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日本帝國最後的軍人，竟是台灣現代國防的起點？】 從《蔣介石日記》出發，
野島剛走訪白團成員及家屬，取得從未曝光的日記與自傳，
親眼目睹台灣國防大學祕藏數十年的白團書庫最高機密。
耗時七年，用力最深的著作。 ※ ※ ※ 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
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
這就是野島剛對於蔣介石最深刻的看法。 台灣版序/野島剛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位處於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求知之心萌生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的軍隊之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蒐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重新理解蔣介石，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棉薄之力。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十分湊巧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 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我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和留存在台灣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一盡己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蘆荻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所在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內文選摘（節錄）
序章 病榻上的參謀
面臨敗戰的三十四歲
糸賀公一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出生在出雲大社附近的島根縣簸川郡多伎町（現為出雲市），是家裡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農會會長，在地方上是相當知名的人物。 根據糸賀的長男─前富士銀行常務董事糸賀俊一所述，糸賀家原本是和歌山地方的鄉野武士，當時家族的姓是「糸我」，後來在南北朝時期隨同南朝作戰，轉戰於山陰一帶，最後輾轉來到出雲地區落腳，在這過程中才改姓為「糸賀」。 糸賀公一中學畢業之後，通過了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考試，從此開始踏上成為陸軍菁英的道路。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他以陸士第四十四期的身分入學，並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自陸軍大學畢業。因為他有一陣子身體出了問題，所以留在陸士學校擔任了兩年的戰術教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糸賀升任大本營陸軍參謀，並於隔年被派遣到滿洲，配屬在從馬來半島返回的山下奉文大將麾下，擔任對蘇作戰的第一方面軍參謀。 可是，隨著南方戰線的情勢日趨不穩，糸賀的任務也變了調。 滿洲的兵器漸漸被抽調走，滿洲的陸軍也被抽掉了骨幹，對蘇聯作戰已經變成了不可能之事。於是我先是轉任到參謀本部，接著又被派到新加坡。 糸賀在陸軍最後的職務，是以新加坡第七方面軍參謀身分畫上句點的。當時第七方面軍的司令官，是在東京大審中作為A級戰犯被判處死刑的板垣征四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糸賀升任中佐，八月戰爭便結束了。 之後，糸賀在新加坡負責與重返此地的英軍進行斡旋，在樟宜收容所和戰犯們一起度過了兩年。據俊一先生所述，糸賀幾乎不曾提起他在新加坡這段經歷，不過讓俊一先生至今印象猶新的是，父親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想：「英軍那些傢伙的腦袋很好，也相當好說話，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掉以輕心，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警戒才行。」 復員之後，三十七歲的糸賀回到了故鄉島根縣，也回到了帶著四個幼子，一直等待他回來的妻子身邊。舊日本軍的解體以及公職追放，讓糸賀半生積累的專業瞬間化為泡影。 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
接下來該怎麼過活才好？糸賀的心中一片晦暗。 「軍隊沒了，國家也沒了，再就職也不可能；要賺點錢的話，到底該怎麼做才好，真是頭大啊！……算了，就先從農夫開始做起，耕種自己的田地，想辦法努力活下去。」 身為長男的糸賀，肩負著扛起一家生計的重責大任。不只是妻兒，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跟兒子俊一的年紀相差不了多少。 雖然過去幾乎沒有任何種田的經驗，不過糸賀生來就是熱中於研究的個性，於是，只見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了當地特產無花果的新種子，接著便一頭栽進農業之中，最後總算維持住一家的生計。 當糸賀在陸軍的學長小笠原清捎來訊息，表示「希望你能到東京一趟，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時，已經是糸賀回到故鄉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小笠原清，正是日後以白團日本方面事務局長的身分，活躍一時的人物。他以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敗戰之後，岡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軍民返國，小笠原也寸步不離地追隨在側，將一絲希望寄託在中國；岡村回國之後，和蔣介石攜手共同推動組建白團，而小笠原也作為岡村的股肱，為白團的運作而盡力奔走。 對這個時候的糸賀來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謝天謝地了。於是他搭上了夜車，趕到東京和小笠原見面。而他從小笠原那裡聽到的，是這樣模模糊糊、細節不清的工作內容：希望你能前往台灣，幫助蔣介石和共產黨作戰。報酬當然相當優渥，只不過，這可能是份得賭上性命的工作唷！ 當時，已經有好些八卦雜誌頻頻報導所謂「台灣義勇軍」的話題。「為了幫助蔣介石而前往台灣的前日本軍人」─這樣一個有如痴人說夢般的計畫，居然會和我扯上關係？糸賀實在完全無法想像。 雖然糸賀從前曾在滿洲服役過，但是嚴格說起來，他並不是那種通曉中國事務的所謂「中國通」。儘管如此，面對小笠原的邀請，糸賀只簡簡單單地回了兩個字：「我做！」 誠如小笠原話中的暗示，這份工作的報酬想必超乎一般的豐厚，而其中所蘊含的風險，糸賀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這些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簡單應允的主因。 據糸賀自己的估算，接下這份工作，一定能夠充分支應島根老家親人的生活所需，然而，比起家人的生計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正值身為軍人活力最旺盛的年紀，而這份工作，正是讓他竭盡半生所學的知識與經驗，重新發光發熱的最佳舞台。這種強烈的誘惑與魅力，才是讓他當下如此斬釘截鐵回應的最大理由。 糸賀是擬定作戰計畫的專家。來到台灣之後，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密切參與制定以奪回中國為目標的「反攻大陸計畫」，同時也是白團於一九六八年解散時，最後留在台灣的五人之一。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這個時期，有數百名陸海軍人員分別接受了小笠原以及其他白團發起人的徵詢，看他們是否願意渡海前往台灣，其中最後接受邀約的大致有一百人，實際混進貨輪裡面、偷渡到台灣的總人數為八十三人。 在戰後亞洲混亂的國際情勢中，綻放獨特異彩的地下軍事顧問團──白團，就這樣開始了它的行動。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我去釣個魚
就在根本博在東京過著晴耕雨讀的退役生活之際，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名自稱為「李銓源」的年輕人。李銓源表示，他是國民政府傅作義將軍的使者，希望能夠邀請他「前往台灣指揮戰爭」。傅作義是曾經和根本直接交手過的敵將，兩人在戰後處理的過程中也有相當多的交流經驗；對根本來說，傅作義是一位在人品上相當值得信賴的人物。只是，之後證明，所謂「傅作義的邀請」云云，完全是一個捏造出來的謊言。（譯註：傅作義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向共軍獻出北京城投降。）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根本博扛著釣竿，說聲「我去釣個魚」之後便離開了自家，和陸士二十四期的吉川源三等八人，從東京車站一路前往九州。六月初，他們從宮崎搭乘小型漁船潛渡到台灣，但在途中遇上海難，幸好得到沖繩的美國海軍救援才倖免於難；雖然幾經波折，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成功到達台灣，並在台灣北部的基隆登陸。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後，卻一直聯絡不上台灣方面的接頭人員，於是他們又被員警給拘留了起來。直到一個月後，在湯恩伯將軍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終於獲得了釋放。對於該如何處理這些突然造訪的不速之客，台灣方面也是大感頭疼，最後除了根本之外，其他的成員全都遭到遣返回日本，並由曹士澂負責收拾殘局。 當根本停泊在宮崎的事情曝光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他的問題被提交到了參議院院會進行討論，而日本各界雜誌對於「台灣義勇軍」一事的推測，一時之間也甚囂塵上，結果就是潛伏在地下的白團計畫各相關人員，不得不暫時將神經繃得更緊，就怕發生什麼出乎想像的意外…… 死守金門
根本在這一年的八月成為湯恩伯將軍的私人顧問，然而國民黨此時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局面。從上海到廈門，各重要據點陸續陷落於共軍之手，除了台灣以外，國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門、馬祖等寥寥幾個島嶼而已。為了保住反攻大陸的橋頭堡，蔣介石絕對不能失掉最接近廈門的金門島；然而，不管在誰看來，金門的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共軍展開了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的登陸作戰。最初，國民政府軍的防衛作戰，原本是考慮要在灘頭阻止共軍的登陸，但根據根本的手記，後來根本提出了建言，指出正面衝突將極為不利，於是整體的作戰計畫便改變為放共軍登陸，然後再加以殲滅的方針。 國民黨軍布署在離海岸有點距離的台地上，等到共軍登陸上岸之後，便集中全部的火力加以攻擊，而共軍卻似乎因為連戰連勝的緣故，顯得有些輕忽大意。結果，共軍整個陷入了一片大混亂，登陸用的舢板幾乎全被燒光，高達數萬人被俘虜，此次戰役最後便以國府軍的大勝利作結。 這場戰役對國民黨而言，簡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連戰連敗的國共內戰中，能夠取得這樣一場久久不曾見到的大市利，對於低落的士氣，可說有著相當大的鼓舞效果。同時，國府軍在金門島的勝利，也使得共軍被迫不得不重整對於台灣的攻勢，從而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雖然這樣說或許有點結果論，不過之後隨著韓戰爆發導致美軍介入，並使中台分斷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門在這次攻勢中陷落的話，共產黨的「台灣解放」或許會在韓戰之前便已實現也說不定吧！ 現在，金門仍然處在台灣的支配領域下；雖然緊張的情勢已經緩和許多，但它做為中台之間最前線的地位仍然不變。從這點來看，這場古寧頭之戰可說具有著極大的歷史意義。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嗎？
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湯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持續不變；當他在日本入院的時候，根本幾乎是每天前往湯恩伯的病床前探病。 既然兩人的關係如此親近，那麼若是湯恩伯在金門真的指揮了古寧頭之戰，那麼根本的貢獻，也就有很大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存在。然而，若是湯恩伯當時並沒有執掌戰役的指揮，那麼根本的貢獻，就很有可能其實只是他自己想像下的產物、或者是多方誇大的結果。 湯恩伯的軍隊一向以軍紀紊亂、統御無方，戰鬥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國共內戰中，也是連戰連敗。儘管如此，蔣介石對湯恩伯仍然不失溫情，將上海防衛戰的責任託付給他，然而湯恩伯卻又在那場戰役中，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更有甚者，當放棄福建省的重要據點廈門後，湯恩伯向蔣介石請求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職，結果卻被蔣介石用近乎斥責的語氣對他下令說：「直到最後，我都不會同意更換司令官，給我死守金門！」 於是，金門的防衛司令官仍然是湯恩伯，可是就在金門之戰達到最高峰的古寧頭戰役之前不久，湯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終於被胡璉將軍所取代。 根據有關金門戰役的報導文學《無法解放的島嶼》一書的作者、居住於金門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湯恩伯與胡璉的交接時間，正好與古寧頭之戰是重疊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當時的指揮權，事實上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況下。 根據李福井的看法，戰役的前半仍然是由湯恩伯所指揮，但在進行到一半之際，便由胡璉接手負起指揮之責。事後不久，胡璉一方便積極主張金門戰役的功績應當歸於他們這邊，但這樣的說法也引起了湯恩伯舊部的激烈反駁，雙方的爭論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不過，在胡璉部下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及胡璉在受命指揮之際，曾在戰場上「與湯恩伯將軍的日籍顧問根本博會面」。由此可知，根本博當時人在金門戰場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對於他的貢獻究竟到什麼程度，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證明這一點。 二○一三年我走訪金門之際，李福井針對根本博的問題，對我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會根據湯恩伯將軍的影響力究竟到什麼程度，而產生出不同的判斷。儘管當時湯恩伯仍然是處在指揮官的位置上，但是實權卻已經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換言之，他不過就是個象徵性的存在罷了。根本這位日本人為了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義而投身戰場，這是事實沒錯。只是，要說在他投身戰場的這段時間中，在古寧頭戰役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提出了「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以當時湯恩伯的影響力來考量，我想未必就有這樣的事。 在現今民主化的台灣，若是有著明確的史實，那麼不管當時的派系鬥爭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殺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當的困難。關於李福井對根本的見解，是否就是最妥當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抱持著疑問；為此，我衷心期待將來能夠發掘出更詳盡的史料，以確定這件事的事實所在。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來自日本的龐大軍事資料
在我前往國防大學訪問的半年前，我曾經造訪台灣的「國史館」。 儘管國史館本部是位於遠離台北市區的新店山區，不過在屹立於台北市中心的舊台灣總督府─也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正後方，還有一間已經數位化的電腦檔案室。 從二○一○年開始，我便一直在這裡閱覽眾所矚目的新公開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大溪檔案）。二○一一年冬天，我再次造訪國史館，連日埋首於探尋有關富士俱樂部的文書檔案中。 我在認為可能與白團有關的數百件文獻當中，逐一調查其中的內容，最後，終於讓我找到了一份名為〈資料整備及調查研究實施概況〉的文件。 這份檔案的相關資訊上寫著「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岡村寧次向蔣中正總統提出」。當我看到這行字時，忍不住在心裡大喊：「賓果，就是這個了！」 當我打開檔案的封皮時，開頭出現的是一份表格。 這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到翌年九月，作為整體綱要的計畫表。因此，這份資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呈現出日本方面為了配合白團的運作，將資料送往台灣這個行動的重要史料。 表格中央的「資料相關」，指的是已經刊行的書籍與文書；「調研相關」則是「富士俱樂部」獨自進行調查研究後做成的資料。就書籍類與調研資料分開這點看來，跟國防大學內的資料庫顯然也是一致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內容，除了書籍和戰前資料的蒐集，同時也包含了自行調查與製作的研究資料在內。 繼續閱讀這份文件，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又一行整齊排列著、高達數千冊的書名和資料名稱。 這些都是富士俱樂部當作資料送往台灣的圖書目錄，同時毫無疑問地，也是小笠原所自豪的「東洋第一軍事圖書館」的詳細收藏清單。 基本上，「已送出」的內容，多是以公開刊行的書籍為主，主要是將在日本比較暢銷的軍事書籍運往台灣。不過在這當中，其實也夾雜著官方資料與軍事機密資料。 緊接著「已送出」項目之後，記載的則是「已送出相當數量（部分送出）」這一項目。 關於這份書目當中曾屢次提及的「兵要地誌」，我在後面會加以詳述，不過此處可以說明的是，它是軍事上絕對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毫無疑問是屬於軍事機密資料。其他列在「部分送出」項目中的，還有包括「憲兵資料」、「細菌戰資料」、「總動員資料」等明顯機密度甚高的資料。 再往下看到「未送出（含搜索中）」這一項，除了「兵要地誌」以外，也包括了「中野學校教材」、「幕僚必攜」等明顯屬於日軍內部流通文件的書籍。接下來，在「第一次請求支援資料中（大致已滿足需求者）」這欄中，表列了大約十冊相關文件；這些文件相當明顯，都是屬於軍事資料之列。再下來的欄位是「送出資料一覽（沙盤推演相關）（二八．六．一）」，這部分目錄所列出的，幾乎全部是機密資料；當我看到這批清單時，不禁大為驚訝。 另外還有一份表單，名為「調研資料一覽表」，編纂日期是「昭和二十七年十月」。（請參照附錄資料）這份「調研」資料既不屬於一般書籍，也非戰前留下的軍事資料，而是由「富士俱樂部」一手獨力編纂而成的資料。所謂「調研」，大概就是「富士俱樂部」的別名吧！ 從這份龐大的資料清單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富士俱樂部」並不只是蒐集資料，而是不愧「調研」之名，擁有極端優秀「調查與研究」能力的一個組織。 調研資料的內容不只限於軍事，還旁及國際情勢以及思想、哲學的領域；光是從建構出這份清單這一點，就足以看出當時的「富士俱樂部」麾下必定是英才濟濟。 相互連結
服部機關的戰史編纂任務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大致告一段落，而GHQ則是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簽署後宣告解散（一九五二）。 另一方面，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則是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大致持續了十年；換言之，我們可以相當自然地認定，服部機關的一部分機能與情報，事實上是被富士俱樂部吸收繼承了。 在收藏於國防大學的資料中，編號「調研第五一二號A」的文件，其標題為〈支那方面作戰記錄/第六方面軍之作戰（其之二）〉，編纂者則為「復員局資料整理部」。 復員局正如前述，是舊陸軍的後繼組織，同時也是服部在戰後所屬的機關。因此，這類資料乃是透過服部的協力，輾轉來到白團手中，這樣的可能性相當高。 服部和自衛隊的成立也有相當關聯；一直以來，他都被視為是戰後日本防衛策略的幕後設計師之一。 在前面提到的白團演講錄中，服部從「藉由日本的再武裝，形成日、台、韓、菲反共同盟軍的可能性」這一視野出發，做了相關陳述。毫無疑問，岡村和服部是以共同戰線的形式，為了支援蔣介石，透過富士俱樂部將資料不斷送往台灣。服部機關與富士俱樂部若不是表裡一體，至少也是構築了相當緊密的協力關係。 在早稻田大學教授有馬哲夫根據美國政府收藏的CIA檔案所寫成的《CIA與戰後日本》 （平凡社新書）一書中指出，服部機關等暗地裡活躍於戰後初期日本的情報機關，其存在的理由大都不脫以下幾點： 一、以組成集團的方式，從東京大審以及敵對人員（包括舊日本軍占領地的敵對人士）手中守護自身性命。 二、不是為了謀生，而是以相互連結的集團形式經營事業。 三、為了占領結束後的再武裝而預作準備。 在這當中，白團與服部機關的結合，一和二的要素或許占了絕大成分。透過相互連結，亦即人脈和資料的結合，他們共同向台灣提供軍事情報，從而換取對方給予的報酬。富士俱樂部的活動之所以能夠持續十年以上，毫無疑問，在它的背後，必定有蔣介石以及台灣政府的資金支持；若非如此，這麼多有識之士耗盡心力進行分析與論文的寫作，這樣的行為顯然就相當不可解了。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推斷，這樣的舉動，很有可能是為了重建前軍人在戰後的生活基礎而推行的一項大計畫當中的一部分。 只是，事情並不僅止於此。透過富士俱樂部將資料送往台灣這件事，理應存在著某種目的意識，那就是希望這些資料，在將來日本再武裝，以及陸軍重新集結時，能夠派上用場。就服部等人對世界的理解而言，他們認為共產與反共陣營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必將再起，因此支援身為反共的前哨堡壘─和中國共產黨不斷作戰的蔣介石，在道理上來說自是相當充分。 就這樣，這些被送往台灣的龐大資料群，不只是被當成為了從中共統一台灣的軍事威脅中保護蔣介石政權的工具而加以充分運用，同時也被活用於反攻大陸的作戰準備等諸多方面上。 這些貴重的資料，如今仍然沉眠在國防大學一間沒有名字的地下室當中。若是能夠從歷史研究的視點，對這些資料進行再整理，並彙整資料內容進行詳盡分析，那麼關於「東洋第一軍事圖書館」的成立，以及白團的後方支援團隊──富士俱樂部的實際狀況，想必一定能夠更加明朗。 我衷心期盼這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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