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人間純屬意外，是他們夏日縱情後驚人可恥的結果。我會知道是因為我父親有一次在談話中觸及這個話題──隨後就又說到他的從軍經驗，任我因為這消息而目瞪口呆。
雖然婚結得倉促，但是這對新婚夫婦卻打造了一個美麗的家，歡喜迎接新生兒降臨。我後來知道我外婆得意洋洋的抱著她的外孫給鄰居看。我父親是攝影師，有上百張的相片照的是我父母跟我，鍾愛的小男嬰。在我們的家庭電影中，我看見的似乎是五○年代理想家庭的生活：我父親，高大英俊，打領帶、戴灰色軟呢帽；我母親，魅力十足，而且對時尚的嗅覺絕對敏銳，推著一輛嬰兒車。兩人似乎都很健康快樂。
其實他們的關係卻像定時炸彈──他們缺少了從戀愛過渡到相愛所需要的元素。我母親年紀太輕，就是沒辦法放棄吸引男人注目的小小嗜好；她珍視自己的魅力，為滿足自己而運用魅力。我父親的醋意越來越濃，開始藉酒澆愁，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無法再重拾戀愛的喜悅。起初父親只在社交場合喝酒，也不過量，但是幾年之後，就越喝越兇了。也可能他喝酒是要報復母親的賣弄風情。漸漸的，一家之主不復存在。
我父親在認識我母親之前就有一分小小的事業，婚後夫妻兩人攜手同心，經營得倒也有聲有色。他第一次酒駕被捕，入獄服刑三個月，她承擔起更多責任，在生意和家庭中的地位都更加重要。而他越沒有地位，酒就喝得越兇──但即使總是醉醺醺的，他仍準時上班，沒多久全鎮的人都知道了他的酗酒問題。儘管我們很自信沒有人知道我家的秘密，其實大家已經管我們叫酒鬼的家了。
我父親沉溺酒鄉二十年，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因酒駕被判刑，一次是他被迫就醫。
我想像中的童年家庭是沒有人在家──雖然父母親人在，心卻不在。我的父母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痛苦和不滿足的需求，所以壓根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們的孩子；畢竟自己都沒有的東西又怎能夠給別人呢？他們需要協助；可是，我們家是誰都不會開口求助的。最要緊的是保持美好的假象：就是因為沒有一樣好，才要拚命裝出個樣子來。恥辱必須不計代價隱藏起來。我記得有一次，那年我十四歲，在電影院裡等著電影開場，我後面坐了一群人，他們談起了某個笨蛋酒鬼捅的樓子。等我明白他們談論的人居然是我父親，我簡直是羞辱到了極點。
多年來，恥辱成了我們家庭的一分子。我們從不討論這個新成員；我們從不讓它引起的悲傷、憤怒、尷尬顯露在外。我看不見自己的寂寞、憂愁、羞恥，因為沒有人看得見它。我甚至還學會了拿我父親的酗酒來說俏皮話。我們調整自己來適應恥辱，而恥辱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要求越來越多的空間。那就好像是一隻河馬突然搬進了我家客廳。這樣子形容最能凸顯恥辱的龐大以及殘酷的荒謬──我們需要更費心費力才能假裝它不在那兒。
愛情一撤退，羞恥就會進駐繁衍。在我們家，大家同住在四面牆裡，卻各自孤立，無法向彼此展現內在的自我。我們失去了接觸、溝通、心靈交流。因此我們的個性脫不了羞恥，我的本體也就建築在這個基礎上。我的需求和感覺都植根於羞恥。
我把父親輸給了酒精，我母親則把丈夫輸給了酒精，而她自己沒多久也快消失不見，因為她必須承擔起養家的全部責任。她越來越強悍，但她的強悍卻來自於矢口否認軟弱；換句話說，她變得受夠了堅強。這時，她憑直覺尋求支援和安慰，而她找到了我，她的長子。她開始跟我推心置腹，跟我討論，需要我。她不再當我是小孩子；她只是透過不滿足的需求在看我。我的童年結束了，我也變得受夠了她那樣的堅強。
結果這個家變成了無父無母的一個家，每個成員都必須想盡辦法求生。我母親跟我成了盟友；我們一起嘲笑我父親──倒是一點也不難，因為他的種種行為實在很難教人尊敬。我在家裡的角色是在情感上補償我母親失去丈夫的遺憾。我很機伶，隨時迎合別人的需要。我安慰母親，傾聽她的牢騷，再和我父親討論她想要傳達的想法。
家裡唯一的淨土是鍋爐室。我就在那裡第一次執業。背後有中央加熱系統低聲運作，我和我父親或是母親進行我相信是很深刻的討論；我的目的是幫助父親戒酒，挽救婚姻。我在鍋爐室裡成了家庭輔導員。說來諷刺，我父親也習慣把酒瓶藏在這個房間裡；他對加熱系統的問題報告得越多，他的人也就醉得越厲害。
我的輔導員工作完全根據一個十五歲大的孩子能有的智慧和經驗。有一次，我姑媽問我長大要做什麼，我跟她說我要當心理醫師。其實，我早就是了。我從圖書館借來了成堆的書，努力研究佛洛伊德、佛洛姆之流，其實根本看不懂多少──誰教它是專業的文學呢。我還涉獵了中國哲學，以林語堂為導師。（我記得是在早晨讀的，換作一般人這個時間應該兩腳腳趾踩在毛茸茸的地毯上，心平氣和的休息，然後才出門去面對新的一天的挑戰。）
等我十七歲了，我父母也得到了一個必然的結論：他們開始思索離婚。在那個年代，離婚比起今天來要複雜許多（如果真能這麼比的話），所以我父母徵詢我的看法。我覺得他們該離婚嗎？我記得在仔細思考之後，我的答覆是應該──而他們果然離婚了，半年之後。酗酒一事沒有人再提起。無巧不巧，家破人散之後，我母親也變成了酒鬼。離婚後十年，她自殺了。
我們一家破裂之後，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動手幫助別人，因為這是我在家裡就扮演的角色。十九歲那年，服完了兵役，我開始求學，心裡想最終我會得到自由。我最後決定要主修神學，卻發現自己在七○年代後期擔任酗酒輔導員。當時我並不明白我在選擇生涯時，其實是在摸索自救的道路。我更不知道我心裡還帶著童年時丟下不管的需求──不曾得到滿足，因此和以前一樣的咄咄逼人。
工作的關係，讓我接觸了明尼蘇達模式的成癮治療，以及十二步驟計畫。後來我又接觸了支援酗酒者的成年孩子的運動──當時仍是一個新的現象──我覺得好像終於回家了。而一種強大的內在過程也油然而生，這個過程後來轉變成探索過去之旅，挖掘我的傷痛是從何開始的，找出我真正的自我來。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別人需要的角色，可是經由這個過程，我找到了自己。
感情上的痛苦並不是無法治癒的疾病，可是以我而言，從童年創傷恢復卻必須耗時多年，而且極盡辛苦。十幾歲出頭就擔當家中的治療師，我逐漸看不見真正的自我，而是以別人的需求來界定自己。我不能需要別人、信任別人，也不能軟弱，而這種求生的策略讓我無法面對我所經歷的痛苦。一直到長大成人了，我才逐漸領悟這一點影響我有多深。我察覺到這種痛苦成了障礙，阻斷了美好的人生，而我必須跨越這個障礙。
我鼓起勇氣凝視鏡中的自己──但鏡中卻空無一人。我這才發現，即使我現在已過了而立之年，我卻根本沒活過。我只是在苟延殘喘。我開始一點一滴的從多年的痛苦之後覺察到一直在尋覓什麼：我的真面目。在我家裡，從沒有人當我是真正的那個我，所以我長大就成了某某人。而在這個某某人之後是一個他的存在從沒有人目睹過的人；一個被悲哀、恐懼、不安全感壓住的人；一個在年紀太小時就承擔了過大的責任的人。此外我也發現了相當的怒氣得不到宣洩，以及龐然的孤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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