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每一日跟其他時候的每一日沒有什麼兩樣。任何文化慣用的曆法都只是說法的一種，除了氣候、衣著與太陽的起落時間之外，它在生活中沒有實質不同。在十二月時你跟一月同樣吃麵包與米飯，跟二月同樣繳水費電費網路費，跟四月同樣餵著小孩小貓小狗，跟八月有一樣的喜歡以及一樣的不喜歡，也和九月一樣，呼吸停下時就離開。
然而人類懂得把無邊無際的時間摺疊起來。小時候我常想像一個沒有曆法的世界，憂心忡忡地煩惱如果有一天日曆都消失，那該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已經長大，會不會哪一天變老了都沒有概念。當然這是個傻想頭，變老或長大它的本質，其實和時間並不相關。也常幻想如果沒有年月日時分秒，想著想著就嚴肅地發慌，那可真不得了啊，如果全世界手錶上砌嚓砌嚓不起眼的隨手一折就碎掉的秒針再也不響不動靜，所有的秒好像會瞬間彼此磁吸成地球那樣龐大的一整球，把人類的生活與文明都壓碎，坐在沒頭沒尾變成飛灰的世界裡， 時間像是十億張鋪天蓋地飛散開來的方型彩色紙（國小美勞課上常用的），把眼耳鼻舌身意都掩蓋。不過， 若有節令為刀，我們就能把色紙裁成條，把紙條黏做圈圈，再將圈圈扣成長長的套環， 這些套環繞在身上，從此安心了。
於是十二月成了曲折的時間。一切都是將到盡處，一切都是又要回頭；後悔的反正都已做下，不後悔的也終究要褪散。日文稱十二月為「師走」，據說是描述一年將盡時僧道四處致送法會經書的場景，十方三世的往返周折，都是同樣一條從來處來又要回到去處的路。四月殘酷，七月流火，十二月卻是躊躇。
十二月躊躇， 十二月是「不得不」。拒絕結束也得結束，懶得開始也得開始。我想沒有誰會因為日曆撕到最後而法喜充滿吧，即使這一年過得再不好都終究會遲疑，這是人的惜情。我記得二、三十年前常懸一種紙曆，紙上印了大大的數字就是一天，而每一天都很薄，每一天像身體上一片皮被揭開又放棄（愛物的家庭會留作小孩的計算紙用，或吃飯時墊雞骨水果籽）。我們這一代人童年作文的套語之一即包括「歲末年終，牆上的月曆原本胖胖的身體也變得消瘦」（啊，十二月也特別容易想起小時候），那時我常想向老師回嘴：「但過了最後一天他又馬上胖起來了啊。有什麼好可惜的。」但十二月的確特別讓人感到一種既抽象又具體的瘦，那瘦並不枯瘠，反而像伸展台上的身體一樣充滿了空間與說法，又被深長地凝視。時間和此代的時尚一樣是愈瘦愈有存在感。
十二月曖昧。十二月的曖昧來自它疲倦中一點一點有光亮。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一到十二月總是要打起
精神歡天喜地一下，西洋人過耶誕節，日本人辦忘年會，在台灣則什麼都來一點。濟慈曾寫一首詩《在夜鬱的十二月》（In drear-nighted December）， 對於一個活在十八世紀末且患肺結核的英國人而言，他對冬景的抒寫可謂別開生面，他
不說季節嚴酷或者風寒葉凋，不說雪像老人的白髮，卻說結晶的樹枝未免太快樂了吧，都不記得夏天的綠意；小溪中帶冰晶的水泡與與渦紋也未免太快樂了吧，都不記得阿波羅夏天的倒影。（其實南半球的十二月正是夏天，阿波羅大概只是
去避寒），最後他說，那些為了好時光逝去而傷心的人， 如果都能像十二月的冬夜一樣，能愛也能忘就好了。這很有趣，他詩體中的光景不算太陰暗，口吻也不氾濫（甚至都有點兒幽默了），但詩題中的「夜鬱」卻提醒讀者十二月的缺乏同情。然而這正是十二月，在北半球，十二月比十一月進一步地寒，氣質卻不如它決絕；比一月退一步地暖，態度又不如它振作。它不是陰鬱，不是狠心，只是進退維谷，它只能笑笑地快樂地忘。
當然這辯解也可能只是我偏心的腦補。我生在陽曆十二月裡，又因為是最後一天，住家頂樓能夠看見台北一零一大樓著名的跨年煙火，所以總是會邀請親近朋友當日過來，晚餐甜點都吃完， 大約午夜十一點五十分，就群起嘈嘈而出，圍著圍巾登上頂樓（ 那裡已經擠了許多人），眾人在那充滿儀式性的、黑色的、還沒有光線爆出來的時空裡，即使熟悉也像素面不識，即使陌生也像同船一渡，一起等待全城巔峰為大家燃燒三分鐘發亮的浪漫的金錢。儘管理性也知道，日
子裡除了生死與豆腐之外沒有什麼能夠一刀切，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一日無甚不同，十二月三十一日與一月一日無甚不同，煙火前或煙火後的五分鐘當然也無甚不同。可是感性上，它們不一樣，它們的不一樣正來自人類敘事的詩意，這詩意為所有人抵擋沖刷，讓生活免於被完全削成屑末；實用者當然常說詩意無用，種不出米也養不活牛，可是如果沒有它，十二月就只是一個「每個人都往死亡更進一步囉」的小提醒；如果沒有它，人類的精神是徹底難以面對自然律之龐大與毫無慈悲的。
黃麗群
一九七九年生，政大哲學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短篇小說首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二獎（首獎從缺）。以筆名九九著有小說集《跌倒的小綠人》、《八花九裂》， 及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最新作品為散文集《感覺有點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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