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台灣郵電工人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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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1 第1237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留下回憶的安放之處,從菊元百貨看島都臺北的城市地景。
骨子裡的認同—我是Kolas,Yotaka的女兒,在親情面前 其他都是次要的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台灣郵電工人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

新書鮮讀
留下回憶的安放之處,從菊元百貨看島都臺北的城市地景。
圖/前衛
書名:《菊元百貨:漫步臺北島都》

內容簡介:|消費時代: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百貨之身世考察|《臺灣摩登咖啡屋》作者文可璽.又一日治時代的摩登觀察

改變城市的天際線與消費型態,從菊元百貨看島都臺北的城市地景,洋裝.洋傘.蓄音機,臺灣逐漸走向現代化的時代剪影,一九三二.臺灣第一間百貨公司—菊元開幕。

從虛擬的小說、真實的文獻記載、新聞報導、刊物廣告、個人日記之間穿梭遊走,看見菊元百貨的立體感。循著公車路線,一一造訪當時的知名店家,一步步回到那個摩登而絢爛的日治臺北街頭。

百貨公司,不僅是城市消費文化最重要的指標,更是資本主義發達的縮影;十九世紀出現後,翻轉了老舊零售商店,成為現代新形態的零售業,除了影響了城市的景觀與消費生態。百貨公司場域內的消費文化活動與非物質性的人文互動,更是一種獨一無二、且難以被看見的「歷史」。

就讓我們從大眾文學的角度漫步臺北城內,重新去看這座城市在一九二○、三○年代的變遷,及現代消費文化興起後,臺灣第一座百貨公司菊元應該有的評價與位置。

作者介紹:文可璽,喜歡到處走走,不論是郊山自然步道、古道或老城市巷弄、老街,走在人文歷史豐厚的路途上,同時感受時間演繹的長度與空間變化的層疊。爾後從老地圖的觀覽探索中,拓展了更開廣的歷史眼界,當不同年代的城市經歷大小不一的重劃軌跡,雖然只是2D平面,仍免不了引起自我想像——原本的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任何旁枝末節,道路的擴張,建設的增加,休閒娛樂的流行,或都可能影響地方與城市的面貌,也因此,伴隨著而來的歷史謎題,走讀成為長時間以來,最直接也最喜愛的理解方式。

搶先試閱:〈留下回憶的安放之處〉

留下回憶的安放之處 凌宗魁/建築文資工作者 

二○一七年,菊元百貨未能在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取得古蹟的文化資產身分,而是登錄為歷史建築。雖然未能促使產權人及早進行修復,但幾年來社會各界對於曾經發生在這裡的故事,關注熱度不減反增,相關記憶與文史學術資料源源不絕冒出,未來無論這座建築的用途如何隨時代需求轉變,持續挖掘歷史充實場所的意義,已是必然的方向。本書是一個重要且精彩的指標。

有別於本島人世居百年的艋舺和大稻埕,歷經改朝換代,仍有不少地方家族後代持續耕耘發展;在日本時代大多為內地人居住生活的臺北城內,在戰後日人陸續引揚離開後,由大量來自中國的移民及投資者移入填補空間,造成空間記憶的急速斷裂,對建築的使用方式也大不相同。

然而臺北城內是臺灣許多現代化建設的起點,如最早出現的紅綠燈、最早劃設的行人穿越道、最早以法規制定尺寸規格的騎樓、後來遍及全臺的西洋式立面街屋的起源,甚至有全日本最早的全棟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因為空間使用者的更替,這些過往在漫長時間裡遭人淡忘,而近年對於土地記憶的清理挖掘,又讓這些鮮活的常民生活軌跡逐漸浮現。

不同於艋舺與大稻埕等貼臨河岸碼頭貿易經濟模式發展而出的本島人長條型店屋,帶有數個天井及多重院落的空間。日本人居住的城內街廓空間構成模式, 在臨街面為營業場所的磚造店面,由官方統一設計打造的西洋風格現代化門面,帶有文明開化意象,然而店面後則是被磚屋圍塑,自成社區的木造住宅群落,與本島人生活的街區構造截然不同。

戰後進駐的新屋主產權分割細碎,有些僅購得前排表面店鋪、有些僅取得後方內裡的木造居住區,在缺乏整體規劃的漫長時光各自零星改建;也有整合較完整房地,連續取得數棟店面,一併拆除舊屋新建大樓者,則新舊建築高低參差錯落在住商混合的都市計畫區,街區紋理涵構大幅改頭換面。而原本已經是城內制高點的菊元百貨,因戒嚴時期博愛特區的限高規範,倖免未遭拆除興建為更高的大樓,僅包覆外牆,以玻璃帷幕的面貌留存至今,借用郭肇立教授的比喻,就像是沉睡在玻璃棺材裡的睡美人等待喚醒。

城內舊時的街廓紋理已難再尋,但菊元既然還在,為何不找回其往日風華?臺北市文化局審議文化資產價值的審議委員會中,某些文資委員認為建築外貌已變,日本時代的內部裝修也沒有完整保存,依現況判斷文化資產的價值分級,從現況硬體狀態僅能給予歷史建築的法定身分,保護層級較低、改建彈性較大,就算只留存外牆,內部拆除新建高樓也是被允許的。但包括我在內,許多關心菊元百貨的朋友,皆認為這樣的保存程度,對於歷史意義豐富的菊元百貨而言當然遠遠不夠,個人淺見,菊元百貨甚至應該取得國定古蹟的保存價值。

從最容易看到的外觀形貌而言,建築外貌和室內裝修風格當然重要,也希望有朝一日能盡可能恢復原貌,但從內部建築構造與技術史的角度而言,建造菊元百貨的一九三○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營造界經歷關東大地震之後,逐漸推廣普及鋼筋混凝土構造的時期。根據陳正哲教授的考證,一九三六年落成,二○二一年遭拆除的臺中天外天劇場,在設計者齋藤辰次郎的巧思之下,即運用了東亞首見的鋼筋混凝土承重牆,而非框架構造系統的實驗性做法。

菊元百貨的設計者古川長市原任職臺北廳技手,後至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擔任建築課課長,菊元百貨是他在《臺灣建築會誌》撰文介紹的集大成之作。雖然在文章中強調的重點為「都市美」,但是構成當時臺灣民間最高層之樓房的鋼筋混凝土技術運用,是即使在今日回顧,都相當了不起的成就。當年為了堆積資本象徵、創造都市地標等目的澆灌的樓房,歷經多年來大小地震考驗,以及承擔逐漸增建的負荷,構造強度仍在文資審議委員會受到高度評價。即使是戰後先後負責設計增建的鄭定邦和朱祖明等建築師,也都是臺灣建築史上值得論述的重要人物。曾經同樣位於榮町的電話交換所,在落成時成為全日本第一棟全棟鋼筋混凝土建築的貴重案例,卻在尚不重視構造技術史的年代遭到拆除。今日還有機會留下菊元百貨,當然不能僅滿足於外觀表象的保存。

若再談論環繞在菊元發生的故事及其象徵意義,更可體會其厚重份量。「臺灣第一間百貨公司」、「榮町地標」是菊元在日本時代落成開張後就取得的頭銜,在本書中也有太多珍貴的共同記憶累積疊加在這棟建築的紀錄,而在落成九十年後的今日看來,這塊街角的場所精神仍持續不斷發揮魅力。除了在《建築ソ近代文学誌 外地シ内地ソ西洋表象》(日高佳紀、西川貴子編,勉誠出版/二○ 一八)、《二コソ時代メ生わギ台湾 言語.文化ソ相克シ日本ソ残照》(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編著,三元社/二○二一)等日文論著可見到菊元百貨的身影,甚至在臺灣依照教育部發布課綱編著的民間出版中學教科書,也能看到菊元百貨成為學校教育的知識內容,這在並不久遠的幾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情形,文資保存的價值判斷,也應隨時勢變遷調整符合時代需求的標準。

二○一七年時我曾有機會陪伴比菊元百貨大一歲的新元久先生(其祖父為曾任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長的新元鹿之助),站在博愛路功學社的騎樓下,望著菊元百貨,聽他回憶小時候被家人帶往逛街,在四樓買玩具、再到五樓吃飯的往事, 當時深刻體會不同時代的人,先後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的奇妙感覺。曾經的時局迫使人民的記憶斷裂,如今有幸能逐漸尋回接上,留存更多歷史空間讓回憶能有所乘載安放之處。感謝此書的誕生,也期許臺灣能留下更多見證生活證據的場所,培養未來臺灣人日漸深厚的歷史感。

▶▶ 閱讀更多 前衛 文可璽《菊元百貨:漫步臺北島都》

 
骨子裡的認同—我是Kolas,Yotaka的女兒,在親情面前 其他都是次要的
圖/天下文化
書名:《愛是一條線》

內容簡介:親情面前,其他都是次要的,現任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KA直視「愛」的真情書寫,關於父親離世、身分認同與挑戰、傳統與根源、信仰與愛「我決定把我還記得的那些寫下來,不再耗費無謂的心力去掩飾悲傷。這段時間,我反省自己,回憶父親,藉著他的歌,寫下他與我共同的生命。因為這樣,我就不用為父親的人生劃下句點,也不用在一、兩年之後,讓他變成我們生命中的往事。」—— Kolas Yotaka

Kolas在她父親離世之後三個月,首度直視自己的悲傷,為記錄父親同時療癒自己,一本關於親情、身分認同、信仰與愛的動人書寫。

  

全書由一場阿美族女性的告別儀式展開,以「認同」「承繼」「信仰」「奮鬥」「挑戰」「跨越」「勇氣」「牽引」「擁抱」「告別」「改變」「回歸」等十二個篇章,串起作者現在進行中的工作場景與父親過往相處的點點滴滴;在面對人生重大挑戰時,作者始終不忘父親「以身為阿美人為榮」的諄諄教誨,深信唯有認同生命的根源,為自己的人生座標定錨,才有展翅飛翔的勇氣。

很多時候,愛一個人,是從他過世之後才察覺。Kolas何其幸運,能夠在預知分離的時刻與父親緊緊相隨,又何其遺憾,再愛的人,也有遠走的一天。「愛是一條線」,親情有如一條看不見的線,始終牽引著我們,任我們遠走高飛,也能夠尋回它的方向。

作者透過本書,進行過往與父親生活的爬梳與回顧,藉以療癒自己在面對失去父親之後的心情,然後準備繼續前行。同時也藉此記得,對父母再多的陪伴都是不夠的,要在來得及的時候多擁抱。

作者介紹:Kolas Yotaka ,來自花蓮縣玉里鎮Halawan部落的阿美族人;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政治工作者、記者、譯者、主播,還不斷想念父親的人。

搶先試閱:〈認同—我是Kolas,Yotaka的女兒〉

我獨自站在舊金山的飯店房間,面對窗外,身邊陪我的是塞滿五天出差資料的手提行李。因為擔任總統府發言人,我陪同賴清德副總統出訪宏都拉斯。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約莫當地時間下午二點十分,回程再次過境美國,再過幾分鐘即將啟程前往舊金山軍用機場飛回台灣。

一如過去九十幾天,經常想起父親。時差來襲,霎時時空錯置,正巧手機播放著Nina Simone的〈Young, gifted and black〉:

To b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做一個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Oh what a lovely precious dream (喔 那是多麼美好珍貴的夢想)

To b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做一個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Open your heart to what I mean (打開心胸聽我說)

In the whole world you know (你知道在全世界)

There's a million boys and girls (有百萬名男孩和女孩)

Who ar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都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And that's a fact ! (那是一個事實)

To our young, gifted, and black (我們年輕、有天賦的黑人啊)

We must begin to tell our young (我們必須跟我們的年輕人說)

There is a world waiting for you (前方的世界等著你)

Yours is a quest that's just begun (你的追尋才正要開始)

When you feel really low (當你陷入低潮)

Yeah, there's a great truth you should know(你必須知道一個偉大的事實)

When you're young, gifted and black(當你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Your soul's intact (你的靈魂完整無缺)

聽著Nina,一月底的舊金山氣溫低,此時身上穿的是被父親讚美過好看的大衣。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張父親年輕時穿風衣的照片。那時他大約三十四歲,在日本東京灣的一艘渡輪上。他的身形修長,風衣立領挺拔,高挑、簡潔、雙肘靠著甲板後方欄杆,自在站立,削瘦的肩膀挺起他的骨架,若有所思。

「你必須知道一個偉大的事實,當你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你的靈魂完整無缺。」

突然之間,一股強大的力量從鼻腔加速往上衝,眼淚奪眶而出。想起他的一生,還有我的人生。父親還在的時候,不管發生什麼事,他總是站在我這一邊。過去九十幾天,突如其來的想念,經常像抽搐一般一觸即發,成為一種持續性的入侵。這種悲傷突襲,足以讓時空瞬間休克,靜止在某一個曾經與父親對話的場景,然後父親的影像會慢慢消失,最後只剩我一人站在那裡。

但工作還沒結束。這時我把大衣配在腰際的腰帶打上第二個結,綁緊,正準備開房門。伸手拉行李之際,不禁反問自己:我為什麼站在這裡? 想起三個月前還在病榻上的父親,要我努力繼續我的人生,他說:「爸爸不在了,但是你們人生還要繼續走下去啊,不是嗎?」

父親在二○二一年十月三十日清晨七點五十八分過世,那一刻,我們正握著他的手。接下來,他採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不告知親友、不通知教會、不停柩家中、直接火化。因此我也採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不請喪假,一如往常,彷彿這個世界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注意我。

「人生還是繼續走,不管你遇到了什麼,還是要繼續走,」過世幾天前他指著牆上祖父的照片說:「(我的)爸爸走的時候,我們還不是一樣繼續走過來了嗎?」斷氣後,父親就這樣在短短兩小時之內,消失在我們懷中。

聽見飯店房門外有人聲像風一樣掃過,似乎是人群正簇擁著副總統準備離開飯店,驚覺自己已經遲到,若再不下樓將要錯過前往機場的車隊。於是趕緊拉起行李桿,快步打開房門。才一開門,此時舊金山只有十二度低溫,讓還掛在眼角的眼淚格外熱燙刺人,又要啟程了。

父親給我的名字

父親為了紀念他的母親,給我起了他母親的名Kolas,所以我跟我的祖母一樣,都叫Kolas。Kolas是我的名,Yotaka是我父親的名,所以全名Kolas Yotaka,即代表「我是Yotaka的孩子」或「我是Yotaka那一家的Kolas」之意。父親要求,他死後,要在他的墓碑與骨灰罈上,用阿美族文字刻上他四個孩子的阿美族名:Kacaw Yotaka、Kolas Yotaka、Hongay Yotaka、Cawas Yotaka。

「你們的生命是從這骨灰裡來的,這(刻字)也是要你們團結,兄弟姊妹的感情要凝固在其中,這骨灰裡的血脈,離不開你們。」他過世前兩週這麼交代。

我的祖母是Kolas,我的曾祖母是Dongi,我的曾曾祖母是Nakaw。我的根,是現在被劃為花蓮縣玉里鎮的Halawan部落,我是一個阿美族人。過去台灣原住民族沒有漢名漢姓,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畢竟我們是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日本人來了要我們改日本名、國民政府來了要我們改漢姓名,一直到二○○三年立法院修正「姓名條例」,使原住民族人的姓名可同時與漢字並列,使用羅馬字拼寫,並登記在身分證上,我在二○○七年徹底恢復了我的阿美族名。

我主張完全拋棄漢字,並以阿美族文字(也稱「羅馬字」)書寫姓名,才能正確發音唸出阿美人的名字。我認為唸對一個台灣原住民的名字,正如我也學習唸對千千萬萬個非原民的姓名,不但是當代台灣人必備的禮儀,也是對一個人基本的尊重。

但自從我成為政治人物之後,這種主張成為一個問題,已經對某些人產生干擾。網路上,機器人網軍往往衝著我對使用原名的堅持而來,排山倒海的羞辱,大多以「漢奸」「走狗」「妓女」「去中國化」或「分裂主義者」稱呼我。

為何用阿美族文字登記阿美族名會是一個問題?

「他們憑什麼批評妳的名字?」父親掛念我多年來遭人辱罵:「妳的榮譽就是我的榮譽」,他要我忍耐,因為天主會看顧。

根據父親的口述,在日據時代,我的祖父Maro'在少年時期被一位在電力公司做事的日本主管帶走,到他家中幫傭。該名主管姓「吉成」,最後把祖父帶到台北,讓他從小學念到中學,還把自家的姓「吉成」給了祖父,並為他取名「志成」。在那個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年代,祖父的名字從Maro'變成「吉成 志成」。他學的日語,也跟這位吉成先生一樣,屬於關西腔。

「和」「 番」 有別的時代

祖父成年後,結婚,生下七個孩子,我的父親排行老三,在一九三七年出生時,由於祖父所服務的電力公司四處調派他任務,當時正好派駐在老家玉里鎮相鄰的富里鄉,於是父親就在現在花蓮縣富里鄉的東里車站附近出生,我那祭師曾祖母Dongi為他取名「Kacaw」。但「Kacaw」出生後,因剪臍帶處未妥善護理,持續發炎,直到兩歲前仍經常發燒,體弱多病,一度幾乎夭折。我的祖母Kolas認為是因為名字不祥所致,主張改名。在那個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年代,祖父母自然為父親起了個日本名,單名「豐」(讀音為Yotaka),全名「吉成 豐」。從此以後,Yotaka成為外來語,屬於阿美族男性的名字,也有其他男性沿用。

我父親出生的年代,我們還被叫做「番人」。那是一個階級分明,「和」「 番」有別的時代。「番人」不能與日本人同車、同校、同桌,因為我們被認為是低下骯髒的民族。

但祖父因替日本人幫傭,還被納為義子,經歷了其他同部落阿美人不會有的奇幻之旅:到台北求學,在電力公司就業,還分配到日本宿舍,與日本人成為隔壁鄰居。宿舍的格局與其他日本人的房舍一樣,看似無差別。平日講的是日本語,父親與兄弟姊妹也穿著跟其他日本孩子一樣的便服,每天躺睡在榻榻米上,與日本人生活看似也無差別。這一切發展,在當年的「番人」社會中,相當罕見。

骨子裡的認同

父親回憶,日式宿舍的客廳有個檳榔籃,裡面放著檳榔、白灰與荖葉,祖父一下班就找來吃。我們這一家人,外表穿著看起來像日本人,但內心深處是根本的Pangcah(即「阿美人」之意)。只要一進家門,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觀、樣貌、姿態、舉止、語言。白天,父親與兄弟姊妹的玩伴都是日本孩子,以為自己與他人無異,但回到家又講不同的語言,小孩子開始對自己到底是什麼人產生疑問。

有一次要從台東坐火車回花蓮的部落老家Halawan,被隔在「番人」才能坐的車廂。為什麼從「日本人」的宿舍被轉到「番人」的車廂,父親的大姊忍不住困惑地問:「我們到底是日本人還是番人?」祖母大聲喝斥:「O Pangcah kita nini!(我們是阿美人啊!)」

我的名字叫Kolas,是Yotaka的女兒。O wawa nu Pangcah kaku,我是阿美人。父親從未離開,他還跟著我呼吸,跟著我講話,跟著我跳舞、跟著我歌唱。他還繼續引導我的指尖,在我的吉他弦上彈奏,當我跟不上正確的和弦進行,他會用手在餐桌上用力打著節拍,成為我的嚮導。

「Pangcah不會迷路,因為妳是Yotaka的女兒。」

記得自己是誰的孩子,就不會迷路。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使用族名的原因。

牽引—愛是一條線

二○二一年十月下旬,已是預期分離的階段。我在晚餐前回到家,那幾個月我幾乎每天往返於台北與台中。父親的身體因癌末的折磨又更削瘦、虛弱。但儘管連站一分鐘都困難,看見我開門回家,他還是緩慢從床上坐起,自己按壓床邊的電動開關把手扶欄杆放下。緩慢的,先把右腿移下床,再把左腿也放下,坐穩之後站起身,展開雙臂,擁抱我:「妳回來了,」他拍拍我的背說。

放開我後,他在床沿坐了不到兩分鐘,看看我,實在因疼痛坐不住,想找東西撐住身體,於是他又慢慢躺回床上。我趕緊上前幫忙調整枕頭的位置與高度,讓他找到一個相對舒適的角度,可以繼續躺著。

他的床,靠著窗,有光。躺在床上,靠窗的左手臂往上抬,手背則壓在額頭上,朝上的手掌心雖然看起來還是紅潤的,但他閉著眼睛,皺著眉頭。我知道,那種疼痛已經超過人類可忍耐的極限了。我說不出話,慢慢在腳邊放下我的公事包,在床邊坐下,陪著他。我們父女倆就像一對互看的人像剪影,在二○二一年的秋末冬初,背著光在窗前靜止著。

幾分鐘之後,他看著坐在床邊的我,舉起食指,在我面前點了好幾次,說:「妳知道嗎,耶穌告訴我『愛是一條線』。

我沒有講話,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用一種孤獨但勇敢的神情。然後他抬起已經削瘦虛弱的雙臂,一前一後在胸前做出收漁網的動作,好像拉著一條繩索,要往自己的胸前收。他再說一次:「耶穌說『愛是一條線』,祂拉、拉、拉。」他眼睛看著我,像演默劇般拉著那條看不見的線,好像要把我緊緊拉到他面前。

然後他放下雙臂,用食指在空氣中又點了幾下,像是做了一個結論。我點點頭。後來他又疲倦了,就閉上眼睛休息。這時天色又暗了一點。

我在更年輕時,早早離開家。對這個世界曾經愛、曾經恨、曾經快樂、曾經受傷、曾經雀躍、曾經迷航。但父親固執的愛與信仰,始終導引著我回家。

我以為自己可以獨自展翅飛翔,但原來他早已在我的血液植入一種磁場,從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不自覺地受他牽引,一直往他愛的方向去。年輕時,不知道自己正被一條線拉著,傲慢地向外飛往一個自以為「不被愛綑綁」的宇宙,自顧自地說要做一個獨立的個體。但現在才發現,自己始終被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引。如今這個節骨眼,正以光速,被往回拉。

不住的禱告「耶穌我愛祢」

我繼續坐在床邊陪他。即便倒臥在病榻中,我的父親依然是那個高大、修長、堅強的男性,絕不輕易說痛喊苦。但這天當我問他身體狀況,他第一次直白地跟我說:「很痛苦。」原來肉體的痛苦,足以讓人理智鬆懈,不再擔心過度暴露內心真實的感受。他講話的聲音已相當微弱。

我摸摸他已經滿布皺紋的手,用我的右手拇指,勾起他的右手拇指,另外四個手指頭緊握著他的手背,他也同樣握住了我,一起放在他的右胸前。我這樣挽著手陪他安靜了幾分鐘。

「妳幫我祈禱好不好?」他用僅剩的一點力氣睜開眼睛看著我。因為他想要禱告,卻連發出聲音的力氣都沒有。

「好!」我靠近他重聽的耳邊大聲喊。

「妳幫我唸『耶穌,我愛祢』,幫我跟天主求,求祂把我的靈魂收走,好不好?」他睜大眼睛,用著像當年要求我認真讀書時的表情看著我說。

「把我的靈魂收走。」

我停頓了好幾秒,看著他幾近下令的眼神。

父親知道,我從小即是一個對他有求必應的孩子。我聽他的話,照他的指示,總是希望他開心,即便偶爾愚蠢的決定,也盡我所能。現在的他已經不是他,必然自覺對自己的身體已無法控制,他正在信仰上接受嚴格的試煉。

「把我的靈魂收走。」

即便在這個節骨眼,只要能減緩他的痛苦,任何人要我做惡魔我也會毫不考慮答應。這對做女兒的來說,是一個過於殘忍的要求,但我決定無差別地答應父親,同意他,讓他知道我們跟往常一樣,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他跟我們說過非常多次,他已感到滿足,人生圓滿且沒有遺憾。

即便要我禱告請天主把他的靈魂收走,我也用力點頭:「好。」我就是這樣的孩子。

我依他所願,不斷呼求「耶穌我愛祢」「耶穌我愛祢」「耶穌我愛祢」。我真心渴求奇蹟出現,祂真的可以「收走」我父親的痛苦,不管用什麼方式。我的禱告聲與他張嘴微弱的禱詞重複交疊,就像以前他領經帶領我們禱告一樣。現在輪到我要幫他把「耶穌我愛祢」唸滿整個屋子。

我的右手持續挽著他的右手,我邊唸著,同時邊注視著閉眼禱告的父親。自我上學、懂事以來,已經不曾再摸過爸爸的臉,於是我邊唸著禱詞,邊忍不住碰觸他的臉頰。霎時驚覺,父親臉上的皺紋,多年來總讓人誤以為他過於剛硬、銳利、線條分明,一旦伸手觸摸,才發現父親竟如此柔軟脆弱。

我看著皺著眉頭的父親,繼續忍痛低聲跟我一起禱告「耶穌我愛祢」,並把解消痛苦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突然忍不住啜泣起來。肉體的痛苦,可在表情顯現;但心靈的痛苦,只能緊緊包藏。等藏不住的時候,眼淚替你說。

父親因為我的暫停,睜開眼睛,看見我低頭流淚,他安靜了片刻。右手依然沒有放開我,但奮力舉起另外一隻手,拍拍我的肩膀說:「妳是一個好女兒,妳是一個好孩子。」然後他閉起眼睛,握著我繼續禱告。我只能擦乾眼淚,繼續跟上。

多年來,他為我們兒女開了一條路,而且不曾放手。沿著線,繼續拉著我們走。

愛是一條線,你或許還不知道會被帶到哪裡,但當時刻到來,就會發現,愛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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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台灣郵電工人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
圖/黑體文化
書名:《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內容簡介:,國家人權博物館展覽、民間調查報告結集出版,塵封七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案件,竟是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首部透過歷史檔案、受難者口述和第一手資料,全面深入挖掘郵電案的著作。

1949年3月底,距離「二二八事件」剛滿兩週年不久,在台北忠孝西路北門旁的台北郵局外,聚集了來自全台各地的郵局和電信局工人,他們群情激憤手持布條、高呼口號,沿著忠孝西路一路遊行,最終有將近兩千人包圍台灣省政府(今行政院)。遊行過後,成千上萬的台灣郵電工人,終於爭取到和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的正式聘僱身分,被譽為「戰後台灣工潮的第一朵浪花」。

然而,這群台灣戰後工人運動的先鋒,在白色恐怖年代的風聲鶴唳中,無一倖免成了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犯,共有33名郵電工人遭到逮捕、判刑監禁長達15年,而領導他們的台灣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教師計梅真和錢靜芝,則雙雙遭到槍決。這個案件,就是1950年爆發的「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

官方判決書指稱,這些郵電工人是受到地下黨員煽動蠱惑,才會「參加叛亂組織」,然而,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台灣的郵電工人為何會在二二八事件後仍不畏威權走上街頭遊行?郵務工會又為何會和地下黨扯上關係?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工潮,又可以為今日的轉型正義和工人運動帶來什麼樣的省思?

本書透過梳理第一手史料、訪談多位郵電案受難者,以及重現當年郵電工人創辦的刊物《野草》,深度描繪、再現戰後台灣勞工和底層民眾的苦悶和不滿,乃至紛紛投入抗爭的激情年代。對於重建台灣白色恐怖真相,反思轉型正義的當代意涵,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白色恐怖僅僅是「冤假錯」案?二二八事件後再也沒有大規模的工人抗爭?本書翻轉你對白色恐怖的刻板印象,重新打開轉型正義的視野!

★打破以「個別受難者」為中心的白色恐怖敘事,以「案件」為中心重建郵電案的來龍去脈,更全面地掌握白色恐怖的脈絡和本質。

★收錄郵電案受難者的第一手訪談證言,以及郵電工人編輯的刊物《野草》內容選讀,還原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與廣大勞工追求民主和社會平等的心聲。

★數十張珍貴歷史照片、版畫插圖,加深讀者對白色恐怖時代肅殺氛圍以及台灣民眾勇於組織抗爭的認知。

★超越省籍矛盾的認識框架,從階級觀點反思轉型正義的意涵。

作者介紹:陳柏謙,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畢業,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肄。大學時期因社團活動參與關廠失業工人家庭訪調受衝擊,對勞動者弱勢處境萌生關懷,此後持續參加工會組織及運動。目前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研究員。有感於台灣歷史書寫缺乏勞動者的聲音,2019年與專家學者及工運工作者一同成立「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並任秘書長一職。近年曾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高雄勞工博物館等進行台灣工人口述史計畫,亦策劃相關展覽,期盼能早日完成台灣百年勞動史的寫作。

搶先試閱:〈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 台灣郵電工人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約莫下午四點半,春分未久的台北城上空飄著綿綿細雨,來自台灣各地超過四百名憤怒的郵電工人代表,步出了台北郵局「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會場,集結在中正西路(日據時期的北門町,一九七○年後改名忠孝西路)街道上,隨即浩浩蕩蕩、無畏地沿著中正西路,一路朝向台灣省政府,即今天忠孝東路的行政院方向前進。

當時的許金玉還記得計梅真曾經交代,遊行一定要有領隊,不然萬一出事,他們會倒楣。因此,許金玉一開始要求代理理事長鮑伯玉出來帶隊,但怕事的鮑伯玉抵死不從,僵持下,最後由一位外省籍的台南郵務工會理事長彭寶良出面接下領隊職務。

雖然只是短短一千公尺左右的路程,但卻是台灣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在三○年代遭日本殖民政府全面鎮壓後,相隔了近二十年,規模最大的一次以工人為主體的集體行動。更重要的是,郵電工人遊行前往的省政府,正好就是兩年前爆發「二二八事件」時,國民黨政府第一波流血鎮壓的地點。當天,同樣是下午,行政長官公署(即後省政府)頂樓上的衛兵,以機槍對著近千名往官署集結的抗議民眾掃射,不但造成民眾傷亡,更讓後續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劉建修對二二八事件時行政長官公署前的血腥鎮壓都還有印象:

(二二八事件)第三天,有人到廣播電台……他們用廣播要大家到省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的位置。廣播後,人群很快地包圍行政長官公署廣場。公署的屋頂上,出現了很多阿兵哥,在一陣機關槍掃射後,我不知道死多少人,聚集的人群就跑散了。

因此,實在很難想像,僅僅事隔兩年,台灣郵電工人竟如此無所畏懼地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根據參與當天請願遊行的見證者回憶,隊伍行進至省政府的路途中,陸陸續續還有聲援的民眾一同加入,因此,遊行隊伍到了省政府人數估計已經超過千人。

根據許金玉的回憶,遊行到了省政府前,當場推選了三個人(分別為許金玉、萬順、宋世興)由鮑伯玉陪同進省政府見陳誠。進到了會客室,過了一陣子陳誠才進來,見了請願代表也不理會,故意走到窗口看著窗外下的細雨。過了許久,陳誠才開口罵許金玉等三名代表:你們這樣叫大家淋雨,你們對得起大家嗎?然後隨即走回到他的座位後說:「好啦!你們回去吧。」許金玉一聽心想大家費了這麼大的力才見到省主席,他居然問都沒問來意就要三名代表回去,這樣要怎麼對得起在外面等待的大家。許金玉站了起來用不太流暢的國語說:

「啊!你沒有話講,怎麼就叫我們回去。我們怎麼回去告訴大家?」

陳誠先瞄了許金玉一眼後,才說他很關心這個問題。許金玉還不滿意這個回答,正想著要如何追問時,其他人尤其是鮑伯玉已經不停催促著離開。出了省政府後,很多記者已經在外面等候多時,李萬順特別交代許金玉,只要回答說陳主席很關心即可。

遊行隔天,三月二十七日,當時隸屬於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的《台灣新生報》,以相當顯著的篇幅報導了請願遊行:

台籍郵電員工不考試歸班問題,廿六日又生波折,全省各級代表及台北市郵電員工四百餘人,因獲悉郵政總局認為不考試歸班事,總局無權應允,必須轉呈考試院決定後,廿六日下午結隊至省府向陳誠主席請願。

同一日,台灣島內發行量最大的民營報紙《公論報》,同樣大篇幅報導了前一天的遊行:

五、六百名郵電員工列隊到省政府請願,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唱著歌,調子是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則大意是「要求不考試全體歸班」、「要全體郵電員工站起來爭取」,唱到激烈的時候,好多人都流出眼淚來,有的老郵員不禁抱頭痛哭著,這情景真夠淒涼。

而曾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部長的馬超俊於一九五九年所主編出版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中,對「台灣省郵務工會」則有以下的記載:

台灣郵務工會……在陸匪操縱下,由於「甄試歸班」、「同工同酬」、「年資折算」等問題,使省籍郵工心理不安……迨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各地台省籍會員為爭取不考試歸班,各推代表齊集台北連續三天舉行爭取歸班大會。並於二十六日集合近二千人至省府遊行請願,鬧得滿城風雨。

遊行之後,四月一日,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家。雖然當局仍然維持了考試才能歸班的堅持,但考試基本上接近形式,絕大多數的台籍員工在考試後正式納入郵政人員的等級,極少數考試不及格者也能留用日後再考。歸班的考試在七月二十六日最後一批郵佐考完後告一段落。「歸班」問題的這場長期鬥爭,總算是獲得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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