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導演Robert Thalheim於2007完成《然後是觀光客》（And Along Come Tourists）時，他年34歲，這是他執導的第二部片子，在含蓄內斂、平鋪直敘、情感節制的風格中，已看出他驚異的才華、與深刻的史觀，他在這部片子中，成為戰後七零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代言人，透過男主角史文這個德國青年執行替代役時，身處已然變成觀光景點的奧斯維茲集中營地帶、所經驗到的點點滴滴，來鋪陳二次大戰終結六十年後，那從來沒有經驗過二次大戰德國罪刑的德國青年，是怎樣面對著被茲茲念念耳提面命長大的歷史傷痕。 史文是個安靜斯文的德國青年，服兵役時他選擇替代役，本想到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旅館任職一年，卻發現沒有空缺，不得已，他換到波蘭奧斯維茲的青年旅館去。
在奧斯維茲最卑微的國族是德國
去到那裡才幾天，他恍然大悟了何以奧斯維茲這間青年旅館替代役名額一直出缺。他才到此地沒多久，便發現自己背負著被歧視的「德國佬」的惡名，在這六十多年前納粹大屠殺的原址地，德國人成為最卑微的種族，他們面對奧斯維茲居民，總得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沒有忘記那段羞恥的歷史」，即使戰後三十年才出生的德國青年史文，也是如此。
讓史文處境更尷尬的是，青年旅館內長期供養著一個奧斯維茲集中營的受難倖存老人克洛明斯基，史文被委派的工作中，便包含照應這個老人。
老人克洛明斯基在奧斯維茲這個觀光景點已經成為一個歷史象徵，重大場合他一定受邀出席，重要行政官員或公司工廠老闆途經此地，一定會禮貌性的拜見。當史文與他初相遇時，感覺這老人像是已經被驕縱壞了，衝著史文是德國人，對他十分不禮貌，甚至是予取予求；偏偏史文的主管耳提面命再三交代史文一定要照顧好這個老人，否則老人出任何差錯，就算只是摔個跤，因著照顧老人的看顧者是德國人，媒體一定用頭條大做文章。
於是，戰後三十年才出生的史文，簡直無法迴避的得要背負出生前三十年所發生的歷史傷痕。
觀光景點能不能負荷苦難記憶？
史文個性溫和心地善良，對加諸他身上不盡然公平的對待，他沈默的接受了，但不可否認，這一年的替代役生涯，應當不會太快樂！
但史文慢慢的也發現，奧斯維茲充滿矛盾，既是「憑悼歷史傷痕的重鎮」，又是觀光客必經的「觀光勝地」，面對奧斯維茲的心態、與奧斯維茲呈現出來的時間感，是相當割裂弔詭的。
就一個歷史傷痕的重鎮而言，它要讓人回顧的是一個絕不能再重演的種族大屠殺悲劇，可是就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觀光景點而言，它卻大量湧入行禮如儀卻毫無反思意願的觀光客；它的象徵性使德國人一定竭盡所能表現對它的哀悼與敬重，但一再反覆的結果，也使每一個儀式都徒具表象缺乏實質。
時間停格與時間推進並存的奧斯維茲
集中營主要位址已安排成為觀光景點，它不斷的透過各種展覽，帶著觀光客回到那恐怖的殺戮時間，要觀光客永遠不能忘記那段歷史，在這觀光地點，時間彷彿是停止的，永遠停格在二次大戰中。但集中營分部的原址，卻早已改建成漂亮而寧靜的民宅，在一棟棟房前帶有小花園的民宅社區中，完全感受不到戰爭與屠殺，奧斯維茲集中營分部的時間感，是一直往前推進到了東西德統一後的東歐風貌。
這種不具實質內涵的表象意義，以及時間停格或推進的矛盾感，也發生在奧斯維茲居民身上。
Robert Thalheim在電影敘事中集中處理了幾個焦點人物。
其中一對戰後三十年才出生的兄妹，是個鮮明的例子。他們兄妹都無法忍受波蘭的貧窮，當共產主義倒台波蘭獲得自由後，哥哥必須要為自己負責，但他從來就不是個勤快、願意勞動的人，因此當波蘭政府搞砸了化工工廠，再由德國人接手後，哥哥為自己不斷遲到曠日終被德國老闆解雇的事找到冠冕堂皇的、充滿「歷史感」的藉口：「德國人開除我！」
妹妹是奧斯維茲的導遊，她每天要覆訴很多遍種族大屠殺的歷史，以致於下班後她最不想談的話題就是奧斯維茲。其實奧斯維茲儘管念念在滋，但她根本就離奧斯維茲很遙遠，她生在此地，深深痛苦於此地的貧窮，她最大的願望就是離開奧斯維茲。
當然，最激烈的對比是德國青年史文與奧斯維茲受難倖存老人克洛明斯基。在歷史傷痕中，克洛明斯基的存在，對史文永遠會是一個否定，偏偏，克洛明斯基是個活在定格的時間感中的人，他陷在受難的過去中出不來，而他身具的象徵性，也使他經常在行禮如儀的場合中，不斷回溯著他本就走出不來的傷痕。
所以怎麼看，史文與克洛明斯基的糾葛都是一種必然！
時間停格與時間推進並存的奧斯維茲
但Robert Thalheim在電影敘事中仍將焦點置放於「和解」。
年輕人一定比老人有彈性，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人更比活在歷史傷痕中的人有彈性。史文努力諒解著克洛明斯基對他的蠻橫無理，盡可能配合他的要求，但他們關鍵性的轉折，是找到一種普遍共通的人性的對待。就在史文跟克洛明斯基說：「你要求我、命令我每天超時加班來照顧你，沒問題，但能不能用完整的句子？」史文是在期待克洛明斯基將他從「德國人」轉成「普通年輕人」一般的對待，而當克洛明斯基回答：「如果我能自己爬樓梯、上街購物、開車去看醫生，我一定不會讓你超時工作。」克洛明斯基也從「歷史傷痕受難者」的悲情，轉向「普通老年人」的生命悲情，來與史文互動。
就在這一刻，克洛明斯基在史文心中不再是個模糊的象徵，而是快走完人生、有血有肉的老人。有只有當史文不再以罪人的角色跟克洛明斯基互動，他才有能力幫助這個老人。
他是受難者，但他也是個老人
所以他知道了：每一次讓克洛明斯基扮演受難象徵的行禮如儀，只是讓政府官員或工廠老闆獲得好名聲，讓克洛明斯基更加的寂寞，因為克洛明斯基那無法揮去的傷痕，沒有任何人想真正認真的去聽、去理解。史文也明白了，必須讓克洛明斯基繼續相信自己對奧斯維茲集中營紀念館有貢獻，因為這是免除恐懼的辦法——當年他在奧斯維茲，就是憑藉德國軍醫判斷「有沒有用」決定生死的，此外，這也是102鄰居好友死難、4人倖存的倖存者消解罪惡感的方法；史文了解，他也支持。
因此，當紀念館基於克洛明斯基不懂「是保存、而不是修復」的紀念館維護觀念，決定解除克洛明斯基修復當年受難者皮箱的職務，史文便作弊讓克洛明斯基以為自己仍被任用；當德國人接手波蘭公司，趕快立奧斯維茲紀念碑好讓自己「政治正確」，史文卻很清楚的跟工廠老闆抗議：「故意假裝自己被克洛明斯基的演講感動，事實上卻沒有讓克洛明斯基完整的講完一場演講！」
史文的時間感當然是「此時此刻」，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對他而言是遙遠的過去，他知道波蘭很窮需要德國人的投資，他也知道德國接手已被波蘭共產政權下的政府搞爛的工廠，絕非「贖罪」，而是全球化壓力下對廉價勞工的利用，因此，他跟克洛明斯基的和解，並非是基於一種充滿罪惡感的心境，而是他從人性心靈的普遍性，諒解了作為一個老人，很多時候時間是會停格在過去、很多時候是會懼怕自己不再有用、不再有生存下去的價值與使命。
正是這種基於普遍人性的理解，構成完全不同的時空、歷史感之下，德國年輕人與受難倖存老人之間的和解。史文尋找到的答案，也將成為那為政治正確而行禮如儀的行政官員與觀光客、破除意識型態迷障的方法。
作為一種象徵的奧斯維茲
電影敘事中多次用簡單的對話，來譬喻上下代面對奧斯維茲，時間感的不同。譬如來觀光的年輕學生都會被安排聽克洛明斯基陳述當年的歷史，年輕學生聽完歷史，好奇的問克洛明斯基手臂上是否有刺編號，克洛明斯基將手臂拿給年輕學生看，年輕學生說：「你手臂上烙下的集中營編號已經看不清了！」克洛明斯基則回答：「因為我沒有找人再紋一遍！」
而負責文化保存的科學專員說克洛明斯基意圖「修復」而不是「保存」那些箱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暗示，暗示上下代對這些箱子是用著完全不同的態度，科學專員是跟集中營的受難隔著時間距離的，但克洛明斯基仍置身受難情境，他要修復箱子，因為他答應了他那些已在集中營死亡的朋友，一定會幫他們把箱子送回家鄉，也因為修復，彷彿是一種安慰，讓他修復那受創的、被犧牲掉的人生。
電影最終，是特寫徬徨的史文。成為觀光景點的奧斯維茲、成為歷史象徵的奧斯維茲、成為後冷戰貧瘠波蘭地的奧斯維茲，對德國年輕人史文來說，是「太複雜了」，他選擇離開，但到了車站，卻又違反自己意願的，幫助迷路的觀光客，親自帶他們去奧斯維茲青年旅館。這特寫暗示了，史文終究無法徹底切割自己跟奧斯維茲的情感關係，這觀光景點不管在此時此刻是承載了多少矛盾與弔詭，它還是牽成了歷史情感，讓史文以及眾觀光客們，深深記住了那不該遺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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