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電影圖書館幾經變革，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簡稱「影視聽中心」），資深影評人藍祖蔚受命為董事長。又一次回到這熟悉的空間，我們請他聊聊對這地方的回憶，除了是他記者時期跑電影新聞充電的寶庫之外，那時每逢金馬影展，售票兩天前就有人在電影圖書館門口排隊；因為戒嚴時期、資訊封閉的台灣，想看到國際大師的作品，唯一的管道只有金馬影展，是當時文青最瘋迷的藝術饗宴，「如果現在的瘋狂指數是80分的話，當年大概是200分。」藍祖蔚笑笑地分享那段已經少有人知的歲月。
你的、我的、大家的台灣記憶
搭乘藍祖蔚駕駛的時光機，我們一起穿越時空，聽他說著四歲時看的第一部電影，男女主角在被單下蠕動，不明就裡的他，問了母親卻挨了一聲罵。他猶記得全家半夜時分守著收音機，聆聽中廣轉播金龍少棒隊在美國爭奪世界少棒的冠軍賽，開賽後一支安打，打者直奔二壘，廣播員瘋狂喜悅的聲音。他還經歷1962年台視開播的盛況，參加錄影上過節目。他也親眼見證了1963年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時，台北像個瘋人城、萬人空巷的局面。記憶力極好的藍祖蔚滔滔不絕地述說這些片段，這是他的記憶，其實也是台灣社會的共同回憶。「你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大家透過電影、電視、廣播媒介跟世界建立的連結，所得到的滿足。」藍祖蔚說。
甚至早年在電影院看電影，規定播放國歌和新聞時事的影片；國歌影片有各種版本，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背景與思維；新聞時事影片則是當時的生活紀錄，是台灣成長史活生生的歷史見證，都是屬於島嶼居民共同的記憶；但這些吉光片羽卻可能因為我們急著往前衝、忘記回頭看，而斑駁、淡忘了。
「影視聽中心就該把這些歷史記憶保留下來，經過擦拭整理和解釋，讓曾經走過的那一段青春歲月，可以重新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共同的文化資產。」藍祖蔚若有所思的說。
影視聽中心成立
影視聽中心的前身幾經轉型，最早是「國家電影圖書館」（1978∼1991），之後轉型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1∼2014），更名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2014∼2020），肩負台灣電影資料保存、修復、推廣、教育之責；2020年5月下旬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務範圍擴及電視、廣播的文化資產。
藍祖蔚受命擔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在西門町長大，電影伴隨他的成長，他也是台灣第一位五年內跑遍坎城、威尼斯、柏林、東京、聖莎巴斯提恩影展和奧斯卡獎現場的記者。擔任過電視台新聞製作人、中影公司製片部經理，更長年透過廣播，與社會大眾在空中相會，分享他喜愛的電影音樂，藍祖蔚的一輩子可說是跟電影泡在一起了，如今就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是適才適所。
「我們希望從1895年之後，建立台灣的視聽史。」藍祖蔚說。這1895年並非日本殖民台灣的緣由，而是世界第一部電影誕生的年代。台灣第一次進入膠捲的框格中是1907年日本人高松豐次郎拍攝的《台灣實況紹介》，該片在全島北中南一百多處取景。1906年，無線電廣播發明，1925 年，臺灣總督府在始政（開始施政） 30 周年紀念展覽會上首次公開播放廣播，1928年，台北放送局（現址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立，台灣人開始透過小小的方盒知曉世界大事，電影《KANO》中，重現了家家戶戶透過廣播，收聽遠在日本的甲子園球賽盛況。這些影像、聲音成為庶民生活的一環，記錄大眾日常的點點滴滴，共築全民的記憶。
典藏今昔的分分秒秒
「影視聽中心」的業務擴展到電視、廣播，要找回散逸各處的片段記憶，藍祖蔚說：「不好找，可是現在不做未來更沒有機會，所以有多少就算多少。」
「從1950年代開始，台灣是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地邁出影視創作的步伐，在1989年之前，台灣影像保存的概念是minus（負的）。很多珍貴的文化資產、社會記憶就這樣流失了。流失就代表消失，即使你曾經看過那種美麗，可是也無緣再見了。」藍祖蔚感概的說。
影視聽中心現在已積極與漢聲、警廣、台灣電視公司洽談，希望未來能將這些文化資產授權提供給全民使用，史明老先生生前也把自己廣播電台的磁帶捐給了影視聽中心，綠色和平電台也有相關的資料。「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不做過份的解釋，只是保存其原貌，還原其舊觀，這就是影視聽中心將來要做的事情。」藍祖蔚再補充：「從今日看來，可能嫌過去的資料節奏緩慢，甚至有點老土，但是前輩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你唯有知道昨天的爸媽長成什麼模樣，今天再回頭看看自己、看未來。」
留下「當下」的資料，還包括諸多從業人員的口述資料，才有機會為後世勾勒那曾經的榮景。「我們將來會有更大的比例訪談尚健在的影視從業人員，做成口述歷史，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幫我們重建台灣的視聽史。」
許多電影舉辦的影後座談，導演與觀眾對話，這些資訊都應該被記錄下來。藍祖蔚又舉了自己與王童導演對談的書《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王童是從美術設計出身，再一路進階到執導演筒，書中藍祖蔚的提問，從美術搭景、鏡頭運動、符號意涵、角色選擇、音樂安排、使用語言等等，追根究柢地問明導演的意圖，留下的這些raw material，可供後世參考研究。
「我一直把自己的角色當作一座橋，當年我在橋的那一頭，我看過1960∼1980年代這麼多精彩的風景，現在來到2020年，這邊的人都不知道橋那頭的風景，我的工作是把那頭帶到這邊來，讓大家知道橋那頭曾經如此輝煌燦爛。」藍祖蔚感性的說。
修復影格，國際亮相
看過由影視聽中心自製的紀錄片《數電影的人》，才能知道電影修復工作有多繁瑣細碎。所謂修復是一個個影格的救援，修整損破的膠片齒孔、除抹老化的影格接合膠，再進行數位掃描，一秒只能掃三個影格，數位修復師接續為每一格畫面掃除刮痕、清除髒汙，調光師再替影像找回褪逝的色澤，而音效修復師盡力還原影片舊有的聲色。影片中的數位修復師提到，一個月修復十分鐘算是理想狀態，就知道其工程之浩大繁瑣。
從2013年，影視聽中心投入台灣經典影片高階數位修復工作，其成果如《龍門客棧》、《俠女》、《空山靈雨》等片，都獲得坎城國際影展重視，重新讓全球看見，甚至陸續賣出修復版版權。
日前，《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美國影評人Ben Kenigsberg撰寫的專文，標題稱侯孝賢為「台灣最偉大電影人」。才好奇在多年後為何突然蹦出這則新聞，藍祖蔚解釋其中的關鍵，是中影公司重新修復了《戀戀風塵》與《童年往事》兩部作品，並賣出數位修復版權給線上串聯平台，讓影片在美國得以被看見，這顯示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未來，培育電影的修復人才更將是影視聽中心的重點工作，讓世界看到台灣有這樣的能力，讓電影修復可以成為台灣另一個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國寶「近用」，呈現美麗多元的台灣
典藏全民的記憶應無區分，那些屬於庶民的文化情貌，也該被重視。「希望將來影視聽中心能兵分兩路，學術的深化有其必要性，但是更為大眾接受的開闊性與廣度，也需要被重視。」藍祖蔚說。
例如鮮少人討論許不了、豬哥亮舞台表演的價值，與默劇泰斗卓別林的表演風格有何相似相異之處，分析他們的表演如何符合大眾文化娛樂的心情；或是介紹當年如陶大偉、孫越、許不了的賣座電影音樂，那些樂音都深植在人們心中，那是聞樂就能起舞，觀影就能知曉當時文化情境，這些都不該偏廢。台灣不是只有新電影的大師，台灣電影有更多可能的排列組合，藍祖蔚表示。
話題一轉，保存、修復了這些公共財之後，「但擺在庫房，『養在深閨人未識』，那還有什麼意思呢？」善用古典詩詞的藍祖蔚，說那些被鎖在庫房中不見天日的影片像深宮怨婦一般，此一形容超有既視感，「別人是『一朝選在君王側』，那我們是希望一朝能夠出現在大眾的手上。」讓這些影視的文化資產讓大家能夠方便近用，授權取得容易（近用權利），台灣曾有的「那時此刻」，曾有百花齊放的燦爛時光，才能不斷被記憶，被創新、被發揚。
熟悉英美文學的藍祖蔚，做了個比喻，在羅馬神話中，有位神祇Janus，他也是January一月字源的由來，他有兩個臉各朝向一方，看向過去和未來。藍祖蔚以此為喻，「影視聽中心要有Janus的精神，把過去的東西帶到現在給大家了解，對於現代的情事，我們也沒有忽略，典藏本該從當下開始。」藍祖蔚的這番話，界定影視聽中心獨特的文化使命，現在的每一天為未來的每一天做典藏，是影視聽中心最貼切的註腳。
(本文摘自台灣光華雜誌109年8月號)
電影是台灣文化外交的亮點，圖為導演蔡明亮出席首屆羅馬台灣電影節「台灣之華」（Flowers of Taiwan）開幕儀式。
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圖為《俠女》修復後截圖。
重新修復《空山靈雨》，讓後世得以再見其美麗身影。
藍祖蔚受命擔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他希望建立台灣自1895年以來的視聽史。（林格立攝）
影視聽中心同仁戮力進行電影修復，搶救流失的時代記憶。
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圖為《俠女》修復後截圖。
重新修復《龍門客棧》，讓後世得以再見其美麗身影。
到西門町看場電影，是許多台灣民眾青春歲月裡不可抹去的一章。（外交部提供）
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圖為《俠女》修復後截圖。
影視聽中心將業務範圍擴及電視、廣播的文化資產。圖為1972年中華電視公司電視劇「七世夫妻」拍攝情景，右一為亞洲影后凌波。（外交部提供）
1971年，台南巨人少棒隊獲第25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 冠軍，回國後遊行車隊經中華商場，萬人空巷。（外交部提供）
電影、電視、廣播這些聲與影，構築了台灣人共同的記憶。（林格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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