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巨擘顯然已破壞世界多數產業與社會現況，其「成功」程度或許已超越剛創立時的夢想，導致一小群科技業者把守著現代經濟的大門。當前資訊科技市場高度集中也很正常，因為用戶在使用各類服務時，傾向湧入少數平台，但也引發競爭法規是否適當運作的疑慮。
數位市場會如此集中有兩個原因。首先是網路外部性：我們須與想要互動的人待在同一網路內，這是臉書的營運模式。網路外部性可以是直接的（例如臉書），也可以是間接的（一個平台擁有愈多用戶，也會擁有愈多App）。用戶數量可能會決定服務品質，因為能促成更準確的群眾預測，這就是Google能擊退對手的主因。
第二個原因是主宰市場的企業受惠於規模經濟。一些服務需要大規模的科技投資，相似平台的建置成本都大致相同，差異在於用戶數據產生的價值，擁有愈多用戶的平台能吸引更多廣告，規模也會迅速擴大。
在網路效應和規模經濟相互影響下，數位經濟幾近無情地創造出「自然壟斷」現象，線上經濟遵循贏者全拿的邏輯。全球當局必須認清，傳統競爭措施背後的邏輯不再管用。數位經濟主要由兩種服務組成，包括臉書和Google等非常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及非常昂貴的服務。這兩種定價策略都會引發疑慮，因低價策略可能被認為是要弱化對手的市場掠奪行為。
若監管當局未能充分了解背後邏輯，可能會錯誤地宣稱低價策略是掠奪行為、或定價過高。要制定跟上這種趨勢的競爭政策新準則，就須合併考量這兩種市場的特性，而非個別分析，這有賴當局留意相關發展，並研擬新的分析途徑。
更廣泛來說，數位經濟監管有四個明顯領域：競爭、勞動法規、隱私及稅務。在競爭方面，比既有企業更有效率或更創新的新公司，必須被允許能夠進入市場，擁有能取代既有企業的機會。
線上市場的新進企業常從提供利基產品起步，獲市場青睞後再推出更廣泛的產品和服務，但新進企業從一開始就可能被既有企業的「捆綁銷售」等策略封殺，具壟斷地位的企業能要求消費者在購買一項產品時，也要搭配購買其他產品，阻礙廣泛領域的新進對手。競爭當局是否該禁止具主宰地位的企業捆綁銷售，取決於企業的動機和理由，唯一可行的方式是依個案而定，因此當局必須積極分析、迅速跟上變遷的腳步。
讓情況更複雜的是，新進業者也常把自己賣給具主宰地位的企業，從而取得「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要避免這種行為知易行難，因為當局難以事先評估一樁合併案是否有害競爭和消費者，造成反托辣斯法律的效益最後取決於當局的能耐和中立性。
我們必須發展更靈活的政策，例如企業審核函（企業根據當局設定的條件提供有限的法律確定性）或允許企業在「安全」環境下測試新商業模式的監理沙盒，當局須心懷謙卑，從做中學，政策也不該頑固不化。
在勞動法規部分，當前方式顯然已不適用於數位時代，我們的文化必須從以勞工出勤時間為重、轉向著重勞工的工作成果。當局常試著把新形態的就業套用到既有框架，例如Uber合作駕駛是否算是員工的討論。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討論永遠不會有結果，因為我們的想法都因個人對新形態工作的先入為主觀念而異，忽略了制定勞動法規的初衷：保護勞工福祉。
當局也須阻止企業和政府侵入消費者私人生活，多數人都知道自己的資訊會被蒐集，卻不清楚確切規模與後果。我們該擔心我們似乎不再擁有被遺忘權、潛在敏感資訊可能曝光等風險。歐盟的「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只是保護我們免於這些威脅的一小步，接下來的作為應包括創造一套大家都能理解的標準化政策。
最後，因為網路無國界，各國愈來愈需要在稅務上合作，以避免租稅競爭。
總而言之，數位化為我們的社會帶來超凡機會，卻也引發新的危險。我們必須處理從公共信任、社會凝聚力、數據所有權到技術散布等各種挑戰，而能否成功將取決於我們是否能發展出反托辣斯、勞動法規、隱私及稅務的新路徑。
（作者Jean Tirole是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簡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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