快事，便是得以從家人處再次「確認」，我其實富有得不得了，擁有甚多記憶片段，或不成片段的細節，可一直追溯到我三，四歲（虛歲），甚至更早的嬰幼時代。
五八年，八二三炮戰同年的春天，我被媽拎著坐火車北上，不為回她娘家板橋省親，而是大老遠跑去桃園探看未來的媳婦，我後來的三嫂（保守年代，某種非相親的相親）。神奇的記憶片段一，走過垂柳如絲的小橋流水，在小店人家見到正和姊妹淘學做裁縫，美絕，美得讓人心醉，連小毛頭我都很有感的十七歲少女郭森（三嫂名）。記憶片段二，隔日回程搭海線，經過通宵附近的長長海岸，火車幾乎傍著海邊走，整張小臉貼在窗上的我，驀見夕日，如紅氣球般，慢慢掉入海中，驚呼連連。三哥學工程，也寫新詩，此時短暫供職於桃園水利會，因一度向三嫂友人家租屋得以相識相戀。兩年後當兵回，他考進五十年代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隊，投入石門水庫興建，直到六四年完工才離開。
次年，五九年仲夏，中南部發生戰後數一數二的八七水災，大雨從八月七日一路下到九日，造成三十萬人受災，三萬間房子全倒，死傷失蹤近兩千人。嘉義市相對沒大災情，但九日早上，出生即過繼給阿姨的四哥，忽然出現家門口，媽見他一身飢寒，馬上帶他去吃大餐進補，買新衣整裝，不在話下。
時在台南師範就讀的四哥，因道路沖毀，客運鐵路停駛，暫時回不了佳里老家，只好和同學找便宜小旅館窩了兩晚；九日一大早，決意搭七點鐘，「開得很慢很慢」的台鐵試乘車，朝「母親的方向」，也就是嘉義的方向，直奔而來。這一天目睹四哥狼狽樣（包括聽他懊惱自己一時心慌，沒想到拿腕上那粒九成新的精工錶去典當，救自己，也救其他同學的急），第一次啟動了我生平那根多愁善感的筋，想到四哥亦為母親所生，大風雨的夜晚獨有他一人流落在外受苦，不禁一陣鼻酸，眼淚簌簌掉下來。
四哥學文，新詩，散文都寫，出版詩集，懂德奧古典樂，各方面興趣都啟發我，不自覺走上了跟他類似的路。長大後，慢慢發現家中有不少五十年代舊雜誌，《野風》，《拾穗》，《藍星詩刊》，加上周夢蝶的第一本詩集《孤獨國》，楊喚遺作《風景》，皆是他特意留給么弟的精神食糧。
五哥大我整整一輪，則是我認得的第一個，愛看武俠小說的非文青，一個乓乒球界的後起之秀。五七年，他初三那年，代表嘉市參加省運，既是省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選手，又一舉打贏全國冠軍，一炮而紅。學校校長室，家中公媽桌，擺滿了他後來南征北討贏回來的獎杯，金杯銀杯，數也數不完（其中包括：六六年亞運男單銀牌）。據他說，我一出生就在嘉市各大桌球間，飛來飛去的小白球前晃蕩，尚未滿月，就被他抱到噴水池旁的民眾服務社看打球，不單不哭，而且很融入。
五○，六○之交，我和我姊（排行老六），成了家中剩下唯二的年紀最小蘿蔔頭。最期待的就是，五哥從遠方參加比賽回來，為全家人帶上稀奇的吃穿玩意兒。硬殼007旅行箱當時還不多見，我們圍繞著它，盯著它看，像在膜拜不知名商品神般，一打開，所有來自異地的「奇貨可居」之物，即刻滿溢到小客廳地板，眾人眼睛也馬上被點亮了，台中貨，台北貨，亞洲貨，美國貨，不誇張的說，在那封閉的時代，我們是這樣學會擁抱世界的。
無法肯定，只能說，六二年台視開播，嘉義電視用戶少之又少，電視機亦然，記憶中至少花了好幾年才稍見普及。老姊大我七歲，乃是一個標準的小影迷。五九年，香港邵氏推出李翰祥的《江山美人》，席捲亞太影展絕大部分獎項，是黃梅調電影的開山之作。姊姊先和女同學，手帕交去看了兩三遍，不過癮，又帶我去，片中正德皇帝和少女李鳳（鳳姐兒），酒保大牛三人對唱的〈戲鳳〉橋段，很快成了街上小孩互相逗樂的最愛。也因此，等到六三年，《梁山伯與祝英台》風靡全台，我不僅第一時間學會唱全本〈十八相送〉，更似懂非懂地跟著大人們爭看報紙，電視，一起瘋凌波（梁山哥）登台的特別報導。
難以確切推算，「匪氛」何時開始慢慢淡去，而我那慢了半拍的山城五十年代，又是怎樣正式走向終結。只記得，時代速度逐漸加快（所謂「工商社會」的形成），過去農曆年，在鬧區中山路兩旁公然設賭，喝雉呼盧，玩四色牌，玩「三卡蒙特」（Three Card Monte）的攤子越來越少，某一年遂自動走入歷史（究其實，是往鄰近規模略小的城鎮偏鄉流竄，這也是「時間差」向另一端移動的證明）。我在嘉市升學率最高的崇文國小升小三，馬上被迫面對，班上有三分之一強同學決定參加課外補習的冷峻現實。六五年，我升小五，在延宕兩年後，不得不選擇向潮流屈服，開始固定，一個禮拜五天，到級任班導開的補習教室報到。
保守估計：繼六三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六五年同樣轟動全台的好萊塢音樂片《真善美》，也許是山城五十年代宣告不再的最後一站吧！這回，全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電影動員了起來，宛如共同集結在二戰反納粹（中共之外，當年另一邪惡象徵）最驚心動魄的一個轉捩點上，眾人情緒被放在根細弦上，緊隨著銀幕上的劇情及音樂起舞，象悲亦悲，象喜亦喜，被搞得神魂顛倒。殊不知，這些拿俊男美女，能歌善舞來宣揚愛情神話+田園理想的流行片，敲響的正是舉世田園的喪鐘。
然而，深藏在我記憶中，猶有底下二三事，不吐不快。
從六一年上國小起，老媽固定給錢要我中飯自理，也因此，讓我後來和大河溝旁的棚屋店家結下一份情。大河溝源自八掌溪，原是灌溉埤塘一部分，戰後埤塘改建為市公所，河畔植滿楊柳，河溝卻發黑發臭，加上民間盛行「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風俗，此地慢慢從護城河變成化外之地，直到八十年代初，嘉市升格省轄市才加蓋填平，消失不見。
棚屋店家以賣麵食為主，單純為了省錢買更具吸引力的零食及其他，我幾乎經年累月，天天吃陽春麵充飢了事。陽春麵當年一大碗兩塊錢，加份滷蛋或香腸，也才兩塊五，就這樣，去掉寒暑假，算算我至少吃了千碗以上的陽春麵，也因此對那兩三個，常年下麵，煮麵，端麵給我吃的外省大叔，在整個連動過程中的一舉一止，可說瞭若指掌。即使到了今天，閉上眼也彷彿得見：那擺在小蘿蔔頭我面前的，大大一碗公，俗稱清湯掛麵之物，上面幾滴香油正慢慢暈開來，四五片超薄無比的香腸浮沉其間，似在奮力游呀游。和本省黃麵比起來，外省麵寬寬的白麵條富有嚼勁，不知為何百吃不膩，我相信，我身上一輩子永遠也洗不掉的，第三世界窮人家小孩的印記，便由此而來。
另方面，和我當初對外省食物的愛扣在一塊的，正是我對「非我族類」的外省人的一份好奇。從小在市街長大，本省升斗小民，將本求利，實事求是的「實幹」性格是我再熟悉不過的，而外省人在這點上不啻是一大「異數」。我得很快補充，這裡說的外省人是個五十年代的概念，也就是，更接近異鄉人，外來者的概念。外省大叔賺的是自食其力的辛苦錢，這道理，即使我小小年紀也不會不了解，不過，讓我在這麼多年後，仍然念念不忘的，則是一種比錢，比辛苦或貧窮本身，都更接近形而上，接近大寫的命運的東西。事隔多年，每一思及，我仍一如舊往，被那幾張粗粗獷獷，卻處處刻寫著「茫然」的異鄉人臉龐給感動了！
無從確定，但底下極可能是，最接近此生記憶源頭的兩個畫面。畫面一，我被母親抱在手上，在快速行駛於蒼茫暮色的一列火車上，車廂內部的頭燈突然亮起，我看見，三四個穿戴帥氣的年輕軍官，把我們母子倆團團圍住，其中一人正笑瞇瞇示意另一人，拿吃的在我眼前搖呀晃。畫面二，我在屋裡迷迷糊糊躺著，聽見外頭腳步雜沓，人聲倥傯；原來，和媽一起去看晚場電影回來的鄰女，驚覺她們一路被「形容猥瑣」的外省阿兵哥默默尾隨，氣炸了，遂作聲大喊：伊敢走進巷子來，阮就提掃把去便所裹屎尿，一把將他轟出去！
「匪氛未靖」的五十年代，本省人和外省人本質上是互為「異類」，甚至是互為「匪類」的吧！「匪」：不是這，不是那；「匪類」：這不是這，那不是那──我不是我，你不是你，一種全稱的否定性。的確，二二八之後，內戰以降的五十年代，注定了是個方言與標準語並存，內核卻喑啞失聲的時代：一個外省人失鄉，本省人失憶的時代。我忘不了，那群對我們母子釋出「陌生人的善意」的年輕軍官；我更忘不了，那被留在暗夜巷口，我永遠來不及去認識的另一個，和我老爸同樣「沒有臉孔」的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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