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巨變，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來了一大批風雲激盪的人物，陳獨秀就是其中的一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這些影響歷史的大事件，都與他有密切關係。
而如此積極投身運動，除了因緣際會，也與陳獨秀叛逆狂傲的性格密不可分。他的老朋友章士釗曾這樣評價他：不羈之馬，奮力馳去，不峻之阪弗上，回頭之草不嚙，氣盡途絕，行同凡馬踣。
意思是說，陳獨秀像匹不受羈絆的野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頭之草不吃，最後一口氣沒了，路也走不通了，會像普通的馬一樣倒地死去。
這個描述，恰恰成了陳獨秀一生的寫照。
陳獨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在安徽懷寧的一個書香門第，兩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他先後由祖父和大哥撫養成人。
從五歲開始，陳獨秀就在祖父的管教下念書，學的是四書、五經。他從小聰明過人，卻不愛讀古書。十七歲那年，他考上了秀才，但批評科舉制度是「耍猴戲」。
在家人的眼中，陳獨秀是個玩世不恭的孩子，無論挨了怎樣的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的祖父氣得咬牙切齒，說他「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從小讓祖父頭痛的陳獨秀，還在日本鬧出過一個亂子。1901年，二十二歲的陳獨秀去日本留學。兩年後的一天，因為對留學生監督姚煜不滿，他跟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強行剪去了姚煜的辮子，引發軒然大波，陳獨秀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國。
1913年陳獨秀再赴日本，幫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並發表文章，宣揚無政府主義。1915年回到上海，創辦月刊《青年雜誌》，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自任總編輯。
陳獨秀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歸咎於中國長久以來的倫理、道德和文化傳統。他主張將文言文改為白話文，還發表文章，攻擊儒教和傳統道德，認為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才可能實現政治的改革。這波新文化運動風潮，對當時青年人有很大的影響。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的時候，胡適正在美國留學。陳獨秀通過老朋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向胡適約稿。此時，胡適正在留學生中發起白話文運動，積極宣導新文化，這與陳獨秀的主張不謀而合。陳獨秀非常看重這位早有文名的安徽同鄉才子，不斷通過汪孟鄒向胡適表達約稿之意。「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務求撥冗為之。」
胡適終於來稿，他那篇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緊接著，陳獨秀在下一期發表〈文學革命論〉接力鼓吹。他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胡適「少年而得大名」，實自此始。這也奠定了陳獨秀和胡適兩人未來數十年的友誼。
由於《新青年》辦得成功，陳獨秀和汪孟鄒打算辦一個「大書店」。1916年11月26日，他們到北京招股。恰在此時，北洋政府把蔡元培從歐洲請回來，於1916年12月26日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受命的當天上午，蔡元培親赴陳獨秀下榻的旅館，請他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當時北大只分文理兩科。陳獨秀開始是推辭的，但蔡元培連續幾天登門，並答應可將《新青年》移至北京，陳獨秀才接受了聘請。並同時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欣然應允聘胡適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是應教育部之召從法國回國就任北大校長，陳獨秀是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來到北大就任文科學長，胡適是應陳獨秀之請從美國回來任北大教授。蔡、陳、胡三人從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而這三人中，某種意義上最關鍵的是陳獨秀。蔡、胡都是謙謙君子，言行較為溫和中正，陳獨秀則剛毅勇猛、銳氣逼人。由於上有蔡元培、中有陳獨秀、下有胡適等這些教授和傅斯年、羅家倫等一批學生，北大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陳獨秀和胡適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在北大聲勢浩大地行動起來，惟當時風氣未開，反對的人也不少，北大乃有了「新舊之爭」。恰在此時，發生了一件對陳獨秀很不利的事。有報紙報導，陳獨秀狎妓且與人因爭妓而生糾紛，更挖傷某妓之下體。人們都知道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卻很少知道他經常出入於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在校內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納妾」的要求。現在陳獨秀傳出這種行為，蔡元培不能不表示態度。
三月二十一日，蔡元培以公開信的形式做出回應：
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惻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雖想維護陳獨秀，但校內外壓力都很大，二十六日夜，蔡元培還是和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馬敘倫一起，在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家中開了一次臨時會議，討論陳獨秀的去留。最後做出以「教務長代替學長」的決定，廢除了北大學長制。陳獨秀的文科學長和夏元瑮的理科學長職務，都由此取消，但仍繼任教授。蔡元培用心良苦，給陳獨秀一個體面的下台階。
但以陳獨秀的狂狷，豈肯再留。他得知自己文科學長被罷免，當即決定離開北大。幾個月後的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公開場合散發自撰並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而被捕。胡適、李大釗等各方人士全力營救。陳獨秀在獄中關了八十三天，保釋出獄後，按警方規定，只能在北京活動，不得離京。但據《胡適口述自傳》中說，1919年底到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演講，回京後員警找上門來。陳獨秀為免再度被捕，逃出北京，南下上海。在口述自傳中，胡適以遺憾的口氣說：「自此以後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便是他唯一的職業了。」
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業，對陳獨秀思想和情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他不久後的急劇左傾準備了條件。1920年四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魏金斯基等來到北京，經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找到陳獨秀，建議他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
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也就是中共的第一任黨魁。後來又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共成立後，在共產國際操控下，進行了大量的反政府活動。比如1922年的三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用滲透的方式奪取權力。陳獨秀明確表示反對，認為應該以民主的方式建立黨對黨的關係，而不是像附體一樣潛伏在國民黨內。但是，反對無效，他只能勉強服從。之後，對於共產國際的一些做法，陳獨秀還提出多次反對，結果都是徒勞。
1927年，國民黨開始「清黨」，抓捕中共黨員。面對重大失敗，共產國際將全部責任都推到陳獨秀頭上，宣布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經歷了這些事件，陳獨秀踏上了與共產黨的決裂之路。
1928年六月至七月，中共第六次黨代會在莫斯科召開，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自拜訪陳獨秀，帶去共產國際的邀請口信，陳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麼要到外國去討論？」拒絕出席。
第二年七月，中國和蘇聯為「中東鐵路事件」發生衝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聯」等口號。陳獨秀致信中央，反對這些「賣國口號」。幾個月後，他被開除黨籍。
陳獨秀隨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承認中共的領導的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責任，但他揭露，事實上每一個錯誤，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做出的。他還說，「甘心做史達林留聲機器的中共中央負責的人們，至今還沒有一點政治自覺，而且日益倒行逆施，無可救藥了。」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在獄中五年，但頗受優待，可以閱讀、寫作，他開始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思想發生轉變，也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國共兩黨都想拉攏他。國民政府要給他勞動部長的職位，被他拒絕；中共想爭取他到延安，但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書面檢討，陳獨秀拒絕說：「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鬨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我有什麼過可悔？」為表明立場，他在報紙上發表聲明：「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創立中共並曾作為黨魁的陳獨秀，最終脫離了共產黨。
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寫出〈我的根本意見〉，文中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他還多次表示，這些看法是「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晚年的陳獨秀客居在重慶江津鶴山坪的一個石牆院裡，生活非常窘迫。即使如此，他也不接受國共兩黨人士的饋贈。1942年5月27日，因心臟病逝世，六十三歲。
胡適與陳獨秀的政治信仰不同，但終身與他維持友好關係，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總是幫助他，包括不著痕跡的經濟幫助。甚至他赴美擔任大使時，還邀陳獨秀去美國養病。胡適相信：
倘若陳獨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義的「老朋友」中間，是不會思想嚴重左傾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離開北大是他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
但在湯爾和看來，無論留在北大與否，陳獨秀本人的個性，都決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傾。
陳獨秀在北大時的狎妓事件，應非「厚誣賢者」，第一、他從未否認，且當時有現場人證；第二、從他一生四次婚姻的過程來看，他是一個容易歡喜女性的男人。
他由家庭安排娶了第一任妻子高曉嵐。愛上了高曉嵐的妹妹高君曼，兩人私奔。因胃病在上海一家醫院求診，與年輕的醫生施芝英發生感情，兩人同居了五年。1927年被共產黨撤職，在上海隱姓埋名，租屋居住，結識了比他小二十九歲的潘蘭珍，她在困乏的歲月裡，陪他終老。
陳獨秀有四子二女，也許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或牽連，遭遇都很坎坷。
陳獨秀敬告青年
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從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宗明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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