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4日 星期四

第11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新詩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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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第11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新詩三獎
新北市電影節/音樂熱浪傳奇:巴西
作家漫遊

  今日文選

第11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新詩三獎
陳彥寧(台南女中三年級)/聯合報
作者以夢的飄忽感,寫出單戀或失戀的曖昧與不安。敘述過程不俗,其中有蒙太奇的跳躍片段,意象連貫,頗具層次。──陳育虹

本詩的虛實交錯手法迷人,語言狀似擴散,卻有很強的情感內聚力。──許悔之

【夢為故事】

▎陳彥寧

無非是
一顆界外球的放逐
因為滾動,狡黠地偷走了邊境
不帶走一片草皮
或軟軟的野兔窟
太重,且不適合北國的天氣
那裡有雪,接近長夜的潰堤
那裡的男人都用伏特加清洗假牙

我仍在每一個越野的徘徊
觸摸黃昏的脊梁
並順從老巫師的建議
為你默禱
無關晚餐、愛情或世界和平
於是以一種新的姿態折抵
如何你在日落前於一棟便宜的旅館找到我
浴室瓷磚菸熏的痕跡:有人潦草寫下
「但願極區有光,
鹿角分岔而時間並不」

或者你從沒有找過
甚至不怎麼關心。
九局上半,高飛球越過無數緯度
是你的吻是冰雹是極地氣旋刮傷臉頰
自右壁開始陷落
陷落──準備進廣告
只有撞擊不必被聽見被遲疑
但那無非是
一顆界外球的放逐,而已

─────────────────────────────────

●決審記錄刊於聯副部落格 http://blog.udn.com/lianfuplay  


新北市電影節/音樂熱浪傳奇:巴西
張鐵志/聯合報

【音樂熱浪傳奇:巴西的音樂、文化與反抗】

1968年,青年在全世界各地燃起了文化與政治革命,芝加哥、紐約、東京、巴黎、捷克……在巴西也是。

那一年,一群音樂人發起音樂革命,掀起了巴西的反文化運動,並被威權軍事政權視為政治威脅,將他們逮捕入獄,酷刑折磨,並驅逐出境。這個「熱帶主義運動」(Tropicália)雖然短暫,卻從此撼動了巴西音樂,也深深影響西方流行音樂。

1964年,巴西軍隊發動政變,建立了軍事威權體制。但在民間,作家、導演、畫家、音樂人、詩人和公眾也開始展開新的文化運動,對獨裁體制進行精神抵抗。

尤其,一個新的音樂運動即將誕生。

Caetano Veloso和Gilberto Gil兩個年輕音樂人,他們在Bossa Nova的音樂中成長,但也深受英美搖滾樂影響,喜愛Beatles和Jimi Hendrix,因此希望在巴西傳統音樂上走出新的道路。他們拒絕巴西音樂中的懷舊氣息,而試圖尋找未來的新可能性。

1967年,Caetano Veloso發表單曲〈Alegria, Alegria〉,這是他第一首加上搖滾風格電吉他的歌曲。他後來自稱這是「熱帶主義運動」的序曲。

歌詞一開始是「我迎著風前進,口袋中沒有手帕或文件」,他說「這是關於在路上行走,感覺到真實的生活,感覺到陽光」,這是「隱晦地表達對抗獨裁」。而歌詞結尾是「為什麼不呢?」。

1968年,Caetano Veloso、Gilberto Gil和其他音樂人如Tom Zé、Os Mutantes共同發表專輯《Tropicália: ou Panis et Circencis》(Tropicalia or Bread and Circuses),作為這場運動的宣言。他們的音樂風格結合了巴西節奏、美國搖滾、放客和靈魂樂,以及聲響上的實驗,然而音樂上的傳統派以及社會左派,認為他們所結合的美國搖滾樂是對傳統巴西音樂的玷汙,尤其巴西的新軍事政府是由美國政府所支持的,美國搖滾樂因而被視為西方商業文化入侵的象徵。Caetano Veloso他們在演出現場,經常遭到觀眾的噓聲。

然而,有愈來愈多視覺藝術、電影和劇場的創作者,圍繞著這個新文化運動而開展另類文化運動。

事實上,Tropicália這名字就是來自前衛藝術家Hélio Oiticica在1967年的裝置作品。展覽現場是一條沙子鋪成的道路,兩邊有熱帶植物和鸚鵡等,路的盡頭是一台象徵大眾文化的電視。Oiticica對這個詞的定義是:「巴西對世界的哭泣」。一個導演建議Caetano Veloso以此為名當作他自己一首歌的名稱,而後成為專輯名和整個運動的名字。

在1967年與68年,學生的街頭抗爭愈來愈激烈與頻繁,而西方正在燃燒的學運更刺激了巴西青年的反抗運動。Veloso和他的朋友們一直都積極參與反威權的抗議運動,如Veloso在1968年的歌曲〈E Proíbído Proíbír〉(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歌名是來自巴黎五月革命的口號。因此對當局來說,「熱帶主義運動」的反叛是一種挑釁:他們不僅是政治顛覆,也是對巴西青年的腐化。

而就在Tropicália專輯發表的前幾個月,一個學生在里約被警察槍殺,激起了巨大的學生抗議。Caetano Veloso和Gilberto Gil兩人也從聖保羅前往里約參加示威運動。

1968年底Gil和Veloso在一個pub演出,舞台上掛了一個布條(是Hélio Oiticica的作品)。布條是鮮紅底色,畫了一個臥倒在路上的人──這個人叫Cara de Cavalo,是出身自貧民區的民謠歌手與罪犯,後來被警察槍殺。人的圖案旁有一行字:「做一個不法之徒,做一個英雄」(be an outlaw, be a hero)。Caetano Veloso說,「這個布條就代表了我們對巴西文化和社會現實的態度。」結果,這個演出場地被關閉,也帶給他們一場政治災難。

十二月,軍政府修改法律,讓警察可以任意進入民宅逮捕人。很快地,Caetano Veloso和Gilberto Gil遭到逮捕。關了幾個月後,被驅逐出境到倫敦。其他的成員更不幸,在獄中遭受折磨或被送到精神治療所,其中一個詩人/作詞人因此自殺。

成為流亡者的Caetano Veloso和Gilberto Gil在倫敦依然活躍,和不同的前衛團體合作,加入當地的反文化運動,並於1972年回到巴西。此後,他們在西方名聲大噪,成為巴西最有代表性的音樂人,Gilberto Gil更在2003年成為巴西的文化部長。在他就職時,他依然宣稱,「我是一個熱帶主義者」。

畢竟,那是巴西史上一個在黑暗中閃閃發亮的歷史時刻,是音樂創新、文化想像和政治反抗的結合。最終,威權政府倒了,而他們被壓抑的聲音卻在歷史上不斷地回響著。


作家漫遊
黃梵/聯合報
你對德國人的想像有誤,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像機器那樣精確,但中國人是怎麼做到的,你們的火車很準時,每天發車時間都一樣,除非你們……

施益堅還在台灣就提出,六月初我一到哥廷根(Göttingen),他就從馬堡來看我。他的「看」顯得有些隆重,他當天往返一趟,路途需五個多小時,只為了在哥廷根盡四小時的地主之誼——請我吃大餐、帶我見識哥廷根的德國文化。據說他來前還作了功課,向他在哥廷根大學讀過書的妹妹,打聽哪家咖啡好,哪家餐食有特色,哪裡有博物館……

我去車站月台接他時,只見他一身學生打扮,T恤加牛仔褲,肩上斜挎著一隻棕色方包。待兩人感慨地拍完背,並不覺得已有兩年未見,彷彿兩年前就在昨天,一見面就續上了昨天的話題。兩年前他從台灣來南京,見面就抱怨南京比台灣乾燥,逼得他得用保濕霜。這次他抱怨的是德國,自嘲地說德國氣候把他弄得像個女人,成天往臉上灑水抹霜,只為了給皮膚保濕。我馬上睜大眼睛打量他,的確,那張英俊的臉有點油光發亮。作為男人,如此關心皮膚,說明他內心藏有很多的敏感,這頗符合他那本當紅小說《邊境行走》呈現出的細膩之功。這類敏感同樣也表現在他調皮搗蛋上。哥廷根城雖小,紅綠燈卻不少。兩人前往古城的路上,每每遇到紅燈,哪怕馬路上沒有車,我也會本能地停下腳步。每當此時,他就快活地嘲笑我,「你怎麼像個德國佬?沒有車幹嘛不走?」他毅然領著我邁步闖過紅燈,然後露出一臉輕鬆的壞笑,彷彿他早已是個中國佬。記得慕尼黑的漢學家樊克曾告訴我個說法,德國人認為中國人是東方的義大利人,同樣重視美食和家庭,同樣不願遵守規則和法律……這裡條規森嚴,他卻寧願按中國方式行事,令我想起巴爾札克的看法:「在指定的時間裡喝水、吃飯、睡覺,我就算完了」,施益堅不願在「指定的時間」過馬路,說明作家們尊崇的東西都差不多,只願尊崇肆意的想像和自由……

古城人頭攢動。聽說我還沒有哥廷根地圖,他立刻帶我到處找遊客中心,沒多久,發現它設在市政廳一樓。遊客中心為什麼不像台灣那樣設在火車站?記得遊威瑪時,我也發現遊客中心同樣是設在市中心。施益堅開始為德國辯護,說火車站有遊客問訊處,只是遊客中心還可以提供租車等服務。我有點不依不饒:「遊客要先走到市中心,然後才能租到車?」接著我順勢調侃起德國的火車,說不敢想像德國火車經常遲到、變更停靠的月台、取消車次、同一車次每天發車時間都不一樣,令初來乍到者不知所措。沒想到他聽罷居然更加開心,「你對德國人的想像有誤,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像機器那樣精確,但中國人是怎麼做到的,你們的火車很準時,每天發車時間都一樣,除非你們……」接下來的路上,兩人就這樣不停靠「抬槓」尋開心。

大概決意要幫我找到德國文化,他手執哥廷根地圖,領我穿街走巷,結果與城市博物館不期而遇。見門頭上刻著布拉姆斯的名字,我興致陡增。我和女兒都是布拉姆斯迷,曾有數年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聽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施益堅馬上用德語幫我一探究竟,原來牆上的名字是為了紀念布拉姆斯,曾在這間樓裡演奏過。我踩著博物館的木地板,它像老人的關節發出響聲,這聲音真的令我內心滋生出歷史感。二樓擺放著不少19世紀的鋼琴,述說著那段輝煌——哥廷根曾是德國的鋼琴製造中心。牆上早已褪色的繪畫,都與中國有關,描繪了德國人曾對中國的想像,那是18世紀中國風黃金時代的遺物。這種風潮的遺物,我後來在法蘭克福和慕尼黑都見識過。法蘭克福的歌德故居有一尊取暖器,不是典型的德國鐵鑄樣式,它的表面覆蓋著一層中國青花瓷。那時的德國人擁有青花瓷,如同魏晉時期的中國人擁有羅馬琉璃杯一樣,都象徵他的財富和品位。慕尼黑的漢學家樊克,甚至把慕尼黑的中國塔視為一種歷史擔保,只要看過中國塔,擔保你就瞭解了慕尼黑作為封地時的歷史。

兩人無意間逛進了一家建於1735年的書店,沒想到老闆竟是施益堅的粉絲,書架上赫然擺著施益堅的兩本書,其中一本還標著「最佳暢銷書」的字樣。老闆對施益堅表示恭敬的方式,幾乎與中國人一樣,雙手合十,向施益堅微微鞠躬。施益堅生怕冷落了我,竭力向老闆介紹我的情況,我聽不懂,但知道這樣做沒有意義,畢竟我只有幾個短篇譯進了德國。離開時,我記住了老闆的笑,他的笑在德國人臉上很少見,是一種恭敬謙和的笑。剛出書店,施益堅又把我隨口的抱怨當了真,我抱怨德國書店跟中國書店一樣,少有英文書,他馬上又顯出愚公移山的勁頭,決意要帶我逛遍哥廷根的書店。雖然最終找到的幾本英文書不值一提,卻讓我見識了哥廷根書店的數量,以全城三萬學生來衡量,書店已經算很多,光很像樣的書店就有十來家,且家家有施益堅的小說。一個書店能賣這種嚴肅小說,其趣味還能不專精嗎?

接下來兩人在哥廷根的吃喝,幾乎沒有變數,一切如他所願,吃完大餐,兩人手執霜淇淋,順利找到了他妹妹推薦的一家咖啡館。去那裡喝咖啡的人,以中老年婦女居多著稱。按照施益堅的解釋,德國中老年婦女多有閒暇,與友人喝咖啡消磨時光,成了她們唯一的樂趣。如同中國中老年婦女,樂此不疲地跳廣場舞一樣。

我那天還有一種「惡毒」的心理,希望能在哥廷根找到一幢醜陋的房子,如同我在中國可以找到大量醜陋的房子一樣,但是我那天沒有成功。不僅哥廷根找不到,威瑪找不到,後來在漢堡、法蘭克福、科隆、慕尼黑等地也找不到。顧彬的朋友海嬈是法蘭克福的作家,嫁給了一個德國人,她的德國丈夫認為法蘭克福是德國最醜陋的城市,因為它有大量的現代建築。可是以我的眼光,那些現代建築根本算不上醜陋,相反,它們顯得既時尚又漂亮,與傳統建築相處融洽。

施益堅盡地主之誼的那天,令我有了一種新的嗜好,即任何德國的事物,我都要從正反兩面嚼一嚼,不太信任已有的結論。送走施益堅的第二天,我就懷著這樣的矛盾心態,開始了在德國境內的漫遊……

註:
施益堅:Stephen Thome
顧彬:Kubin
樊克:Frank Meinshausen
海嬈:D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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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春入夏總是像蟬蛻殼與蛇換皮一樣困難。如果老掉牙地將一年節氣與人身等值換算,糟了,這就是青春期。所以每年端午前後都像被午時水或雄黃酒噴到的蟲子一樣無名地小病一下,青春期最後的領受與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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