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苑抗爭事件，在最高行政法院上周駁回王家「建築線」的再審之訴後，北市府建管處已核准建商「部分動工」。同樣爭議不斷的大埔四戶拆遷案，則由縣長劉政鴻利用自救會北上抗議之際，派出大批警力和人力火速拆除。兩個備受矚目的住屋抗爭事件相繼突破僵局，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或許是值得慶幸的事，至少不再無謂耗費社會成本；但在當事人，則覺得遭到不公而愈發悲憤莫名。因此，要說這兩個抗爭事件宣告圓滿落幕，恐怕言之過早。
文林苑事件是台灣都更史上的指標案例，凸顯了政府公權力夾在建商和居民間的無力與困頓；大埔拆遷案則是農民對工業區奪地的大反撲，將「私產不可侵犯」的訴求更推向市地重劃。未來，不論政府進行都市重劃，或民間想要合力推動都市更新，都將面對更多不同利益的拔河，協調越形不易。
此一情境，除了與公權力的式微有關，更牽涉到台灣民主化發展一個更深層的困境，那就是：「公益」與「私權」如何找到兼容並蓄之道？在文林苑事件中，不同意戶和同意戶的比重是一比卅六；在大埔拆遷中，抗爭戶和同意戶是四與九百之比。但因為抗爭動員之故，輿論焦點似乎更關注抗爭戶之權益，對多數同意戶的權益則相對忽略；這種不對稱，多少磨損了民主精神。
然而，拿「一比卅六」或「四比九百」相提並論，彷彿這些不同意見的民眾是處於全然「對立」的位置，其實也是不正確的設定。事實上，不論在大埔或文林苑，所有同意戶或不同意戶原本都是鄰里關係；只因都更和重劃是一個漫長的協調過程，有人接受勸服，有人不接受變更條件，而被劃作兩類。而導致這些舊鄰里陷入對立的處境，除了其人生哲學不同而作了不同選擇外，主要是法令規範及協商機制的未盡完備，或者公權力和建商財團介入的不當，最後迫使他們的處境產生了矛盾。
在民權初步，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原則。但遇到涉及私產和個人權益的複式矛盾，此一原則要如何尋求折衝，台灣在法治上沒有發展出新的解決思維，在行政作為上亦顯得左支右絀。中央和地方政府處理這類問題，仍過度強調「發展」與「建設」，卻忽略「均衡」與「多元」；因此，才會有王家因未積極表態而被強制納入都更的混亂，也才有苗栗仍有不少工業區閒置卻還要開發新區的落人口實。
同樣的現象，也見諸抗爭者身上。學生和社運團體義無反顧地介入抗爭，固表現了可貴的道德情操，但其中不無令人難解之處。例如，文林苑王家或大埔四戶均非社會定義上的所謂「弱勢」，尤其最後的「大埔四戶」已截然不同於初始的「廿四農戶」，包括抗爭焦點的「張藥房」家大業大，亦與農民無關；這些，都讓農運團體介入的訴求變得極不明晰，也讓外界感到難以理解。若是信仰左派的抗爭論述，社運團體如此大肆動員，目的卻是為了保護少數不屬弱勢階級的「私人財產」；這樣的行動，恐怕和階級理念背道而馳。
我們無意貶低這些抗爭行動，相反的，我們對許多學生和社會人士的熱血感到敬佩。但必須提醒的是，社會運動的耕耘需要理性的思考及清晰的聚焦，不能看到任何抗爭場子就跳進去喊「衝」。若把自己有限的能量和長期累積的社會形象，任意傾倒在與己身追求難以聯結的事件上，除不易獲認同，也恐將勞而無獲。
進一步說，都更或都市重劃的「公益性」，包括市容的改善、居住安全的提升、乃至空間運用的合理化，對當地居民而言，都是很真實而具體的願景，並非空中樓閣。但社運團體若只看到官僚或建商的惡劣，便極力抗爭，卻忽略此一共同生活圈中多數民眾的「公益」，對其他居民並不公平。
話說回來，文林苑的一戶人家和大埔四戶的遭遇，能迅即引起廣大社會關注，其實存在更高的弦外之音。這兩起抗爭，除反映了民眾對公權力的不滿，尤其在年輕世代而言，恐怕也在藉機發洩對貧富差距擴大及世代剝奪加劇的憤怒。這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系出同脈，示威者日積月累目睹社會的不公不義，最後掀起燎原怒火；這點，政府官員務必審慎以對。
文林苑和大埔抗爭慘烈落幕，從這一頁檢視台灣民主在社區議題及協商機制的停滯不前，有太多的空白亟待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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