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皆曰可殺」的魏應充等人竟遭判決無罪，掀起軒然大波。名嘴和政治人物除大聲咒罵司法，也嚴詞批評法學教育與法官養成，甚至肉搜主審法官的祖宗八代。一時之間，不只是魏應充，連本案法官與台灣司法界，幾乎都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對象了。說來可悲，在威權時期，民主運動前輩們致力追求司法公正與審判獨立，要讓法院「免於政治干預」。然而，在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法院獨立的判決卻屢屢因不符所謂「社會期待」，引發反彈。媒體與網路充斥著要求政治人物「改革司法以符合民意」的聲音，而朝野總統候選人及政治人物也都大言不慚地痛罵司法。由此看來，司法審判還能有獨立空間嗎？或者，法官必須像候選人一樣時時關注民眾對特定事件的看法，以便念茲在茲地遵循服膺？
會發生這種問題，關鍵原因是多數民眾不把法院當成法院，而當成民意獻祭的神壇。群眾期待的是，在人們受到心靈創傷之後，有一個官方的「獻祭」儀式：把祭品送上神壇，當眾宰殺或焚燒，以取悅降禍的神祇，讓眾人安心。在傳統社會，刑罰往往擔任了這種集體心靈療癒的功能，藉由嚴懲罪犯，安撫眾人的憤怒及不安。這也是每每發生重大事件，政客與輿論就想要加重刑罰、期待司法重懲的原因。
然而，現代社會的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是極不適合擔任「祭壇」功能的。它要嚴守「罪刑法定主義」，所以，法律沒規定清楚的，就不能任意開罰。它講究嚴格的「證據法則」，而且楬櫫「無罪推定」，因此檢察官要負很大的舉證責任，單純屬於「社會觀感」的問題，不能作為判決有罪的依據。
由於刑事訴訟的程序繁瑣冗長，因而往往不能速審速決以安撫民眾的情緒。相較於其他政治或法律手段，刑罰其實是最難「滿足社會觀感」的一種制度；偏偏台灣社會卻不滿足於行政制裁與管制，不重視民事賠償，而不切實際地期待法官來擔任祭司的生殺工作。
更糟的是，面對這樣的期待落差，我們的公眾人物和媒體卻鮮少引導社會反思刑事司法的本質，反而不時加油添醋，用媚俗的政治語言來強化民眾的情緒和刻板印象。候選人們痛罵法官，卻提不出具體的處理手段；電視名嘴吶喊「司法改革」，儼然把所有法官都當成該改革的恐龍。
至於其他社會菁英，明明有能力細看判決書所附之判決理由再提出具體意見，但多數人卻捨此不為，而只會說一些討好世俗卻沒有意義的話語，這完全是媚俗社會的特徵。例如，柯文哲說這是「最大的催票行為」，呂秀蓮痛批這是「司法最大的恥辱」；甚至有熟稔司法程序的律師說出「大便精煉若能吃」的聳動語言，來博取掌聲。這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只是另一種「輿論祭壇」：把法官當成祭品，用輿論的烈火來焚燒他們的聲譽，以取悅民眾；藉由踐踏法官，讓群情激憤的群眾有著自以為是神的感覺。
台灣民眾的「司法觀」始終無法現代化，還一直停留在前現代的「祭壇觀」，懶惰媚俗的社會菁英其實無可卸責。當年「江國慶案」發生時，民眾痛罵司法誤判；但有沒有人提醒民眾反思：當年是在怎樣的社會氣氛下，逼得法官速審速決草率判案的？菁英與群眾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以為民意就是最神聖的鞭子嗎？
我們當然不認為法院判決不能批評，畢竟法官不是神，也不是祭司；司法權是國家公權力的一部分，要向全體國民負責，不能恣意妄為。但批評之道，應該先了解判決理由，才能從而分析究竟是法院採用了過於嚴苛的證據標準，檢察官的舉證是否不足，或者是法官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值得商榷。這樣的檢討，才有助於後來的上訴審，可以得到更嚴謹的結果。
此外，除了刑罰，同樣值得探討的是：有沒有其他更能夠維護公眾健康並制裁奸商的政策手段？近年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在這類議題上能發揮多少力量？喜歡廉價方便又要美味飲食的台灣人，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維護食品安全？其實，有太多太多的議題，都遠比空泛咒罵「恐龍法官」更有意義。
請讓刑事司法擔任單純的司法功能，別再把法院當祭壇，更不要把法官與法院當祭品。要知道，當人們用民粹的烈火來焚燒司法時，燒掉的是多年來好不容易爭取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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