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古典音樂的朋友們，一定都聽過「台北世紀交響樂團」的大名。
70、80年代，他們在不容易與國際接軌的局勢裡，為台灣在國際上爭取到許多難能可貴的榮譽，培育出如今的台灣古典音樂界許多中流砥柱的人才。
世紀的創辦人廖年賦老師，更是台灣交響樂界的重要人物。
台灣早期大小樂團的成立與營運，幾乎都有廖老師的參與在其中，而透過世紀與多年來的教職工作，他更為台灣一代人札實地打下了欣賞古典音樂的基礎。
廖年賦老師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並不像其他30、40年代的台灣重要的音樂家一樣，擁有家族的音樂背景，而是一路因著自己的興趣與機運努力過來。
聽廖老師的故事，我們能夠以一種很台灣文化的觀點，認識在日據時期、台灣光復等不同的背景下，「音樂教育」和「交響樂團」一路發展茁壯的軌跡。
下面，就讓我們來聽聽廖老師的分享吧！
▋日據時期台灣欣賞音樂的管道
父親留給我的回憶，除了漢文外，還有音樂。父親有位朋友阿壽叔，在「臺北放送局」工作。這個單位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於1930年成立，位於新公園，即是今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在。「臺北放送局」的主要目的在於政令宣導，但是，對年幼的我來說，它讓我聽到許多歌曲，可說是我音樂啟蒙的開始。阿壽叔來家裡做客的時候，都會教我唱日語歌，唱個一兩遍，我就學會了。今天回想起來，他可算是第一位讓我展現音樂才能的長輩。
或許也是這樣，我至今都還記得阿壽叔，他當年教我的歌，我也還記得：阿壽叔教我唱的是《旭日東升》。不僅如此，我自己聽收音機廣播時，也學會唱些曲子，有一首是《海之歌》。這些曲子，黃靖雅寫碩士論文時，還真的找到了曲譜，不過歌名有些出入，前者是《愛國行進曲》，後者是《海行かば》。為什麼有這些差別，我不知道，或是後來出版歌曲集時，曲名改了。
今天回頭想來，這些歌曲不外乎是日本軍歌及愛國歌曲，歌詞裡反映了濃濃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只是我那時候年紀小，好聽的是旋律，自己能很快學會、記住，至今都還能流利地唱出，是人生的一件得意事，至於歌詞在說什麼，當時就未在意，今天更記不得，也更無所謂了。
除了廣播外，電影音樂提供了另一個聽歌的來源。2011年下半年，我看到電視報導李香蘭的電影《莎韻之鐘》，聽到主題曲的旋律，驀地想起，幾十年前，我曾經與哥哥在臺北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看過這部電影。
當年，哥哥廖年豐偶而會帶我去臺北看電影，他騎腳踏車，我坐在前面橫桿上，坐上半個小時，到達臺北時雙腳又麻又疼，但是能看電影，就很開心了。就算沒能跟去看電影，哥哥姐姐們看完電影留下來的「本事」（Program），我會小心收藏起來，不是因為上面的劇情說明，而是因為上面有電影配樂的簡譜。
我還記得，曾經在日本電影裡，看到過指揮帶領小樂團演出的畫面，只是我家全無音樂背景，那時候看到，並沒什麼太多感覺。
▋日據時期台灣音樂教育
在土城公學校時期，音樂課的科目名稱為「唱歌」，改制為國民學校後，才稱為「音樂」，其實主要還是唱歌。不管是「唱歌」或是「音樂」，都沒有教科書，主要就是學唱日本歌謠，老師唱一句，學生跟一句，當然也沒有教看樂譜。
學校有一臺直立式鋼琴，但並沒有被用在音樂課上，而是保存在辦公室當寶貝，只有老師才能去彈。不知怎麼，我對這臺鋼琴印象很深。土城公學校有頂埔和清水兩個分校， 分校有小風琴，本校才有鋼琴。日後走了音樂的路，再來看這件事， 我發現，連殖民地的國校都有風琴和鋼琴，由這一點，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對音樂的重視。話說回來，國校的音樂課，除了讓我可以高興地唱歌外，並沒有為我增加任何音樂的常識。
▋光復後的台灣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中日戰爭結束，日本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父親由廣播中聽到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時，高興地老淚縱橫，那個情景，我至今難忘。剛光復的時候，一切都很亂，在鄉下地方，有些人會去找日本人的「走狗」報仇，行徑有如流氓。在如此的動盪裡，大家都自顧不暇，也沒人會思索，我這個國校剛畢業的小孩，下一步要怎麼走；更何況，家中的兄姐們都只有國校畢業。我的小小腦袋裡，天真地以為，光復了，可以不必唸書了，也就玩了一年。一年後，民國三十五年九月，臺北縣立板橋初中成立，一切開始不一樣了。
初中的課程裡，音樂也沒有佔什麼份量。不過，我還是有特殊接觸音樂的機會。板橋初中有臺大風琴，可以改變音色，也一樣地只有老師可以用。那時候，有位由日本回來的林老師，他注意到我有音樂天分，歌也唱得好；另一方面，我常常到老師辦公室窗口，向裡面看著那臺琴。有一天，林老師發現我又在看，就叫我進去彈琴。他示範給我看，我很快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地彈出來。於是林老師主動地開始教我彈琴，引領我進入音樂的世界。這是我初中三年裡，最重要的音樂經驗，對我日後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台灣音樂早期的專科教育
剛光復時，國校師資的培養相當於高職的專業教育。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的學生，全部提供公費，每個月還發零金，畢業後分發到學校教書，保證就業。在當時，就讀師範學校是大部份初中畢業生的第一志願，整體名額不多，競爭激烈，錄取率不高，保守估計，大約百分之五左右；音樂師範科更不好考。
我唸的省立臺北師範學校現在名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依舊在原址和平東路三段。當年的和平東路算是臺北的邊緣地帶，一點都不熱鬧，也尚未舖柏油，還是泥土路一條。北師校園四周環繞著稻田，一片鄉村景象。校舍是低矮的平房，學生一律住校，早晚都要點名。生活採取軍訓管理，每天穿著制服，升旗後做早操，男同學還要進行操槍課程及輪流留守。
這種情形，並不是北師特有，而是「動員勘亂時期」的一般景象。北師三年級開始試辦學校軍事管理，一開始去搬日本兵留下來的槍清洗，要綁綁腿，晚上還要站崗。
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先後派遣不同領域的教育人員來臺，重新建立各級國民教育。以當時政府的薄弱財力，卻未忽視音樂師資的培養，實屬難能可貴。當時北師音樂科師資陣容堅強，我的老師裡，康謳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吳華青畢業於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曾寅育為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鋼琴組、沈炳光則是福建音專理論作曲組的畢業生。這些老師們飄洋過海來臺時，或許未曾想過，他們會在臺灣終老。
那時候，音樂科的課程，都是全班一起上，但聲樂和鋼琴是「個別課」。我一到三年級的班導師都是康謳，聲樂老師為男中音吳華青、鋼琴老師曾寅育、視唱練耳兼作曲老師沈炳光，皆為當時一時之選。除了師範學校的一般課程外，音樂專業課程包含視唱練耳、齊唱、合唱、聲樂、鍵盤樂、國樂、音樂概論、和聲學、普通樂學、作曲法、音樂史、音樂教材及教法、指揮法。對我來說，除了唱歌和彈琴外，這些都是全新的東西。
北師音樂科接收了日治時期的音樂設備。全校只有一臺平臺鋼琴，放在禮堂，另外有八臺直立式鋼琴及二十臺風琴。八臺鋼琴中的四臺放置音樂教室，供上課使用，另外四臺則分別放在四間「鋼琴室」，就是今日所稱的「琴房」。二十臺風琴則配置於各班教室，學生下課後可以練習。
看來有很多琴，事實上卻不敷使用。因為要練琴的學生很多，不只音樂科的學生，還有普師科的學生也要練琴。而且很少人家中有鋼琴或風琴可以練習， 僧多粥少的情況，可以想見。音樂科的學生每個人每天分配半個鐘頭琴點，量不多，卻已讓普師科學生羡慕不已。白天練琴時間不夠，半夜到琴房，點著蠟燭「偷偷」練琴，成為大家公開的祕密，也有不少的故事和回憶。
從日據到光復，從軍樂隊真正成為國家級的交響樂團，中間的許多故事，除非是老一輩的音樂人，否則真是無從得知。透過廖年賦老師的自傳──《走一個世紀的音樂路：廖年賦傳》，我們才有機會認識一個有趣的，我們所不知道的音樂，不知道的時代，不知道的台灣。
本文內容參考自《走一個世紀的音樂路：廖年賦傳》(附贈CD)/華滋出版 ，羅基敏
◆台灣主題延伸閱讀：《愛說台語五千年：台語聲韻之美》 / 《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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