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黑影幢幢的刑案，誰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

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黑影幢幢的刑案，誰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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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 第1150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黑影幢幢的刑案，誰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人性越界•犯罪心理解剖書/首部監所心理教師視角，逼近犯罪行為的起心動念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閱讀筆記	【書評•散文】丁名慶/海面之下的溫柔功課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黑影幢幢的刑案，誰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

文、圖節錄自麥田

圖/麥田提供

黑影幢幢的刑案，誰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還是每個經手的人都有份？看一連串驚奇詭譎的疑案，如何映照出清代的治亂興衰

內容簡介：真實刑案總是比虛構的更離奇、更不可思議，原本簡單的事件，一旦摻雜人性的詭祕心境，越爬梳越令人陷入泥淖！歷史普及類《年羹堯之死》暢銷書作者鄭小悠，第一本最完整剖析清朝律法制度與刑案的好評力作。

作者介紹：鄭小悠 ，1987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其作品《年羹堯之死》一經出版，即受到好評，影響廣泛，入圍《新京報》2018年年度好書；獲得「2019博庫·錢江晚報春風悅讀盛典」年度新人獎。

搶先試閱：〈政治大案中的皇權〉

清代處理政治類案件，可以分為君權強盛與衰弱兩種情況，其形式頗為不同。

強盛者以雍正帝處理年羹堯案為例。從公開的處理過程上看，皇帝先因為年羹堯上奏書寫錯誤，枉參屬官等「公罪」將其交吏部議處，並由大將軍、川陝總督調任杭州將軍。此後內外大臣交章彈劾，皇帝一面將這些章奏發給他本人，令他「明白回奏」，一面派欽差大臣到章奏中提到的事發地去調查真相。在足夠多的問題被揭發出來後，將其逐步革職、革爵，最後提拿進京，交刑部看押。九卿大臣與刑部會審後，由刑部主稿具題，定其九十二款大罪。題本在羅列了各款罪狀及簡要情節後，共引《大清律》十三條，根據清律「二（多）罪俱發從重論」的原則，依照最重的大逆罪，請求將其本人明正典刑，其父、兄弟、子孫、伯叔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按律斬；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正犯財產入官。雍正帝批復九卿題本，念其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令其自裁；其子年富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廣西、雲貴地區煙瘴之地充軍，不足十五歲的子孫到十五歲以後陸續發遣；其父、兄、妻、女寬免。

公開的問刑程序從雍正三年九月將年羹堯革職拿問開始，到同年十二月以其自盡告終，歷時不過三個月。而在暗地裡，雍正帝從上一年的十一月起，就開始表現出對年羹堯的不滿，並在給各地文武大臣的朱批中透露風聲，表達「近者年羹堯奏對事件，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示意他們與年氏斷交；又利用奏摺詢問與年羹堯有工作關係或故舊交情的大臣，「年羹堯何如人也，就你所知據實奏來」，示意他們檢舉年氏的罪過。且不斷對年氏的輕微過錯進行公開批評，如將年氏題本中誤寫「朝乾夕惕」為「夕陽朝乾」一事，拔高到他不承認皇帝具有「朝乾夕惕」的品德，並隨即意味深長地表示：「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與此同時，雍正帝對西北地方的駐防將軍、督撫、提鎮進行調動，任命表面與年氏有舊交而實係皇帝親信的大臣接管西北幾省軍事、財政、人事大權，並著手調查年氏在經營川陝期間的問題。身在西安的年羹堯被徹底孤立而不自知，一紙調任杭州的命令下，只能拱手交出兵權。在這一系列明示、暗示之下，內外大臣漸漸看清風向，紛紛在密摺中撇清自己與年氏的關係，揭發其罪行。後來刑部所定的九十二款大罪，皆出於此。

雍正三年七月，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合詞奏請將年羹堯誅戮以彰國法。雍正帝稱之為「在廷公論」，但對此建議仍然不置可否，而命內閣下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的意見，要求他們公開具題，表達對年案的態度。這一系列人事、軍事、輿論的準備工作目標明確，按部就班，前後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在此基礎之上，三個月的問刑程序，最終情罪確鑿、引律分明的爰書章奏，以及皇帝恩自上出的裁決，都顯得順其自然、合乎制度。

只調動官僚系統而避免使用軍事手段，通過毫無瑕疵的法律程序體現君主的個人意志，制服一個手握重兵、控制四省、身兼功臣與外戚雙重身分的權臣，這種高難度工作，即便在皇權極盛的清王朝，也只能由雍正帝這樣權謀精湛的帝王完成，是特例而非常態。在此過程中，刑部的作用僅限於配合皇帝完成刑審程序。年案主審司官唐紹祖的傳記稱：「先生借補刑曹郎，推勘年、汪兩案，悉當上意。」尤見其辦案之功不在依律以定爰書，而在「悉當上意」。

可以與此相對比的是同治年間的何桂清案。辛酉政變以後，由於皇帝年歲幼小，形成了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政治格局。在這種格局下，太后受到文化程度、性別限制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只履行對重大政務的決策權，對重大政務的辦理過程及一般刑錢庶務，都缺乏直接參與的能力。至於輔政的恭親王，名分所限，在上有太后牽制，對下也不能擁有皇帝一樣的控制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官僚集團的力量開始壯大起來，面對關係到政治鬥爭的大案，其局面與雍正年間絕然不同。

咸豐十年五月太平軍攻陷常州前，在常州督師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不顧當地紳民懇求，執意棄城逃命，致使蘇、常、松、泰各府州縣全面淪陷。同治元年四月，由兩江地方官庇護了兩年的何桂清被押解京師交刑部審理。何桂清是雲南昆明人，在如何處理何桂清的問題上，北京官場分為兩派意見。一派是對何恨之入骨的江蘇籍京官，多主立決；一派是與何有私交，特別是「同隸邊籍」，即來自於邊遠省份的官員，聯合要求緩決。是時，刑部堂官派出主審此案的總辦秋審處郎中余光倬正是常州武進人。余光倬認為，按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律，本應擬斬監候，但何桂清身係一品大員，棄城逃避，致令全域潰散，且革職之後藉故逗留兩年不赴部，忍辱偷生、罔顧法紀，應該從重擬以斬決。

奏疏上達後，有旨命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以大學士桂良為首的大部分官員同意依刑部所議，將何桂清比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律，從重擬以斬立決。「保何」一派的大學士祁寯藻、兵部尚書萬青藜、順天府尹石贊清、內閣侍讀學士王拯等十七人則聯名上奏，力救何桂清不死。戶部侍郎董恂、左副都御史志和等十二位大臣藉口與何桂清或曾係同僚，或為師生，回避不肯列名，意見模稜，也偏向於保全。

「保何」派中大學士祁寯藻的奏摺尤其厲害。他援引嘉慶帝「引律斷獄，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等字樣」的諭旨，稱「何桂清應得罪名既有斬監候專條，自應按律問擬以持刑罰之平，何得任意出入，於律外複加從重字樣，以致執法失中，隱釀刻深之弊」。侍讀學士王拯更直指主審餘光倬是辛酉政變期間被賜死的載垣、端華、肅順之餘黨，一貫苛刻鍛煉、故入人罪。希圖借此激起太后對八大臣的舊恨而罷免餘氏。

因為當年有改元之喜，按例秋審停勾。在「殺何」派官員看來，如果不將何桂清擬為立決，難免夜長夢多，遂連章駁斥「保何」派大臣的意見。軍機章京張德容就犀利指出，祁寯藻對嘉慶帝諭旨斷章取義。嘉慶帝雖然有法司斷罪不得有「從重」字樣，但僅指尋常罪行而言，罪情特別重大者不在此列，且道光二十二年辦理提督余步雲失守鎮海而逃，其罪名亦係從重問擬。彼時祁寯藻亦係在廷會議大臣，何以不聞有言？又責王拯誣衊餘光倬為載垣、端華之黨，是啟詰告誣陷之端，立門戶之風。

為了平衡兩方意見，既顯示新朝仁慈，與肅順執政時期的嚴厲相區別，又免得「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動搖前線人心，太后和恭王最終決定將何桂清依「保何」派意見擬為斬監候，但突破秋審停勾的限制，將何桂清於當年秋後處決。主審此案的餘光倬一年後又被科道指名參奏，稱其在部內專橫跋扈、聲名狼藉。經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調查，雖然所參款目都不能坐實，但都察院仍以「該員屢登白簡，其動招物議，必非無因」這一莫須有罪名，建議將餘光倬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之處均行撤銷。朝廷明知道餘氏是被打擊報復，仍然批以「依議」，安撫「保何」派之心。

將此案與年羹堯案對比可以發現，此時的皇權已經全然不能主導、控制政治大案的進程與結果，但尚能做到對官僚集團內的不同力量形成制衡。各方分別利用法律程序，最終實現一個都可以接受的妥協結果。

人性越界•犯罪心理解剖書/首部監所心理教師視角，逼近犯罪行為的起心動念

文、圖節錄自和平國際

圖/和平國際提供

人性若是邪惡，犯罪還需要解釋？善惡的界線真的有那麼容易跨越嗎？僅憑外顯行為，就能將人歸類為好人或壞人嗎？情殺、隨機殺人、分屍、家暴、性侵、縱火、毒癮、黑吃黑、酒駕、神棍……是衝動、僥倖心態、精神失常，還是理性預謀？

內容簡介：走進時間收集器──監獄，一窺被禁錮的慾望和眼睛本書深入解讀臺灣近年來重大刑案，包含隨機殺人、殺童、恐怖情人、性侵、縱火、青少年毒品成癮等社會問題，深入剖析其心理痕跡，揭開犯罪者的精神狀況、異常人格、成長背景以及犯罪促發動機與監禁心理歷程。本書不是以刀光劍影、血腥殺戮的犯罪情節，來滿足我們對違法者的變態圖像，而是作者富有獨特而細膩的社會心理對話，以及逼近圍牆內受刑人生命的日常流淌。

作者介紹：陳建安 ，大三開始便出入監所至今二十年以上，本身生命經驗就是非典型。接觸過少年、成年到死刑犯，一直覺得跟監獄受刑人談話，比起跟學生聊還容易的大學老師。

搶先試閱：〈無差別殺人者心理社會剖析〉

以鄭捷案為例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二十二分，對臺灣社會大眾而言，已深刻到成為一個時代共同的恐懼記憶—臺北捷運鄭捷大宗隨機殺人（mass killing）案。這種幾近戰場殺戮的犯罪手法，對生活於此社會空間的你我而言，有種無法形容的痛與被害恐懼感。

隨機殺人的恐懼

俗語說：「冤有頭，債有主。」隨機便是無緣無故，莫名其妙！人們之所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感到輕鬆與安全，很大部分是拜我們生活經驗的累積，而產生對世界的掌控與預測能力。其實二○○九年「黃富康案」殺死一起去看屋的房東，才是臺灣近年第一件隨機殺人犯罪案件，然而鄭捷案件更是公然打破了我們上述的思維假定，因為你我都可能是被害者，這樣的恐懼更強烈與直接。隨機殺人案件除了讓被害者感到無辜外，更令人感到恐懼的是，它常沒有個犯罪脈絡。我們的思維一直認為「事出必有因」，沒有因果的世界，太令人恐懼。

一、我們找到鄭捷殺人動機了嗎？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對於他的犯罪原因至今還是揣測多於實質證據。然而大眾寧可相信「有」，至少期待他能隨便掰出個「莫名其妙」的理由，以滿足我們心底的安心感，因為這符合我們根深柢固的「事出必有因」心理法則。

二、鄭捷的自我疏離感

人最絕望時不是失望，而是「無」望。當一個人不覺得有明天，或明天不值得期待時，其生命幾乎已脫離現實，處於不只絕望，而是毫無情感波動的厭世感。鄭捷曾提到，他心中以為犯案那一天，就是他的最後一天，想不到還多活了麼多天。

根據相關鑑定報告指出，鄭捷國中時曾邀請同學到家裡玩，結果卻沒人出現，讓他大受打擊。因而導致他刻意與同儕保持距離，卻也故意穿睡衣到校，想引起同學注意。這顯現一種內心叛逆且自戀的特徵，對於案發後他也氣憤外界不了解他，只會說他冷血與無情。日本對隨機殺人研究也指出，這樣微弱的人我關係，獨居男性占一半，犯罪時有五成連知心的朋友都沒有。

鄭捷至執行前的相關報導與專業鑑定報告發現，學校老師大都覺得他是一個毫無異樣，甚至安靜乖巧的孩子。尤其是高中那段時光，他曾經也有一段快樂的日子，而老師是他最後最想見面的人。看守所內的室友與法官也曾說：「他在某部分『其實單純的像個小孩』。」如同他家人於案發後向社會大眾道歉時說：「身為父母的我們教養他二十一年來，一定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疏失，這個我們難辭其咎。」

三、自認是被害者

從就學過程中有許多與他個人相違的「安排」以及負向經驗，例如，家人不同意他就讀喜愛的中文或外文系；後來想讀陸軍官校，認為有穩定薪水可以安穩過自己愛過的生活。但家人覺得那種生活太累，而改讀國防管理學院；退學後還是依家人意思，就讀不喜歡的理工科系。雖有參加中文系轉學考，但沒有錄取。最後，在無法如願走文科的情況下，只有沉迷於電玩的世界裡。

在判決書中提到，更早之前也發生過幾起他與同學之間或老師管教上的衝突（或他認為的霸凌），他對老師和父母無法公正地處理產生再次撕裂傷。

被害者心理學認為，當人自認為是被害者之後，除了對他人失去人際的溫度與信任外，產生的問題可能是「覺得自己是被害者，所以自己是優越的，因為身為被害者，所做的事都是對的」。這就是俗諺所說的「得理就不饒人了」！若再加上犯罪人常出現的「僵固而沒彈性思考」特徵，更讓他容易產生「認知扭曲」，偏激化社會互動訊息或產生偏誤判斷邏輯。

「怪罪他人」認知思考，即將犯罪行為的發生歸罪外在因素，包括他人、心情、或喝酒醉等（Barriga & Gibbs, 1996）。也就是將暴力行為的發生歸因於外在他不可控制的因素，這個外控歸因信念，使得行為人不接受其行為責任，而將其歸因為情境因素。簡而言之，就是「是你們讓我做出這件事的，出事了別怪我。」

四、想死，為什麼不自己去死？

鄭捷於報導中提過，自己從小就想死，但想幹件「大事」！這句話幾乎已經回答了這個疑惑。

許多犯罪者的邏輯與想法是，我要死也要拖幾個人下水，或幹件大事才值得他

曾經說到，他要殺人，而且他心裡一直認為，他最看不起說話不算話的人。可以理解他在案發後警訊裡提到，他終於「圓夢了」！幹件大事就是他的人生目標，他不想沒沒無聞，他想把它標誌為生命的高峰，甚至英雄化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事。這是一種「自戀」的性格特質，對他而言，這是對其父母或社會的一種反抗，或讓人們知道、證明自己也可以做到，改變一直以來受他人宰制的「不好、不好」命運。

根據日本隨機殺人研究分析指出，隨機殺人者有許多挫折，如求學與就業生涯不順遂，加上跟家人、朋友的關係不睦。而大規模殺人的行為可能是他找回自己價值的方式。常年受到各種壓迫而對世界與他人充滿恨意，甚或殺人行為只是一個工具，最終目的是想讓自己被判死刑。對他來說，當心意已決，決定要殺人的那一刻，這時前面站的人是誰已沒差別了。

五、精神分析論的觀點︱其實是想「生」，而驅使他攻擊！

鄭捷到底是瘋子，還是大壞蛋呢？佛洛伊德（Freud）提出著名的「死之本能」

（Thanatos︶論點，認為這個違反生物特性的悲觀主義，意味著人有自我毀滅的本能趨向。但是他的生的本能，使其衍生出攻擊的驅力（aggressive drive），而將自我毀滅轉移至外界目標。簡單地說，從此觀點而言，鄭捷可能想藉由殺害他人的作為，來證明他的「生」。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面對持續挫敗的正向反擊力量，一個內心無言的聲音與驅力，畢竟這是不為社會所容許與接受的方式。殺人的誓言，就像這樣一直出現在他的生命中。根據鑑定報告指出，這似乎是他的哲學觀與價值觀，跟妄想症無關。

如果要用「反社會人格」來解釋鄭捷的行為，卻又並不完全符合。「反社會人格」的人常於小時候就會出現許多偏差問題，及長大後無法遵守社會規範、利用他人獲取利益、好說謊欺騙、無罪惡感，同時也可能會伴著衝動性、壞脾氣及低自我控制能力。

他雖然稱不上品學兼優，但也沒做出什麼令家人、同儕及老師驚愕的事情來。但是當他自己評估時間到了，雖看似平靜，當天犯案前還是不免有所緊張拉肚子。

鑑定報告認為，鄭捷是以「隨機殺人」作為一種「替代殺人」註的模式，但還是很難說，他是否存在或正面對急性壓力，畢竟這是一起在他心裡老早就預告的「人生大事﹂！

六、他無疑是自私的

姑且不論他偏執的性格、過去不愉快的人際遭遇，以及他對世界與生命的灰色調。他為了自己許下的「幹件大事」，在生命歷程中可能刻意地收集和累積「被害經驗」，自戀的以為自己比他人「有腦」，看透生命的意義與本質。最後，拉這麼多人一起陪葬，就為了圓他這個「極端偏執而且似是而非」的「惡夢」，這是自私，不是英雄！

註替代殺人：因為自己想死，然後藉由殺人來讓自己被判死或現場遭警方擊斃。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文、圖節錄自聯經出版

圖/聯經出版提供

資本主義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社會與家庭，造就整個世代全新的集體焦慮世界知名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的困境，闡明改善之道及如何達成務實的願景

內容簡介：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分裂社會：大城市和郊區小鎮、核心地區和邊境、擁有專業技能的菁英與缺乏教育者、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隨著這些分歧的加深，也漸漸令人們對戰後崛起的社會民主失去道德義務。目前為止，這些裂縫只能透過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復興得到回應，也導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英國脫歐付諸實行，和德國民意重返極右派的懷抱等現象崛起。我們總是聽聞太多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至今仍沒有任何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透過這本充滿熱情與激烈辯論的作品，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描繪如何以原創及道德的方式來治癒這些傷痕，透過經濟、社會和文化，以冷靜的實用主義取代狂熱的復興運動。其中他也揭露身處於這些分歧當中的親身經歷，包括從藍領階級的雪菲爾德區搬到競爭激烈的牛津，在英國與非洲兩地間往返工作的經驗。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借鑒於全球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向我們展示如何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自我救贖，藉此擺脫二十世紀的智慧包袱。

作者介紹：保羅•柯利爾　Paul Collier ，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曾於哈佛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擔任教職，著有《The Bottom Billion》、《The Plundered Planet》、《Exodus》等書，並與Alexander Betts合著《Refuge》。2014年受策封為爵士，並獲得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長勳章；2017年獲選英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長期致力於研究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涵蓋農村貧窮、都市化、民主制度的問題，以及外國援助的影響。也曾探討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試圖於否認暖化現象與反對一切破壞兩個極端之間，找出中庸之道。曾獲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評選為全球頂尖思想家，現為反貧困學術委員會（Academics Stand Against Poverty）成員。

搶先試閱：〈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全球化向來是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的強力引擎。經濟學這一行在很多公共政策議題上分裂嚴重，但對全球化的評價倒是團結一致。不過經濟學家建議全球化應繼續下去，已失去大眾的信任。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下，經濟學這一行已喪失「營業許可」，這是部分原因。但更受關切的因素在：經濟學家對全球化的熱情不夠精細。這件事很奇怪，原因在「全球化」根本還沒成為經濟學概念。它是新聞界造的合稱詞，把很多差別很大的經濟進程攪在一塊兒，那些進程不可能有共同效應，遑論有益於全世界。

　　經濟學這一行對全球化稱不上專業，生怕任何批評都會助長民粹，因此對那些不同進程的負面效應，沒什麼著墨。然而負面效應對尋常百姓很明顯，而經濟學家似乎不重視負面效應，影響所及，導致很多人拒絕再傾聽「專家」。為了讓我這一行重拾公信力，我們得拿出較平衡的分析，承認真的有負面效應，而且妥善評價它們，目標在設計出政策回應，而解決它們。經濟學這一行承認「我有責任」，或許較為盡責，而非義正詞嚴地進一步為全球化辯護。

移民問題的「我有責任」

　　大企業利益變得對制定經濟政策極有影響力，政策的焦點之一便是移民的福利。企業界喜愛移民的理由很明顯：移民擴大可以招募的勞工來源。但是，企業界的利益與公民並不一致。雖說有些移民同時造福企業及公民，但有時候它會削減公民福利而有利於企業。

　　全球化把貿易及勞工移動搞混了，但真要區分，有個基本差別：貿易是由比較優勢驅動的，而勞工移動的動力則是絕對優勢。結果便是，雖然按教科書的標準假設，移民促進全球效率，但是沒有理由指望移民對移出國及收容社會雙邊都有益處。移民造就第三類受益者，就是移民自己，他們是唯一毫不含糊的受益人（假如他們沒能得到好處，就不會移民了）。他們斬獲驅使勞工移動的生產力差距，移民提升全球效率，指的是原則上，移民的財物轉移既給收容國也給留在移出國的人，如此讓大家都更好過。但沒有這種財物轉移，移民可是造成兩敗俱傷。對移民本人來說很明智，但不必然加總起來，對社會集體有益。舉個例子，儘管明顯錯用珍貴技能，但假如一位蘇丹醫生搬去英國開計程車為業，全球GDP還是上升了。

　　一旦將移民設在大都會租的背景當中，那它可能會招致公民付出成本，就變得明顯了。大都會產出的「租的大雜燴」（rents of agglomeration），部分被地主取得，但主要是被高技能而住居需求低的人俘獲。如果國家向移民開放邊境，那麼潛在工人數目就會擴張。對這種典型的國家而言，全球勞動力要比國內勞動人口多上大約一百倍，因此完全開放邊境的效果會十分劇烈。很多外國人比起本國人，技能更高而住屋需求更低。因為他們有角逐那些高生產力職位的動機心，於是會叫國人不得安寧。

　　這種進程對全球有效率，大都會經濟會成長，租的大雜燴也一樣。只是現在拿到租的人是誰？隨著勞動人口技能更強，又沒那麼需要住居，租會由地主轉移到技術工，而讓租愈難用課稅來取得。技術工當中，目前已在大都會保有高技術工作的人會受益；他們與技能更高強的人共事，會變得更有生產力。但是那些被排擠掉、失去大都會技術工職缺的該國公民，會失去若沒有移民本來可以拿到的租；他們只能到各省城市工作，生產力沒那麼高。這樣會把租由公民轉給移民。假如公民表達政治態度而反射他們的自利，那麼我們可以料想這兩種效應會明白表現，一種是大都會高技能公民情感上力挺移民，而各省公民會有反移民情緒。

　　頗類似的事情已在英國發生。今天倫敦人口數等同一九五○年，但成員改變可觀。截至二○一七年，百分之三十七人口是第一代移民，而在一九五○年移民數微不足道。沒有移民，倫敦人口也不會縮水三成七，世上沒有一個大都會如此。更可能的是：移民引進的人口，比起很多英國公民，住居需求低而技能高，因此勝過公民而取得倫敦的工作職位。英國脫歐公投揭露這種認同上的分歧，見第三章討論「理智合群的女人」的段落。但倫敦與國家其他地方的差異，可以反映移民分歧的經濟效應，作用在市內兩個新階級上頭。沒錯，分析脫歐公投，可以測出兩個有點反直覺的預測。理論預測說，沒被擠出倫敦的那些高學歷階級成員，會因為高技能移民注入倫敦市，而變得更有生產力，因此相形各省的高學歷人士，較不可能投給「脫歐」。我們發現這一點正確：他們較不傾向脫歐達二成五。相形之下，出身較低學歷階級的倫敦人，面臨低技術移民的競爭，但還沒搬離城市，真的因移民湧入而有所損失，因此比起同階級而住別地方的人，較不可能投給「留歐」。這一點又告正確：較不可能的程度達三成。所以，可能在倫敦城內，理智經濟人還安然健在。階級成分的差異，還有移民造成不同的經濟影響，就解釋英國公投脫歐結果方面，比起流行的大都會說法，指責各省有仇外情結，要強得多。

　　移民造成公民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成本，那便是往往會削弱社會之內已建立的互惠責任。回想起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代最睿智之舉，便是駕馭共同認同而造就許多新的互惠責任。那些人生證實很幸運的人承擔起責任，協助那些沒那麼好命的人。還有一種敘事，讓遵守的人有使命感，更強化責任的敘事。誰敢保證或許就在下一世代，好命人的子女不會淪落到沒那麼好命，因此扛起互惠責任對大家的開明利己都有好處。移民並沒聽到這些共有認同、互惠責任及開明利己的敘事，所以公民難免懷疑他們是否接受這些，結果便是好命的公民較不願繳稅而造福移民及公民同胞。這種效應對技能不高而焦慮的各省居民，聽來特別糟糕；就在他們必須喚醒互惠責任時，他們的同胞卻因移民，棄他們而去。真不幸，目前那種效應的證據，叫人不得不信。

　　新的全歐洲調查，記錄下收入高出平均那一部分的人，對旨在幫忙艱苦人的重分配課稅有什麼態度，已找到證據。真不幸，全歐洲收入超出平均的那些人，相形低於平均的人，對重分配的熱情往往降低。只是，這些反應再與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搭配，一種明顯形態出現了：移民比例愈高，收入高出平均的人支持重分配稅制的意願就愈低。高出平均收入的人顯然還保有一些對貧苦同胞的責任感，但隨著認同隔閡擴大到非同胞，責任感就消蝕了。意見調查是社會科學的老科技，較新的方法是模擬醫學實驗，把人們隨機分成兩組，把一組交付「治療」，而另一組沒有。有項新研究，使用這種全然不同的手法，調查相同問題：兩位西班牙研究員詢問相同問題，但是「事先」叫一群人討論移民，讓問題突顯出來，然而另組人討論的，則是不痛不癢的話題。他們發現的傾向跟前述研究相同：那群被提醒到移民的，繳重分配稅的意願明顯低了很多。

　　故此，雖說有些移民可能造福接納他們的社會、自己的原生國以及移民自己，但是沒有理由認為：那麼大量的移民，受市場吸引而決定利己，對社會很棒。一如往常，意識形態有所誤導。左派是除了移民以外，一切市場驅動的進程都出自本能而懷疑，而右派本來無條件力挺市場，但移民則排除在外。實用主義及務實析理比較講究細節，質問移民造福社會的有多少？還有哪些移民能造福社會？

【書評•散文】丁名慶/海面之下的溫柔功課

丁名慶聯合報

《潛水時不要講話》書影。（圖/麥田提供）

推薦書：栗光《潛水時不要講話》（麥田出版）

嘿，「潛入海中」，是怎麼回事──簡言之是「進入另一個世界」，或另一種存在狀態。這在栗光筆下，不論想像或真實感受，總是活躍迷人遠多於顧慮畏怖。這本以潛水經驗與由此延展生命與生活體會的《潛水時不要講話》，尤其動人之處，除了展現與岸上截然殊異的景致，更教人逐漸醒覺，在潮浪間，尚有不下於潛水，需要反覆熟練、妥善安排的：奔赴、抵達、尋索、放棄、歸返等種種心情。

書名儘管明示「不要講話」，栗光卻善於以書寫訴說。感性飽滿仍可理性節制，樂趣盎然卻不疏廢自然倫理，更不說教。每一次潛入，幾乎足可比擬追求一段嶄新、充滿驚奇，需要磨合，有成長也不免有遺憾的短暫戀情。她更嫻熟動員幽默感做比喻、自嘲和坦率自剖，使得她摹繪的海底世界，宛如在礁岩間巧妙埋設許多而立女子行走人間世道汲取的潛規則與智慧。

練習潛入的過程裡，海洋及世居其中的生靈們也反向潛入栗光的身心。藉由她的帶領，從輯一「如果為了遇見你」初窺門徑者自岸邊往返海中的躊躇與適應，到輯二「交出眼睛的動物」潛水經歷漸入佳境、眼界更開闊、感性更敏銳，也更逗引人渴盼向海中躍去──去親自體察，那些只能生存於斯，各擁不可思議姿貌和習性的神奇生物，如何與水下訪客的快樂、恐懼、執著、釋然、殘酷、孤獨難以言喻地聲息相通，如具現著只屬於邂逅者自身的祕密。

栗光筆端的海與眾「生」，雖然與潛水者之間恆具有各種意思的「最遙遠的距離」，我更感覺，它們像是被收入一顆顆掌中雪景球，即近、精緻，變換觀看角度即變化著當下念頭與回憶的錯織光影；有啟蒙、頓悟，也會親睹危險、血淚──彷如打開就召出失去的時間和人世唏噓的龍宮寶盒。與同代書寫者相較，栗光雖晚熟晚出，卻將對於少見題材的長期關注、親身體察和全面呈現，熔於一爐，創造了和眾先行者們氣質明顯不同的海洋書寫位置──而這也是她日後須大步跨過，或潛得更深、更久的課題。

看栗光寫潛水，我們還會想起：潛入海中，在今日文明社會仍是充滿限制的，包括經濟、空間、裝備、技術、文化差異、環境條件等，但這些限制都是故事的線索；其本質則是追求合宜的自由。人在海面下，限制與自由都不可偏廢──猶如體驗與書寫二者的互補、相依，及消長循環：將浮沉的主權交給海洋，感官重設，才更醒覺身體每一處與水世界的接觸張力；由尋訪驚奇的願望驅動，繼而失落，方知驚奇無預期襲來的興奮感；時時刻刻忐忑於氧氣殘壓，使得冒險伊始即倒數計時，就不可能不五感開啟並感激每個當下。

藉由此書，我們有幸見證，潛水者不只獨善其身與海親近──「不要說話」，能聽見、感知更多，也意味著必須發現語言之外的溝通、思考與尊重生命的方式──更在海裡重新成為獨立完整的人。「人一生最難的事，就是和自己相處。」面朝大海，栗光在盡力做好「人」的角色功課之餘，也向「我」潛得更深，稍微勉強自己一點，學習與壓力、阻力共處，調整呼吸和收納任性的方式。如她自潛伴得來的「開示」：「每支氣瓶都有一個課題」，水中自我答問之際，潛水的價值和代價，無非「還能成為更好的人」，也把形諸文字的溫柔，豁達地分享、還予海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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