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繁榮與和平
台灣必須要面對時隱時現的「經濟—民粹—兩岸」危機，不論哪一個黨執政，都必須要拿出繁榮與和平的對策。一個「中等」所得國家，延誤了二十年無法進入「高」所得，是政府與人民共同的罪過。一個馬英九時代穩定的兩岸關係，此刻變成要增購三千多億買武器自衛，是不可思議的進行式。
在當前持續的中美貿易戰中，民進黨政府不斷加強抗中反中力道，台灣必須要應對因此而帶來的「黑天鵝」（極不可能但可能發生的事件）與「灰犀牛」（一種可能產生悲劇的警告）效應。
回到經濟面，造成台灣經濟動能衰退的四個因素，一如車之四輪：民間消費不振、投資萎縮、政府支出疲弱、出口乏力。
埋下這個種子有二個關鍵因素。一是一九九○年代中期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阻擋了大陸經濟起飛中，台灣水漲船高的黃金機會。另一個是三十年來民主制度，就如在歐美國家一樣，已無法有效治理一個中產階級停滯、貧富差距存在、合適工作機會難找、意識型態當道、利益團體偏執、民粹與網軍竄起的分裂社會。
此一現象也助長了三位民選總統執政下，行政院長的快速折損；在陳馬的總統任內各換了六位，蔡總統任內三年也已換了三位。平均一年半的任期，怎能產生偉大的政績？
（二）郭韓的速度與氣度
因此，台灣三十年民主政治實施的景象是：民粹不斷在燃燒，年輕一代的生活在力爭上游中陷入困境。去年九合一選舉中，出現了民意的大翻轉。對民進黨政府輸掉十五個縣市的最大教訓是：不能不重視民生，不能再依靠民粹。一條政策不同的路線是：放下悲情與兩岸對抗，走向開放與兩岸交流。台灣要在台中美三角關係中做和平與緩衝的角色，不能變成美國的馬前卒。
在「民意如流水」的台灣，對政黨的忠誠度已在消失中。每當有強烈意識型態的政治人物退出政壇，我內心是暗暗地為他們高興。他們做對了一個「三贏」的決定：解放了自己，釋放了權勢，看到了新思維人才的冒出。
還在高位上，要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趕快從「政治人」變成「經濟人」與「社會人」。
「經濟人」追求的是經濟效率與民間財富。「社會人」追求的是社會進步、多元與公平。
一九五○年代，台灣努力擺脫貧窮與落後，強調了「經濟人」的重要。台塑的王永慶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透過民間企業興起，就業增加，工資提升，財富累積。
進入一九八○年代，社會趨向小康，「社會人」的主張得到重視，全民才能逐漸分享到經濟紅利。
二○二○總統大選已經啟動。爭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郭台銘，是跨國大企業家，大聲地宣稱：「我是經濟人，不是政治人。」高雄市長韓國瑜則是要農工商一起「發大財」的社會人。
一張川普照，產生百般聯想；一瓶礦泉水，捲起千層浪。
政治人物常缺：速度與氣度，但在郭韓二位身上，看到了追求效率的速度與勇敢承擔的氣度。
讓我們期盼：選出的總統要擁有「經濟人」冷靜的腦，「社會人」溫暖的心，以及與生俱來的「中華情」。
有冷靜的腦，就不會做反理性的決策—如增加戰爭風險；有溫暖的心，就能建立一個祥和社會，尤其改善中低階層的生活；有中華情，就會自信地展開兩岸政策上的開放、交流、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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