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蘇過去一年,許多國家開始右傾,倒向為黨派利益和狹隘認同服務的政治領袖和政黨。這個趨勢不是短暫脫軌:轉向邪惡政治,這有一部分是根植於持續的經濟變化,已到達轉捩點。
窮人和中產階級眼睜睜看著工作沒了與收入縮水。現在,他們激烈地反對現狀,絕望地忽視了他們選擇的領袖,只會讓情況雪上更加霜的事實。
問題根源並非民粹主義人士所宣稱的移民或貿易,而是穩定往前邁進的技術。工作機會被機器取代、或被外包到新興市場,儘管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正在擴張,但收益並非均勻分配,一些群體成為徹底的輸家。許多國家在GDP負增長之際經歷更加惡化的不平等性,例如巴西為負3.3%、委內瑞拉負10%,阿根廷負1.8%,俄羅斯負0.8%。
至於中國和印度,經濟成長率相當漂亮。但印度才剛自廢經濟武功:莫名其妙地採取了廢鈔政策;中國則藉由放任企業以難以為繼的方式累積債務以保持成長,造成重大風險。更重要的是,製造業就業正在惡化,儘管中國官方宣稱新畢業生只是在進入職場前先休息一陣子。1995年,薪資占中國GDP比重為53%,如今降至47%。
在美國,名目失業率明顯下降,但這掩蓋了一個更令人憂心的趨勢。官方資料顯示,現在儘管整體人均GDP大幅增長,但家庭境況的中位數比1999年還糟,這意味著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了頂層所得階層。
這些趨勢的背後由兩大力量推動:一是我們難以避免、但也想要的技術創新;另一是勞工所得被擁有取代勞動力機器的人奪走了,這既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問題常被說成是勞工之間的對抗:已開發經濟體勞工與開發中經濟體勞工之間的競爭。真相是,這是勞動力與資本之爭。畢竟,萎縮的是製造業工作數量,而非製造業本身。
以紐約州水牛城的伊斯曼機械公司為例,該公司為紡織業生產機器和工具,有一半產品出口,通常銷往孟加拉與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其成功關鍵是幾乎沒有人類勞動力,只雇用122人,只占總生產成本的3%。
還有另一個相關的問題。隨著新技術創造出龐大的規模經濟,像伊斯曼機械這樣的企業,除草創時期的成本較高,能以幾乎可忽略不計的邊際成本製造產品,導致某些市場更具寡占性,甚至出現了壟斷。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
此外,企業日漸掌握大量客戶和用戶資訊,比以往更容易實施價格歧視,從所有消費者身上榨取剩餘價值。這些變化給監管機關帶來新的挑戰。
凱因斯在經濟生活的諸多特徵堪稱先知,但他也犯了一個大錯。他在1930年的論文《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中,預測所有重大經濟問題都能在100年內得到「解決」,我們只須想辦法如何熬過這段時間。但他沒料到經濟問題也不斷地演化。比如,企業戰略不斷改變,因為只要政府推行符合消費者利益的監管,生產商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方法。
我們需要新的創新監管,扭轉不平等加劇和市場壟斷化的趨勢。這些措施應該體現曾被視為激進的思想,例如與勞工分享企業利潤、採取新的消費者保護措施以防止價格歧視等。
誠然,任何新監管機制都須注意不可澆熄激勵創業家生產、創新和擴張其事業的誘因。但捍衛利潤動機不應成為市場基本教義派的藉口。如果說我們從2016年記取到什麼教訓,那就是把一切交給市場,可能導致社會和政治動盪。(系列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