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年級後段班一輩子都在學習寫詩的笨學生，我認為詩的寫作，對我是一種救贖，也是一種修身養性；寫詩，它讓我找回自尊和自信，我永遠都要感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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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笨，詩，她救了我；沒有詩，就沒有今天的我。
依出生年齡而言，我是二年級後段班的學生；我1939年（民國28年）八月出生，是獅子座的兔子（生肖）。依我的資質來說，我就是適合編到放牛班的學生；學習寫詩，我注定是永遠不會畢業的一個笨學生；可近六十年，我沒有退學，卻樂此不疲，沒有放棄自己。
很奇怪的是，詩不是很難嗎？不容易讀懂，不容易親近，我為什麼卻會獨獨偏愛讀她，又選擇學習寫作？
回想我開始想學習寫詩的時候，我什麼都不懂，我不知道詩可以做什麼？當然，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有什麼樣的夢想；自然我就更不知道有所謂現在喜歡文學的年輕一代常愛掛在嘴上說的「文青」，也絕無夢想自己要作為一個什麼樣的「文青」？沒有夢想的年代的那個我，只知道自己是有了苦悶的現實人生，我從農村出來，沒有學歷，小學畢業後就失學，我離家隻身在外謀生，在一個現代化的工廠做工；由清潔工做起做到檢驗工，我很苦悶，自覺地知道我需要自我解除苦悶，要有所突破，我不能一輩子都在做工。因此，我就默默的開始閱讀，尋找自我學習的路子。
我最早接觸的一本文藝雜誌，是《新新文藝》月刊；我還記得這份雜誌是在虎尾創辦的，她的社長叫古之紅，是我一位來自嘉義的同事——楊源波借給我的。我就這樣闖進去，開啟了閱讀文藝之門；那時，大約是民國四十五、六年，我已十七、八歲，開始在閱讀散文、小說之外選擇了詩；因為詩的文字最少，我天生缺少耐性，專挑自以為是的「字少就是簡單」、容易的，讀不懂也還是硬著頭皮讀，一直讀。
我不只讀，也想開始學習寫作，接觸詩，學習寫詩；因為那時讀到的詩，大多三五行，寫的也不外是一般的抒情之作，看到人家寫他心中的塊壘，我自覺的以為「我也會」，其實當然不是這樣，可是我就天真的有夠笨，選擇了她。至於散文、小說，怎麼說，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
在台灣現代詩壇上，我這個二年級後段班的笨學生，以當前我印象、記憶較深的來說，而且也仍然沒有停筆的詩人來比，我「入學」是最晚，也正是最笨的一個。當今詩壇上，同齡詩人的朵思姊，她是嘉義出生，我是宜蘭人，她就早我好多年，據說在中學時已踏入詩壇。我們同齡，一南一北，沒有可以「同班」同時出發學習寫詩的機會，當然我就成為她的詩的後學者、學弟了！再說，比我年輕一歲的詩人葉珊，他晚我一年出生（民國29年），他在花蓮，也比我這個宜蘭鄉下人更早獲得繆思啟發，在中學時就出道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民國49年，藍星）出版時，我都不知道自己還在農村做些什麼？當然，放牛、種田是知道的，除此之外自然就更不會知道、一個沒讀中學的人也可以有機會讀讀詩、學習寫詩。所以，注定在詩的國度裡，我是要晚葉珊五、六年之後、才未經繆思女神同意，自己硬著頭皮、也厚著臉皮擠進詩國裡的寫詩後段班就讀；就胡亂讀詩，學習寫詩了。想想葉珊那時才二十歲，但他進入詩壇已經五、六年了！如果我算是在二十歲開始學習寫詩，那時的我只能說是一年級新生；他不僅是我的學長，也應該可以說是我的老師級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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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一、二年之後，我開始常走台北市的牯嶺街，在舊書店、舊書攤學著人家在那裡淘寶，專找二手的舊詩集；數年後我就在那兒買到了葉珊的《水之湄》，開始讀他的詩，讀不懂卻又偷偷的向他學習；當然，葉珊的《水之湄》那樣優雅、清新的新古典抒情風格的詩，我是沒有條件、也學不來的，讀讀總是可以吧！自然也是有用的。我這樣想，也就這樣的買來讀了。人家那樣的優秀，自己讀讀他的詩，還是有滿大的收穫，有滿大的激勵作用……
想想和我同齡的詩人，大多都已經出書了，我還不知道詩是什麼，就懵懵懂懂的過！等到民國53年我能拿出一首四行小詩〈雲〉，第一次正式在一份詩刊《葡萄園》第四期發表時，我已經是二十四、五歲了，詩人楊喚的代表作《詩的噴泉》十首系列組詩，早已享譽詩壇多年，我來不及向他致敬、他已意外的走了。再等到自己能出版第一本詩集《牧雲初集》（民國56年，笠）的時候，葉珊的第三本詩集《燈船》（民國55年，文星）也已早在我半年前推出。作為二年級後段放牛班的學生，就是這樣遠遠的被掛在車後，再回頭看看早已經畢業，或已停筆的學長、學姊的詩人們，我是否也算是幸運的，還有一點兒值得自己感到欣慰呢？五、六十年來，我雖然還在學、沒有畢業，也還在寫作；不僅在寫，我還能左右亂寫；一手為兒童寫，一手為自己寫，寫兒童詩，也寫成人詩，而且越寫越多，最近還一口氣完成數首為兒童寫的，都長達七、八十行的詩，題為〈想想，我的一個小男孩的夢〉和〈我對我的手的省思〉等，都可以規畫成繪本——做成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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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沒有去了解、探討什麼是「文青」這個詞，它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味或魅力。常常在一些談起某某名家、某某成名的寫作人時，這個詞就會在字裡行間冒出來，認為有成就的作家、詩人們，年輕時一定是什麼什麼樣的「文青」。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年輕時究竟有哪樣「文青」的夢想，一點也不敢夢想能成為作家或詩人；學習寫詩，對我的最大作用，其實還是在排遣孤獨和寂寞，長久下來，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找回自信和自尊，同時也學會了思考。這些救了我免於墮落，或放棄自己；能夠寫作，是上天對我的最大恩賜。
學習寫詩，這一路走來碰到的詩人，我一直都認為每一位都是我的老師；而我讀過的詩集，我也都認為它們都是我的課本。他們有的是前輩、有的是同輩，也有的是晚輩；只要有機會，他們都會成為我學習的對象或榜樣。至於我的課本，在我年輕青澀的年代，因為沒有機會回到正規學校念書，學校也沒有所謂新詩創作的學科或課程，我唯一可以學習的管道，就在社會上；社會就是我的學校。我自己從詩的小一開始念起，課本也是自己去找、去挑，只要有空，只要可以從有限的基本生活費用中，抽取十元二十元，就去買舊詩集來讀。那時候，我最常去的當然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牯嶺街，一有空就往牯嶺街的舊書攤跑，包括武昌街的詩人周夢蝶的舊書攤。周夢蝶也是我的恩師之一，我早年寫了一些回憶童年生活題材的詩作，是他最早告訴我的：你的詩將來會進入小學語文課本。他有先見之明，果真三、四十年之後，在1990年代那些詩就開始陸續成為新加坡、台灣、香港、大陸、澳門中小學語文課本的課文，這對我這個後段班、放牛班的學生來說，鼓勵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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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我詩的啟蒙，應該追溯到我在經濟部台灣肥料公司第六廠（後改稱「南港廠」）做工的少年時期。台肥公司南港廠，在民國43、44年籌建時，是當時亞洲地區最現代化的肥料工廠；極注重員工進修和福利，除員工在職訓練外，經常舉辦各類人文講座，不僅員工、眷屬可自由參加，一般民眾也可以分享。我民國45年十月進入台肥六廠做工，第一次聽了詩人紀弦的演講，便認定他是我的「詩的啟蒙恩師」；從此我就往新詩的路上走，及至之後當兵，在軍中服役時參加馮放民創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軍中文藝班，我也選擇詩歌組研讀；讀詩人覃子豪編纂的講義，讀楊喚和覃子豪的詩。服完兵役後，我有保障的回到台肥六廠工作，詩仍然是我藉以尋找慰藉、療癒失學缺憾的唯一通路；於是，只要有機會，我就設法接近詩、親近詩。民國53年秋天，我和同事林錫嘉結伴報名參加中國文藝協會主辦的文藝創作研究班詩歌組，很幸運的成為詩人瘂弦、鄭愁予的學生，詩人紀弦擔任詩歌組組長，我知道我是他們的最笨的學生，我的同學還有當醫生的蘇武雄、黃彬彬夫婦和施善繼等，但我知道自己應該要很認真聽講、認真寫作業。至今我還保存了那六個月當中，瘂弦、鄭愁予老師所批改過的每一份習作。作為他們的笨學生，我感到很欣慰，直到現在我雖然還沒有畢業，仍然在學，但仍然可以被留在詩國寫詩的後段班裡……真的是值得慶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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