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浪潮中,鄉土文學論戰中,王拓縱身投入,站到第一線,戰鬥意志高昂,從不退怯;他的思想敏捷、才華洋溢、筆鋒銳利、雄辯滔滔,除了創作,同時投入論辯,進而忍不住直接參與選舉,勇猛實踐社會懷抱,終而惹來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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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王拓,和我同歲,出生於1944年,日本時代結束前一年。我們從年輕時候相識相知,逾四十年,雖然我一直定居農村,王拓則四處奔波,大風大浪,我們的生活形態差異太大,卻長久維繫志同道合的同伴情誼,甚多交集。
去年王拓來到我家,告知近況,他已淡出江湖,不再過問世事,終於可以安定下來,專心陪伴牽手,沉潛讀書,重執筆桿,創作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從手提包中拿出一大疊手稿,翻給我看,他說計畫寫三部曲,預計至少五、六十萬字以上。我甚為他高興,無限期待。
2016年5月20日,總統、副總統就職晚宴,主辦單位安排我們坐在一起,同桌都是資深藝文界人士,氣氛熱絡,大家似有默契,不談政治,只談藝文。我告訴王拓,最近剛為一位家鄉醫師小說家的新書作序,特別提到他1970年代中期的一篇小說〈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作對照。他很好奇,要我寄這本書給他。
我因路途較遠,要趕搭高鐵,晚宴未結束,先離席,王拓擔心我這鄉下人、路不熟,好意陪我走出會場,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久未相聚,我們有太多話題說不盡,談興高昂,不知不覺竟走了數十分鐘,忘了搭計程車。
回家隔天,我就把書寄去,王拓接到書打來電話,我再次期待他的巨著早日完成。
不料只隔二個多月,父親節隔天,驚聞他去世的訊息,不勝悲傷。
我和王拓不只時代背景相同、成長經驗類似,性情也很相近,文學風格、社會懷抱,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王拓出身貧困漁村,十二歲喪父,依靠母親挑擔賣雜細養育長大,做過很多勞力工作;我出身偏遠農鄉,就讀大專一年級的寒假,父親車禍過世,依賴母親做農,艱辛供應我和弟妹完成大專學業,從年少就要擔負農事。我們對底層勞動人民,特別了解,有一份深沉情感。
一樣的出發,不一樣的參差。同時代的文學青年,固然受到整體社會教養的影響,有不少共通性;但因各自不同的性情、出身背景及特殊因緣,而形成差異性。在漂泊文學、現代主義風潮正盛行的七○年代,我和王拓並不跟隨台北主流文學風尚,而是泛稱的社會主義信仰者,奉行現實主義,立足台灣土地,關注社會結構,貼近大眾生活。是同時代文學青年中,文學信念最近似。
很巧合的是,1974年我發表了「泥土篇」系列詩作,王拓1975年發表了重要小說〈金水嬸〉,都是以母親為主題。1976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前一年,王拓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我則出版了詩集《吾鄉印象》。《金水嬸》是以王拓母親的畫像作為封面,而我稍後出版的詩集《泥土》,也是以我母親的畫像作為封面。我們共同的年輕朋友陳文彬導演留意到,這大概是台灣作家中,「唯二」以母親為題材,並以母親畫像作為封面的文學作品。
我常比較王拓與我,社會思想相近、文學信念相合,際遇卻大不同的關鍵。
我偏居農鄉、遠離台北,實際務農,農民性格傾向安定,況且我的個性情緒起伏不定,容易淪陷在無謂的感傷中,不夠勇往直前,又有暈眩宿疾,太激動就很容易發作,天旋地轉、頭疼欲裂、全身冒冷汗,往往要平躺著睡一、二天,才慢慢平復,從年少糾纏至今,苦不堪言。偶爾參與一些黨外活動,每逢選舉,積極為黨外人士助選,自知不足以擔當重任,只能站在第二線,雖然多次被情治單位調查,都有驚無險度過。
但在台北,出身中文系、中文研究所,又與尉天驄等人交往密切的王拓,「海洋」性格強悍開闊,重江湖義氣,社會使命感比我更強烈。在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浪潮中,鄉土文學論戰中,王拓縱身投入,站到第一線,戰鬥意志高昂,從不退怯;他的思想敏捷、才華洋溢、筆鋒銳利、雄辯滔滔,除了創作,同時投入論辯,進而忍不住直接參與選舉,勇猛實踐社會懷抱,終而惹來牢獄之災。
2011年5月19日,趨勢教育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名為「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致敬」的活動,主要是歡迎寫作計畫靈魂人物聶華苓返台。主辦單位安排了白先勇、瘂弦、香港董啟章和我(瘂弦戲稱是士、農、工、兵),代表去過愛荷華的作家致歡迎詞。
我特別提到,我是台美斷交後第一位受邀赴美的台灣作家。當年愛荷華寫作班和台灣當局關係不良好,我的邀請函是透過鄭文韜(鄭愁予)悄悄寄給我,瘂弦老師再三叮嚀我不可張揚,低調進行出國手續。我到了愛荷華才知道,原來前一年,1979年,邀請王拓,受到阻擾,未能成行,接著爆發美麗島事件,恐怕我也會有麻煩,才「祕密進行」。我確實遭到重重刁難,因為從縣政府到省政府到教育部,「人二室」我的「安全資料」都記載:思想偏激、有安全顧慮。每一關卡幸賴「有力人士」出面才得以通過。或許我的資料案底沒有王拓那麼「黑」,「關係」才有用吧。王拓直到出獄後,1986年終於應邀赴美,因此也在歡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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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十月下旬,我到台北市耕莘文教院演講,講題大概是「文學與社會責任」,我的措詞頗為激昂,最後交流時間討論十分熱烈。聽眾滿堂,王拓也在座。
演講結束,王拓帶我到他的雜誌社。雜誌社在羅斯福路三段240巷,和耕莘文教院相距不遠,我們步行,一面交談。
七○年代中、後期,民間泛稱的黨外政論雜誌,紛紛出擊,一波接一波。陳鼓應為名的《鼓聲》,1979年九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被查扣;王拓接辦,重組,更換名稱《春風》,已經編輯完成,預計十一月出版創刊號。我們到了雜誌社,總編輯蘇逸凡(蘇慶黎)也在場。
王拓意氣飛揚,亢奮暢談如何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
彼時,十月三日,我和王拓都敬重的陳映真,半夜被逮捕,審訊數日,因國際人士壓力而釋放,同時間逮捕的還有李慶榮,則被羈押。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民主運動,在台灣各地捲起澎湃風潮。王拓也是重要成員。
黨外聲勢越滾越大,敏感人士隱隱嗅聞得到當權者肅殺之氣潛伏其中。
要去台北耕莘文教院演講前數日,我曾和幾位關心時事的在地文學朋友,去彰化大村民主前輩黃順興家。黃順興憂心忡忡說:這群少年仔不知死活,國民黨不可能如此大度,放任黨外勢力快速蔓延,免多久必定會出手捉人。
許多跡象,依我的直覺和判斷,我也認為這是山雨欲來、暴風雨來臨的前夕。我將這疑慮直率提醒王拓,王拓手一揮,截斷我的話:驚啥小,打斷手骨顛倒勇。他那豪氣干雲的氣勢,我永遠折服。蘇慶黎也跟著說:對付國民黨,不可以說怕。語氣中有些教示意味。我不敢再多言。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高雄一場大遊行,演變成震驚海內外的政治大迫害「美麗島事件」,執政當局羅織意圖判亂罪名,大肆逮捕,王拓列名第一批首謀重犯逮捕名單。
1980年年初,旅美作家陳若曦,去國十八載,特地首次回國,帶著一份海外學者作家要求釋放王拓、楊青矗二位作家的連署書,透過「社會賢達」安排和蔣經國見面,直陳叛亂罪名的不當。當時講了一句名言:「未暴先鎮,先鎮後暴」,即軍警先有強力鎮壓行動,民眾才因驚慌發生暴亂,顯示事件乃是執政當局存心設局的預謀。
若曦女士返國不久,由陳映真、黃春明具名邀集藝文界人士,舉行了一個歡迎會,中南部作家似乎只有我和洪醒夫北上參加。名為歡迎會,實則是聲援若曦女士回國的重要任務,營救被拘捕的作家王拓、楊青矗。
歡迎會上,多位前輩作家針對事件表達憤慨,我也忍不住起來發言,痛斥媒體勿充當不義政權施行政治迫害的工具和打手。記得王拓夫人也在場。在滿室凝重、戚傷的氣氛下,更催化了我積鬱多日的悲憤心情,即時草擬了一首詩〈不要忘記〉,以兄弟相處作比喻,訓誡大哥要有包容批判的胸襟。經數日修訂,終於完成了這首詩,而於三月間《現代文學》雜誌發表。每當重讀這首詩,其中的隱喻,固然有詩藝的必要性,有更寬廣的想像空間,然則總覺得太軟弱,深憾未能披肝瀝膽、直接表達抗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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