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提供/魅麗雜誌】
2014-09-01
請你聽我說一句
珍專訪陳文茜
在成功之後，回到家鄉、回到後山，極度謙遜地把自己擁有的一片雲，放在山的一腳，回饋鄉里，這是這輩的人對時代的致敬致謝。
「啊，我完全承認我老了。」八月午后，在台北巷弄咖啡館裡，我用「怎麼面對老？」這件事，做為與陳文茜訪談的收尾，她毫不隱諱地大談她的「告老退休計畫」。
會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距離當年書寫《文茜半生緣》晃眼十五年過去，十五年來，我看著她從政黨發言人、立法委員、到媒體人，在這麼長時間中，除非生病，她的容顏幾乎是停駐於時間之外，然而，她的政治處境乃至心境，都有不算小的起伏。
對於老這件事，我們聊得其實滿早，她五十生日那年，朋友開開心心地為她慶祝，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常常不經意想到規畫「銀閃閃歲月」的生活，比方說，到普羅旺斯讀書寫作等等。類似這樣的計畫，於一般人可能是天馬行空，既是夢想當然也是幻想，於文茜，卻是絕對可以著手實行的「計畫」。
病後領悟
有些事就是做不到
在一般人眼中，文茜當然是有才情的，但才情不足以支撐她大半輩子的積累。對工作、對人生、對「計畫」，她一向紀律嚴明，對人對己都如此。「老」很大部分時候是「別人的事」，即使她一向多病，也從不退讓，靠意志力都能逼著自己一路走下去。
然而，去年一場病，讓她在美國動了兩次手術，返台後，今年在台北還住院四、五十天，「對於自己老了的感覺，格外強烈。」文茜笑著解釋原因，「以前訂定任何人生計畫，從不感覺有可能做不到。」這一次，她的「計畫」因為身體因素一點商量餘地都無，完全不可，第一次，她必須承認，「有些事，就是我們要不到，做不到的。」
她到底想要什麼呢？前年（二○一二）初，她在美認識的一位戰地女記者科爾文（Marie Colvin）與一名法國獲獎攝影師，在敘利亞軍炮轟反政府勢力根據地霍姆斯之役的戰場中殉職。文茜的電視製作團隊特別走訪她的家人，文茜動念，她也要到戰地去，製作團隊也開始跟國際志工團體聯絡，但是，所有的計畫敵不過她的自體免疫系統不容許她完成，她連打個奎寧針都不可能。
戰地不能去，連普羅旺斯都不可得，畢竟她必須處於醫療環境與資源良好的地方。「也好，那我就還是只能困紐約去。」她笑了，「我連房子都不必買了，舅舅在中央公園附近有兩幢房子哩。」然後，再到紐約藝術學校或者普林斯頓、耶魯找門功課修習，她連想修的課都選定了：動物心理學和生死學。
文茜承認，這一趟生病對她改變非常大，但是，除了戰地記者這個新計畫無法落實之外，她的生命節奏並未因此被打亂，她依舊照此前的計畫，好好地為她養的幾隻狗「養老以送終」，好好地把電視節目做到一個階段，「我絕不讓人生平平淡淡。」
更重要的，持續與年輕人對話。
跟年輕人對話
也和曾經的自己對話
與年輕人對話這件事，早在四、五年前金融海嘯之後，她就有意識地進行，包括在電視節目開闢「獻給失落的一代」、「青年論壇」，包括持續的書寫，都在反覆把時代拉遠、推進、從自己看年輕人，從年輕人回望自已……，「跟年輕人對話，其實，也是和曾經年輕的自己對話。」文茜分析她的書寫靈魂，很大部分是在看到年輕人、自己和長輩們所處世代的幸與不幸，從這個過程，她赫然發現，「年輕時候的我們，台灣是如此貧窮，卻又充滿希望和機會，我們對擁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經過世代的對話，才恍然領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必然。」
如果有可被定義為「成就」的積累，必須非常「謙虛」，因為這一輩的人是攀著前人樓梯往上，台灣所有的經濟奇蹟，都是靠著孫運璿等老一輩人無私奉獻的結果，讓她這一輩的大多數人都成了「時代的寵兒」，中華民國政府國家亡後遷台的知識份子，把畢生心血都投注在這塊土地。文茜舉林懷民、嚴長壽等例子，在成功之後，回到家鄉、回到後山，極度謙遜地把自己擁有的一片雲，放在山的一腳，回饋鄉里，這是這輩的人對時代的致敬致謝。
這樣的「自覺」，某種程度也有對眼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沒有過去般幸運或擁有更多機會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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