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知交情之四】莊靈／不唱山歌， 去考古（上）在日本功課很忙，不久，也就把這件事撂過腦後。一天，忽然接到一份厚厚的郵件，打開一看，竟是彥堂自己在安陽發掘甲骨文研究的第一本著作發表了《新獲卜辭寫本》。我還記得，書是中裝自寫自印，拿到手中真使我又驚又喜又愛。能思、能言、能行，這是他日後有大成就的起點，也是他有志於甲骨文研究開始的一段史話。從此，他不但在安陽多次發掘甲骨，而且連續發表他的傳世之作，如《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如《殷曆譜》等，使他的聲名超越了安陽、中國而揚溢於全世界，證實了他在北大樓上那一夕談話──有新觀點，有新問題，有新收穫──論斷的正確無訛！
如今，前塵歷歷，恍如昨日，而彥堂兄逝世忽已三載，撫今思昔，愴感萬千，所以不計繁瑣工拙，寫出這篇紀念文字，一以存一代學人文獻之真，一以抒我個人對芸窗舊友的懷念之情！（民國五十五年於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按：本文原載1982年2月1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筆者最近機緣巧合，結識了一位對前輩藝文人物書畫和信件等資料的收藏和研究者董良碩先生，他不但保有六十多年前父親寫給董伯的好多封信，而且還特別將它們用彩色影印了一全份送給我，讓筆者既驚喜又感動。其中有一件是用上面印著「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用箋」的抬頭，同時地址還印著「台中市振興路四十四號」的十行紙，匆忙間以行草書寫的；原信如下：（圖三）
彥老：前上一函諒已收見，拙作紀念峨士兄短文原稿覓得，茲上聊供參考。此間點查之工作照常，大駕本周日能來否？念念。即請暑安 弟嚴頓首 九月十八日
筆者查了一下，父親寫這封信的時間應是民國四十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因為信中提到的峨士兄就是在當年四月因病過世的。峨士先生姓劉名奉璋，河北饒陽人，他是父親於抗戰開始後負責第一批精華文物西遷到貴州安順時，延攬進故宮服務的一位極有天分的國畫家。1948年底劉先生也是和我們同乘中鼎號登陸艦，護運第一批渡海故宮文物從南京來到台灣的；他是從小看著我們四兄弟長大最親敬的叔叔，然而卻不幸因胃潰瘍在1952年四月英年早逝。當時父親正為籌辦峨士先生的遺作展和協助民聲日報出版紀念特刊而向多位同輩藝文好友邀稿。而董作賓世伯從民國四十年開始，就受聘為專家委員參與首次遷台全部文物的公開清點（包括故宮、中博籌備處和中央圖書館三個單位），因此不但已與峨士叔熟識，而且還十分欣賞他的才華。事實上從民國三十九年（1950）四月起，當時聯管處所轄三個單位的文物，就已經從台中市區東南的台中糖廠原本存放砂糖的倉庫，全部搬遷到剛剛建好的霧峰北溝庫房去了；而從那時開始我們全家還有專責典守文物的兩院同仁和眷屬，便也從糖廠圍牆外邊家家緊連著的聯管處木造簡陋宿舍，一同隨文物遷到北溝鄉下，從此一住便是十五年（1950-1965）。所以實際上從1951到1953連續三年的文物點查，都是在北溝庫房進行與完成的。
為了撰寫這篇文字，筆者再次檢視父親留下來的老照片；居然在裡面發現了一張多人合照，恰巧就是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受聘到北溝參與文物點查的專家委員以及聯管處三個單位的負責人，於二十六日（也就是上面那封父親寄給世伯董作賓的信後第八天），在北溝招待所（筆者按：那是一幢日據時期就有的老建築，蓋得相當考究，推想之前應是霧峰林家的產業）外面園子裡的合影（圖四）。照片中左起第一人是古文字學家高鴻縉、第三人是中研院院士勞榦（貞一）、第四人是中研院院士高去尋（曉梅）、第五人是曾任青年黨主席的陳啟天、第七人是董作賓、第八人是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第九人是父親莊尚嚴（當時是聯管處故博組主任）、第十人是譚旦冏（中博組主任）、第十一人是畫家委員黃居壁、最右一人則是中圖組的主任顧華。這張照片中的所有專家學者今天都已遠去，而背景中的北溝招待所，也已在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中被夷成了平地。
另外，筆者手中至今還珍藏著父親在六十多年前贈給我的一本小冊頁，（當時筆者還是省立農學院森林系的學生），裡面題的都是敦品勵學的詞句，而寫者幾乎全是當時文化界的名人，（像胡適、羅家倫、王雲五、錢穆和董作賓等人）；顯然那是父親特別為我請他們於便中題寫的。小冊頁的最後一位題者就是董作賓世伯，當時他是以朱筆用甲骨文字寫了兩句箴言：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莊靈四賢姪
董作賓 四八、二、十九夜於北溝（圖五）
這兩句訓勉還在青少年時筆者的甲骨文墨寶，說明了兩件事，一是董伯常喜用朱筆寫甲骨文名句贈人；二是在完成最早的中央文物點查工作之後，董伯後來仍有多次去到北溝，而且都和老同學父親像大學畢業時那樣，有許多次秉燭夜話的歡喜聚晤。小冊頁緊接在董伯的朱筆甲骨文箴言之後，是父親於五十五年（1966）元月用行書補記的一段跋文，現錄如下：（圖六）
連日因將移家外雙溪，清理長物，於靈兒篋中見有此冊，七八年前所賜與者。檢視冊中，適之先生、彥堂兄竟已故去數載，人生朝露，逝者如斯，不禁感慨系之；遂題數字，以誌懷念師友之忱。
五十五年一月五日 六一翁將去霧峰前數日也
民國五十五年（父親已六十八歲，當時他用六一翁的別號也已多年）題此跋文時，所有文物都已在前一年（1965）遷運到台北士林，並且於國父誕辰當天，在外雙溪新館舉行了隆重的開幕禮。父親因為還要處理北溝故宮文物遷離後的未盡善後事宜，所以當時還住在北溝舊宅（洞天山堂）。數日後，他在「洞天山堂」的堂屋白牆上留下一首臨去長詩〈別北溝洞天山堂題壁〉之後，這纔依依不捨地和母親離開居住了十五年多的北溝，來到他此生伴隨故宮文物的最後一站──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雖然那時他才剛剛升任副院長（院長是蔣復璁），而且又可以和台北的老朋友們經常見面了，但是老同學董作賓和老校長胡適之先生的過世，讓這次的離中北遷，在他的內心又增添了更多的惆悵與懷念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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