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定的空間坐標，但是有些時候，某種氣息相近的人物卻會在同一個地方出現。2011年姚宏易執導的紀錄片《金城小子》上映，片中的主角、也是傳主的劉小東來台參加首映活動，同時舉行畫展，我邀請他到我的廣播節目來進行訪談，過後帶著他在電台門口的羅斯福路和和平東路交叉口轉了一趟——尤其是和平東路一段北側的一個短短的街區，這位出身東北的畫家從他台灣的朋友口中聽說過，三十年前有一群畫畫、拍照、寫歌、演唱以及拍片的創作者經常在此地出沒。劉小東從來不認識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然而關於創作或創作不成的故事一旦聽多了，那些名字容或就像鬼魂一樣揮之不去了。是的，像鬼魂一樣。
比方說吧：就在養和堂參藥號的樓上，一座外觀搖搖欲墜的閣樓，「這裡就是你聽說過的一群頹廢人三十年前天天聚會的地方，叫『攤』。」我跟劉小東說。劉小東很難發出「攤」這個字的台語發音（但是我知道他已經盡力了）。
從1980年代起算的三十年來，他們也盡力了。他們，我先前說過的「某種氣息相近的人物」，那些個在夜空中緩慢低飛、經常跌倒的晦暗星辰，我記得隨時會閃爍著拚酒精神忽然現身而引起一陣嘶啞歡呼的，有葉清芳、潘小俠、關曉榮、陳明章、高重黎、李安成，還有一次居然是譚盾……
回頭細細一數，才不過是劉小東好奇探看著「攤」危樓外觀的前六年，葉清芳就吐血死在不到一百公尺開外的鴨肉扁門口騎樓底下；也就在劉小東的展覽結束之後的四年，李安成則在斜對面不到五十公尺的龍瑞棉紙行門口跟我說：「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還好，我還在畫，還在畫。」
先告訴我李安成「恐怕不行了」的是龍瑞紙行的老闆梁晶沱，我都喊他老梁。老梁每年讓我在他販售的春聯紙上寫一副以「龍」、「瑞」帶頭的春聯，他從來沒有張貼過，也不知道後來都把那些春聯收拾到哪兒去了。然而，每當冬寒臘近、歲尾年頭的時節，我只要經過他店外騎樓、拉開門打個招呼的時候，他就會順手抽出兩張灑金紅紙來，笑嘻嘻地問我：「今天有靈感嗎？」
在老梁店裡晃蕩的書畫家可多了，我後來才發現，他每年都有掛不完的春聯。雖然店面不過一門檻寬，兩邊貨架一夾，當中走道大約僅容得下兩個人側身而過。老梁每天窩著這兒，感覺上打從盤古開天以來，他就是在這巴掌大的地方，站著守櫃台、坐著抽香菸。
老梁的確有一個巴掌大的碗狀菸灰缸；電木身、鐵皮蓋，蓋上有一根短柄，一按頂端，鐵皮蓋子就彈開了，帶火未熄的菸頭掉進了碗身之後一鬆手，彈開的蓋子便復原，如此一來，餘菸就完全悶在菸灰缸裡，不至於在斗室之中嘔得人淚眼迷離了。
我說我小時候家裡也有一個這樣的菸灰缸。他說：「這種設計已經算是高科技了。」想想他的話，有道理。
我和老梁結緣締交，乃是由於「龍瑞」的兩塊橫幅，原件都掛在店裡。那已經是三十年外，我偶然間發現紙行的招牌出自臺靜農老師的手筆，便不知不覺踅進店裡，想看看還有沒有第二張。結果卻發現第二張是王壯為先生寫的，用筆端方遒勁，看得出老輩兒給人寫招牌也是一份肅穆用心，寫的是「龍瑞棉紙有限公司」。我看著看著，看出了趣味，笑了，扭頭問老梁：「叫『有限公司』，其實野心不小。」意思就是說，你這小鋪兒還能叫公司嗎？也由於拿「有限公司」來開玩笑，所以日後到龍瑞買任何文房，我都和老梁開玩笑說是股東來增資了。
和老梁不客氣，討價還價也如同遊戲。日子一長，才知道他是造紙廠裡的剿紙學徒出身，往長遠看，儘管工匠技術隨身而走，可以一藝保終身，然而畢竟是體力活兒，甚至可以說是苦力活兒，所以在1970年代中期，就攢錢開了這一號「有限公司」。我第一眼看到了這字眼會笑，那是沒經過大腦，日後才慢慢知道：老梁和造紙廠合作多年，而「龍瑞」的確是帶著獨門的技術才頂出字號來的。
也因為電台就在幾步路外，1999年投身播音工作之後，龍瑞便成了我經常造訪的地方。老實說，我沒把「龍瑞」當「有限公司」，甚至沒有把「龍瑞」當紙行。往後的二十年間，「龍瑞」成了我進城工作的歇腳之地。即使不需要紙筆，也可以去試試紙筆；即使手邊已經有了某一部法帖，還是要從老梁架上取來翻讀一回。還抽著菸的時候，只要店裡沒有旁人，我也坐下來試試那個高科技菸灰缸。有一天老梁跟我說：「李安成你認得嗎？他說他認得你。」
我用大拇哥朝門外晃了兩晃：「怎麼會不認得，當年一起混『攤』的朋友。」門外，指的就是對街，方位偏北西北，養和堂參藥號樓上，「攤」並不是典故、傳聞，它一直都在。
這是我的老台北。以某種象徵性的意義來說，李安成的畫，恰是我對上個世紀八○年代台北創意的印象。
那時，李安成剛開始畫畫沒有幾年，早期的水墨風格還在放肆地摸索之中。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了他在「春之藝廊」的展覽，十分震驚。我只能說：我知道那是水墨畫，卻又是一種未經前人道出或畫過的「山水」，也絕對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山水。我們若是大膽一點，可以說：那個時期的李安成「利用」了我們對於山水畫的積習故見，而畫出了神似山水的抽象線條。正因為我們以為那是山水，大量排刷或暈染的線條、色塊就導引著我們進入了傳統中國山水畫從來沒有處理過的世界——有人說那個世界正是李安成雲林縣莿桐鄉的水田、樹林和溪流。
可是在「攤」，和那些奔放的水光墨色恰恰相反，李安成總是安靜而退縮的。他和我究竟談了些有關創造或藝術的什麼，我大都不復記憶。
事實上，「攤」差不多就是一個聚集了大量因酒醉而失憶之人的老台北吧？來這兒的人多多少少有一個想要忘記自己人生的念頭。買醉不難，記取不易，我們要是來不及下樓蹲在紅磚道邊嘔吐的話，就吐在樓板上吧。沒有關係的，反正明天都不記得自己今天有什麼值得記取的事情；誰都有一點改變世界但是又不知道世界在哪裡的困惑。李安成和我在「攤」的樓板上蹲著說這些的時候，我僅僅記得我還說過一、兩句：「媽的，你居然比我還小兩歲！」
二十八年以後，老梁在對街的紙行裡告訴我：「李安成恐怕不行了。」
我和李安成最後一次見面就是在「龍瑞」。窄小的店裡實在放不下第三張椅子，我站著和他倆寒暄了一會兒，話題逐漸入港，居然說起了某些手工棉紙不為人知的特性，當下菸癮隨聊興而大作，可是我又想到李安成應該是個病人，不好讓他吸二手菸，便回身出門，站到騎樓下點菸。不料李安成跟著追了出來。我一面跟他湊付著說話，一面可能是出於下意識地向較遠處移動，他還是亦步亦趨地跟著，數說他多年來的景況。
「我去日本開展你知道吧？」
「我後來搬去淡水你知道吧？」諸如此類。最後，終於避不開的來了，他說：「我病了你知道吧？」
「老梁跟我說了一點。」我說。
「我很快就要死了，」李安成給我的堅決的遺言是：「但是還好，我還在畫，還在畫。」
坦白說：我對於藝術家視死如歸而且堅持創作到最後一口氣這種事既沒有抵抗力，也就沒有熱情。聽多了，反而更想抒發一下自己原先對創作渴望的過飽之感。
我淡淡地回答：「身體最要緊，你的畫畫、我的寫作，這種事情，都是有的沒的。」「都是有的沒的」是我極少數說得比較溜的台語。
說完我朝西北西方的斜對面一指，和「攤」一樣，那兒是和平東路一段北側33號，只不過「攤」是45號，而我所指的地方在幾年以前是一家「鴨肉扁」，我用菸頭指著已經關店的「鴨肉扁」說：「葉清芳就死在那裡。」
「葉清芳？名字好熟。」
我再朝相去不遠、45號二樓的「攤」一指：「以前也是混『攤』的呀！搞攝影的——」
說葉清芳是「搞攝影的」只是方便李安成記憶，他的確記得：那個長髮過肩、經常紮一綹大馬尾，隨身背著相機和一堆鏡頭的美少年。在還沒有酗酒成癮的時候，葉清芳是中時晚報、中國時報以及香港發行的中國時報周刊等等新聞單位一向委之以重任的攝影記者。
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聞媒體和文化刊物略有常識的讀者一般都會知道：在那二十年左右的歲月裡，新聞攝影的作者不時會受到報導攝影理想和工作倫理的啟發、甚至撞擊。許多攝影記者不再把自己當作是純粹記錄新聞事件的職人，而是某一種透過影像傳遞著公共價值的信使，一個有想法的messenger。
這一個啟蒙式的轉變不但豐富了報導攝影的內容，也使攝影記者有了攝影家的自我期許。他們除了在職業場域按快門，也把這個場域當作個人創作、表現的園地。記者葉清芳下班之後在「攤」的交遊也就不斷充實著這種自覺，加上一些啤酒，再加上幾瓶好了……那可不只是一個收工之後的放鬆儀式，大部分的創作靈感或概念，正是在酒桌上才豁然開啟、迸發的，那麼，在「攤」的醉與夢、辯論與咆哮、有時甚至是詬罵與哭泣，這些深夜到黎明的辰光，才應該歸檔於上班時間了。
葉清芳便是此中代表性之一員。雖然從資歷看來，他主要的新聞攝影工作都是因為在中國時報任職之故，但是，其間他忽然離職，說是為了「自由創作」，直到經濟上山窮水盡，只得再回到時報，隨即請調香港，又晃蕩了許多年，包括到法國長期廝混，說是一邊玩、一邊念書，還在巴黎的畫廊開了一場名為「放浪人生」的攝影展。
然而，也就在這幾多年過去之後，他證明了他不只會按快門，他還能畫油畫、寫小說以及調治滷味乃至於煮牛肉麵。
我不明白為什麼，也許就如同他日後所寫的小說《狗眼人生》所呈現的：每一隻野狗都有屬於自己的街區，葉清芳的街區就在古亭，與我工作的電台可謂緊鄰。到了本世紀的第二年，他還在電台樓下的小巷子裡開了一爿牛肉麵店，取名「芳芳大酒家」。然而，不到幾個月，就熄燈關門了。原因？據另一位我的攝影家朋友私下告訴我：「芳芳大酒家的滷味都生了蛆，還擱在櫥櫃裡。」
私下告訴我「芳芳大酒家」實在瞎搞、不能再去的朋友，其實也是默默資助他不遺餘力的人。一直到今天，這位朋友家的餐廳裡還掛著一張葉清芳畫的油畫，題名「好吃鵝」。「好吃鵝」就是和平東路一段33號那家鴨肉扁。
有一天，葉清芳坐在騎樓下的單人小桌前喝酒，我正開車經過對面，準備迴轉之後再駛入電台大樓停車的，忽然看見他在對街，臉上一片陽光。我隔著街大聲叫他，衝他招手，他看見了，可我卻決計不可能想到，他竟然在我迴轉過來之後，衝出騎樓、穿越快車道，攀住我的車窗。我開了窗，聽見他說：「我寫了一部小說，要給你看看。明天這個時間拿給你，你來。」
我反正每天都是這同一條路進電台，而且我也不相信他會記得今天的約定。可是沒想到，第二天下午，我依然在對街就看見他了，臉上仍然有一片暈黃的陽光，桌上兩鐵罐台灣啤酒，以及厚甸甸的一疊打印紙。我靜悄悄迴轉，緩緩靠邊，下車和他打招呼。他笑了，滿嘴似乎都沒了牙，但是依舊噴著菸，說：「請你指教！」
那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狗眼人生》。他本來還想把故事作成一部紀錄片，所以這一篇所謂的「小說」，還包括了拍攝的企畫案。他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要學著像狗一樣，趴到那麼低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說著說著，他就俯下了身，接著便像狗一樣地趴在騎樓廊下了。我向他告別，答應他盡快看完，給他意見，再到這裡來找他。他坐回去，瞇著眼，不住地點頭。
不多久之後，餐廳裡掛著「好吃鵝」油畫的攝影家告訴我：葉清芳在鴨肉扁門口吐了一地的鮮血，當場死了。
和平東路一段，我三十年前混酒罵架之地，而今還在這電台播音，有一間錄音室的窗戶正對著和平東路一段，我常常感覺，一低頭就看見了李安成和葉清芳渺小的身影。而現在，不只是他們，老梁也在2019年11月去了。他的兒子梁家榕挑起了紙行的擔子，他跟我說他沒有來得及跟父親「學夠」怎麼接班，我說學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學到老。
我是真心這樣想的，至於老梁，我根本不認為他離開了，就在這個街區裡，我們相親相識的人都未曾真正地離去，我們只是等待著學會彼此懷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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