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不只是個哲學問題,政策討論也常陷入此一迴圈,人口政策即是如此。
幾年前,大家開始意識到人口老化時,還沒嚐到經濟甜頭的中國最為跳腳,於是在去年的中共五中全會鬆綁實行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決議自今年開始全面開放二胎,但究竟能有多少效果呢?在幾日前官方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2016」中,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1.047,此數據大大跌破專家眼鏡,也遠不及完成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更遑論新興市場國家因死亡率較高,真要繁衍世代,還需更高的生育水準才行。
然相比日本,中國堪屬「小巫見大巫」。這年代人口困境最大的國家當屬日本,上月底該國總務省公布2015年人口普查的確定值,結果顯示當年度日本總人口較2010年減少96.3萬人,倘若排除入籍的外國人士,則原籍日本的本國人口減少百萬以上。
另外,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高達27%,也處世界最高水平,沉重的扶養負擔可想而知。
對此,安倍政府已表示將致力吸引外勞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不過需衡量的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排外文化可能抹煞政策美意,總之,人口政策的調整,恐「遠水難救近火」,可見的未來卻是老化帶來的高儲蓄、少投資,逐漸蠶食了經濟動能。
而人口「紅利」不成,自是容易成為「赤字」。近年的總體討論經常浮現劉易斯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一詞-該理論相信,工業化過程將剩餘的勞動力吸收完後,資本家必須提高薪資才能繼續找到勞動力,至此一國的產經結構面臨重大調整,惟邏輯上在所得付出匹配的原則下,如此轉變對既有的勞動族群應無明顯害處,換句話說勞動者薪資升級有利於生活水準的提高。
但,事實並非如此,一來勞動力並非生產力的全部,科技進步成了推升生產效率最大助力,也導致雇主吝於吸收高漲的勞動成本,使得低廉勞動力漸被取代,技職水平以上的勞動者則議價能力降低,開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勞資雙方分享的生產利潤一向不成比例;在既有的市場規則下,資方一向手握分配大餅,相對地勞方缺乏保障,長此以往也將逐漸折損潛在的人口紅利;再者,經濟發展後期若仰賴波動較大的行業如房地產等提供支柱,且短期內亦見相關行業雇員蓬勃,然由於其附帶的勞動需求較乏續航力,帶來的人口紅利未必長長久久。
以上種種,經濟學家多將其歸入人口轉變過程中的「紅利漏損」範疇,可以想見這將加大專家判斷人口紅利時間與程度的難度,尤有甚者,此類漏損問題還有惡化之虞。
依此,我們雖可輕易說出總體環境存在一定程度的「產出缺口」,卻難明確缺口的大小,諸如失業率該降到多少水平才算充份就業、物價得升到哪裡才算是理想情境,綜合來看到底經濟應達何種水平才足以讓社會滿意、並顯示政策得宜,都不存在標準答案,唯一可確定的是決策者沒有撒手不管的選項,只能在可用的工具下盡力彌補漏損、調配資源,但這些都需要各界長線眼光的幫忙。(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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