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
作者：連瑞枝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邊陲人群與族群歷史、傳�u與歷史敘事、歷史人類學、宗教與地方社會，研究地點主要在中國西南地區與台灣。著有《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u與社會》(2007)、《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合編）（2010）、〈女性祖先或女神〉、〈神靈、龍王與官祀〉、〈土酋、盜匪與編民〉、〈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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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社會」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歷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被政治制度、官僚體系、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
西南人群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制，這些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儀式權的合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產生歷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歷史。是一本致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歷史的學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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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節錄）/扉頁間的歷史現場
從邊疆的角度重寫歷史，猶如在荒蕪中找尋路徑，大概是那些隱藏在幽微處的故事，鼓舞我完成這份書寫計畫。考究這些故事時，總得冒著各式各樣的風險，尤其當我們宣稱要從統治者的手中拯救歷史時，如何用新的敘事架構來描寫芸芸眾生的歷史，成為一項新的挑戰。
或許，我先從一位山鄉夷酋自久的故事談起。歷史上有許多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卻在地方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我先在明初土官墓誌銘，偶然地發現自久與鄰近土官相互聯姻，他似乎不僅是山鄉部酋，還被封賜錦衣衛指揮的頭銜。後來，為追蹤大理山鄉鹽井治理所引發的山鄉動亂，發現自久先前竟曾因奪取鹽官之印，打劫官兵，逃到大理和姚安之間的山區，隱匿十餘年之久。這類人物不可能僅只是一位夷賊而已。在書縫間找尋一個在山鄉流竄的人口時，也逐漸地發現更多的自久身影，山裡有地名稱自久寨，族譜有自久後裔！翻遍志書，幸好某位官員在百無聊賴的鄉野生活中，編寫了一份符合體例的志書，扉頁間夾帶著邊陲山鄉的自久被擒捕後赴京和皇帝的一段關鍵對話。他於是向我娓娓道來，其抗明為的是山鄉秩序已崩壞。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是隱藏在史冊扉頁裡的歷史現場。
正史也記錄相關的側面敘事。當我們要從地方角度重寫歷史時，必須留意官方對事件的看法與地方究竟有多大的距離？官方文獻是引證自久的權威證據嗎？沒被記錄的又會是什麼？自久並非重要土官，也不是英雄，又沒有構成驚動天下的重大叛亂，他是一名竄逃山鄉的部酋！歷史學的工作應是把這些看起來相互矛盾、混雜的訊息，放回地方既有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下，重新賦予其適當的解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行動者的歷史，不僅是視角的選擇，還包括解構與建構同時進行的方法論問題。
書中另一個不起眼的橋段，是雲南副使姜龍前往山鄉招撫夷民的故事，也涉及重構地方情境。自久以來之山鄉動亂不斷，官方文獻慣常地以特定的目光描寫動亂或歌誦政績，無意間留下不少線索，包括事發地點與時間、空間分布、群聚的規模、人群分類、掠奪路線、城市災難、官方動員及其因應措施等等。經由考證排比後，才理解史冊中的土官，有時也是夷賊或盜匪，文字的斷裂性雖有敘事零碎化的危險，卻也直指山鄉人群具有難以捉摸的靈活性與機動性。這類官方說法充其量只是幫助我們釐清官府採用什麼樣制度化的方式來分類人群，並標誌以夷屬。有些制度在推動時甚至沒有經過通盤的考量，被各種不同地方情境揉合成另一種社會面貌，使其在時間上呈現一層一層由歷史偶然性條件而組織成的後果，在空間呈現猶如馬賽克般的文化拼圖。這不僅考驗我們對帝國末端基層制度的認識，也挑戰著我們頭腦裡既有正統敘事架構，以及對於鬆散又機動之社群組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基本想像。更深沉的問題是：我們更關心的是官兵動員，還是山鄉夷民的行動，是帝國的制度，抑或是社會實相？書中雖然沒有回答白人、�顆薄B爨人、麼些、�譇舋戊璊@民族形成的問題，但在透過帝國視之為動亂的框架下，我們看到的是：人群如何被動員、自我重組、如何學習以各種機動的方式維持社群分類的界線，進而重新認識到族群是參與區域歷史，同時也是用以迴避或扺制帝國直接治理的政治策略。這種動態性使我們清晰地認知到單一民族框架無法解決族群形成的歷史問題。
流寓士人楊慎為姜龍撰寫去思碑，描寫其撫亂之功業。姜龍或許是一位明理的官員，他親自前往山鄉和夷酋談判，與夷酋的對話也被記錄下來：夷民提及他們進城便被視為盜賊，無法獲得城邑之糧食，處處遭致排斥，山鄉也遭致圍堵，所以才有下山打劫之舉。山鄉生活不只是靜態的親屬與小規模的交換經濟，更是一套具有延展性的政治體系，他們遭致的歧視與生計問題，正說明新政治對傳統體制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去思碑原是歌頌姜龍勸導夷酋有功，但某夷酋日益貧困，妻怨懟之，其為守諾而自盡，反而像是一場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悲劇故事。楊慎記錄這段故事，或許別有用心。有意思的是，《明史》以幾近標準化的眼光描寫姜龍，讚之以「番漢大治」，說明了統治者形塑過的歷史敘事與地方經驗相去甚遠。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研究山鄉社會。壩子裡的貴冑世族前往南京，留下許多歷史文獻，使得有文字和沒有文字的世界形成強烈的反差，也成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這批轉型士人的地方精英和他們所留下的文獻，頓時成為我們認識西南歷史的另一種眼光。他們經歷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先是一批一批貴族、僧人與部酋領袖前往南京，隨之又有土官及其部民們前往北京，成為官員與夷民的中間人群。繼之其後的大理士人，如楊士雲、楊南金和李元陽等等，卻以極其隱晦的方式迴避過去王國的歷史。外來官員們熱烈地期待大理士族是移民西南的古漢人，以便於他們在較大的知識系譜中拉攏與邊境精英的關係。這些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所留下的文字，不時地影響我們對地方歷史的「正確/客觀」評估。於是，我逐漸將區域內不同人群的歷史研究，擴大到不同身分階層「如何記憶歷史」等層面的討論。這涉及歷史的雙面性，也就是真實的過去以及其被記憶的方式，前者涉及許多細節的考證，後者涉及政治權力與書寫技術的支配性。尤其，白人精英識字能文，嫻熟各種知識與治理技術，留下各式文類以及傳說文本，使得村民得以靈活方式來維持多重層的集體記憶，包括鄉野傳誦之南詔大理國的故事。考證雖似科學方式之一，但鄉民的歷史創造，重點不在真偽，而在「何以致之」，其樸素史法與前衛史識呈現靈活的社會圖相！如果將這些看似零碎與矛盾的敘事加以類比，我們反而可以看到一幅各自表述、各自想像的歷史心志，以及彼此相互影響與交錯的動態過程。換句話說，本書無法以「客觀歷史」為寫作的目的，與鄉民相互比較，他們的歷史寫作顯得更大方、更自由、更前衛，而且在細節上創意十足。有時，他們甚至還可能是更為精準的。
近年來，歷史學與人類學界正追蹤一些熱門的議題，如James Scott以逃離國家治理的zomia概念來討論東南亞高地社會。我在大理山鄉腹地進行長期的考察，不論在議題及地緣脈絡上都無法忽略其頗具啟發性的宏觀論點。此學理發想，不時地使我產生既興奮、又迴避的疏離感。十六世紀之大理四周山鄉是活絡的結親、開採資源、山林負販、鹽井貿易等活動，充滿一幅人口與物資流動的景象，他們不只逃離治理，更熱絡地追求隨資源往來而產生大小不一且變化多端的社會網絡。書中最後篇章寫下《雞足山志》的故事，更多地是想要表達山鄉政治也積極仿效帝國的正統文類，以更極端的書寫策略來表達作為「他者」的歷史意志，寫下的是古印度的歷史。背後對資源的競逐，不言而喻。文字書寫在這樣的邊境社會，也格外地顯露出其辯證性。的確如此，書寫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於重新檢視自己使用史料的習慣，或是對文字記錄的依賴。走一趟田野後，來自現場的直覺必將回過頭來改變我們解讀史料的方式。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解構書寫者的權力與正統歷史，倒不如說是重建邊境社會與人群的歷史，並因此獲得觀看歷史的另一種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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