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仲書台北報導】朱家安是個哲學愛好者，熱衷於推廣哲學知識技巧，他以哲學關心社會，認為公共議題有許多爭議，只要做出適當分析釐清就能處理得更好。他開設「哲學哲學雞蛋糕」網站撰寫各種公共議題文章，透過舉辦營隊、講座來聯繫更多人，讓他們可以更簡單參與哲學。朱家安期待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是透過更自由、更多元的價值觀來建立，尊重別人選擇的生活，而這也是他推廣哲學思考的重要目標。
（圖說）2013年10月10日上午於立法院群賢樓前的社運人潮中，迎旗隊伍正護送一面繪有人民監督政府的「公民之眼」的巨大旗幟進入抗議活動現場。（圖文／楊子磊）
Q、對你而言，在哲學領域最大的熱情是什麼？什麼樣的背景之下讓你開始將哲學運用在公共議題上？在哲學推廣上面，最早開始寫部落格，是因為我感受到哲學在社會上常被描述得太神祕難解，這類修辭或許可以讓外行人覺得哲學很深奧，但對於了解哲學思想沒有幫助。所以我花很多時間批評那些模糊的表達。後來關注的問題移轉到死刑和文言文教育上，對檯面上的說法進行批判思考，也就是挑他們的毛病啦。 討論越來越多社會議題之後，我發現哲學工具在社會議題上是有用的，因此開始在網路上介紹這些哲學思考方式。如此推廣哲學的另一個動機，是我認為我們這些研究生享受人民的納稅錢應該要對人民負責，以大家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外界，養哲學系是划得來的。 Q、目前談論過大概哪些重要的公共議題？有出現什麼常見的謬誤嗎？我大略談過死刑、文言文、性保守主義（守貞、反對性解放、性交易、同性婚姻）。關於文言文必修，我相信大部分的支持主張都不充分，而很多高中生捍衛文言文，是因為高中生沒辦法清楚分析文言文的重要性，高中教育壓榨高中生的生活，達到他們不知道從哪個地方為自己尋找生命價值的地步，而到大學眼界開了，他們可能就能知道有更多值得念的學問。 談性別議題的時候大家常在講「物化」，但物化被濫用得太厲害，只要你的言論是在賣東西，而且有特定性別族群的人覺得你的言論對他不禮貌，他就會說你在物化。這種現象讓物化在道德討論裡面意義被稀釋掉了，它原本可能有個精確意義用來講社會結構的某種特定狀況，但被用得太氾濫，現在變成只在講在性方面的不禮貌，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還有一個常見的謬誤是「你批評我就是不尊重我的言論自由」。這個部分我認為John Mill的意見很有道理：「言論自由為什麼重要？因為它協助我們發現真理。」怎麼協助？就是讓各種意見能浮上檯面彼此批評。所以「批評」反而是最符合言論自由的一件事情。 Q、你怎麼看「社運者」？他們是不是有比較強的批判能力？在我的觀察中，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思辨能力平均而言確實比較高，因為他們有動機去想事情，尤其是身為組織者的那些人。只要有動機去想，就有機會比其他人更有思辨能力。 不過在議題上，並非所有議題光靠思辨或哲學工具就能妥善處理，比方說廢死議題哲學人就比較有說話空間，因為死刑爭議用到比較多的道德概念。但關於核電存廢，它的爭議之處比較多在於經驗知識，哲學思辨能介入的空間相對少，加上專業資訊太多、會不斷懷疑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假資訊，這需要做非常多的功課，是個比較難克服的議題。 Q、分享一下哲學思辨的過程與案例？對一篇文章或一段發言作哲學思辨，首先必須先抓別人的結論，接著找他說了哪些支持這個結論的前提，然後再補足其他推論過程，包含那些他沒說但其實也存在的預設。這樣就能知道他的話若要成立，有哪些事實是要出現的，接下來就能去查證事實。 比方說有個說法是這樣：「同性婚姻合法化會導致小孩被同性戀者領養，並在校園內遭到排擠。」裡面會有幾個前提：1、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性伴侶領養小孩的權利也會跟異性伴侶一樣，2、小孩會因為這種領養關係而被霸凌。此外其實還有其他前提，就是：3、我們社會氛圍是壞的。 這些前提只要有一個不存在就不會發生那個主張所擔心的問題，換句話說，若改變社會氛圍讓社會對同志友善，也可以避免這個悲劇。而要改變這樣的社會氛圍，非常湊巧的我們可能必須選擇剛好相反的途徑，就是讓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是經驗命題，是不是真的如此，要留待證據去查證。如果我們對「避免社會悲劇」是如何調整我們大家應負的責任這件事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就會知道，小孩因為被領養而遭到霸凌不見得是領養者的問題，有可能是社會的問題。 概念分析的招術就那幾招，重複運用就能抓到思考的訣竅：釐清問題、假想情境測試我們對概念的定義是否恰當、整理論證。精神都一樣，就是搞清楚那些想法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Q、哲學思辨多半在文字、言語上發生，需要一個坐下來慢慢談的情境，你怎麼看待一些社運人士主張「走到現場才能看到真相」這件事？我相信會有一些合理影響判斷的東西發生在社運現場，並且是光靠網路或新聞資訊無法得知的，但這件事訴求者其實應該去設法解決。社會運動議題在政府、財團方面比較沒有「現場」，所以單方面去參與社會運動現場確實有可能造成情感上的偏頗，但就結果來說，這個行為或許還是值得鼓勵：我們最好對政府和財團保持不信任，而我們之所以有理由這樣做，正是因為政府和財團為了維持資訊不對等，不願意開放他們的「現場」給我們看。 現在要提升政府形象與人民的信賴感其實有很多方法，比方說政府在宣傳或回應時，不要再這麼官腔，他們應更直白地說出有「真假值」而非模稜兩可的東西。 Q、就目前為止，在推動哲學運用於公共議題之上，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題？大眾對「思考」與「關心社會」的冷漠，這是哲學跟社運共同面對的難題。此外，在哲學應用的推廣上，有些障礙來自跟我一樣關心社會的人，有些人會要求發言者標明立場，否則就說你是假中立、沒資格說話，這種說法我遇過好幾次。 但我認為對議題的立場可以有更精細的區分，例如反對A方某些論點的同時也反對B方的某些論點。很多時候我們不應該選邊站，因為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哪一邊的理由比較好。一些自省能力強的社運份子，也會碰到類似的情況：他支持A立場，但不同意其他支持A立場的人通常也會支持的某些論點。這種以「論點」為單位而非以「立場」為單位的討論是重要的，因為當我們判斷個別論證和證據有沒有道理，一定都是以論點為單位。 還有一種難題基於對思考的誤解。在我們參與討論時，有些人會回應說：「我們是談實際的議題而非談論哲學」、「不要拿哲學的意識形態、只有哲學系裡有效的工具來討論」。但實際上在社會議題的討論裡，很少會真的用到學術哲學工具，我們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情就是釐清論點，而這是任何在討論社會議題的人都要做的事情。 社運參與者在參與之初很可能來自一種情感動力，看到弱勢的現場，去聲援他們，但就算是這樣子的選邊站，我們也可以持續提醒自己，判斷能力不要被情感影響，更持平地去理解問題。情感跟理性其實是可以分開來談的。
▲數百名外籍勞工與台灣社運成員2013年12月15日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高呼反血汗、要長照口號，升起大布條表達訴求，抗議現行制度，讓外籍幫傭沒有休假也沒有基本保障。（圖文／中央社）
▲近百名學生與社運人士2013年9月30日到立法院抗議服貿公聽會，在大門口廣場靜坐與警方對峙。（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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