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日前說，日本修改本國憲法，不需要向中國大陸及韓國解釋。日本當然毋須向亞洲鄰國解釋，因為對安倍來說，日本早就脫離亞洲了。自從安倍上台之後，日本就以鼓吹民族主義來進行「脫亞化」，極力製造東亞鄰國的不安。日本雖身處於亞洲，但它的亞洲意識卻一向薄弱，而它亞洲意識的薄弱，卻是建構在島國狹隘心理的優越感上。
從過去歷史的經驗來看，每當日本的政經實力崛起時，它就會急著想要脫離亞洲；而當它的政經實力逐漸衰落時，日本又會重新回到亞洲。
一八八五年當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便在「時事新報」提出「脫亞入歐」論，他認為與其等待落後的鄰邦來共同開化復興，倒不如脫離亞洲諸國的行伍，而與西方帝國主義共進退，那是一種軍事上的優越感。而一個世紀後，當一九八六年在日本泡沫經濟到達最高峰時，日本右翼政論家長谷川慶太郎也出版「再見吧，亞細亞」一書，他把亞洲鄰國形容成是一座垃圾場，而日本則是矗立在垃圾場上的巍峨高廈，那是一種經濟上的優越感。
當今日本經濟深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以及軍事又受到戰後《和平憲法》的箝制，經濟及軍事的優越感都不復存在的同時，安倍又要如何來脫離亞洲呢？答案便是民族主義，以鼓吹民族主義來找回往日大國的榮光。
對安倍來說，重新找回強大的日本要靠三大支柱：第一是安倍經濟學，只要日本的經濟能夠持續成長復甦，安倍政權的民意支持度便能歷久不衰，那是安倍的人氣；第二支柱是對釣魚台領土爭議的強硬政策，只要持續鼓吹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威脅性，自然能夠凝聚國內右傾的民族主義，那是安倍的底氣；第三則是美國政府的支持，只要採取對美國一邊倒的政策，對中國大陸周邊國家進行合縱連橫，自然可以對中國大陸形成強大的壓力，那是安倍的士氣。
在右翼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讓安倍產生三項錯誤的亞洲觀：
首先，是以為經濟的復甦可以不需要亞洲：安倍經濟學的貨幣貶值政策及寬鬆的貨幣政策，讓日本經濟暫時找回復甦的力道，同時也讓安倍產生一種錯覺，那就是日本經濟的復甦可以不需要亞洲。其實，日本的就業與實質薪資都未見提升，而中國大陸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國，東協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而韓國更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國；唯有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日本經濟才能維持長期的榮景。
其次，是以為鼓吹民族主義，就可以不要亞洲：這波日本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主要來自右翼團體對修改和平憲法的期待；安倍在職棒頒獎儀式上穿上九十六號球衣，大力宣傳他所主張修改憲法第九十六條降低修憲門檻，同時日本國內也出現殺死朝鮮人等排外言行的示威行動；在韓國，已有八成國民表示不喜歡日本。由此可見，日本這波所謂「國家正常化」舉動不但引起周邊國家的疑慮，同時高漲的民族主義也破壞了日本與周邊國家的正常信任。
最後，是以為只要倒向美國，便可以脫離亞洲：為了要對抗中國，日本一方面強化美日同盟，一方面串聯與中國大陸具有領土爭議的周邊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但是這些國家與日本都只是暫時各取所需，並非真正要對抗中國大陸。而美國對日本並非是無條件的支持，它需要一個強大的日本來對抗中國大陸，卻不要一個耀武揚威的日本來破壞亞洲的權力平衡。
由此可見，在中國大陸、韓國相繼崛起的效應下，日本若仍藐視周邊鄰國，執意要脫離亞洲，結果勢必是自陷於孤立。安倍在民族主義驅使下，以祭拜靖國神社亡靈、恢復主權紀念日，來為日後的修憲行動鋪路，但這些舉動只會讓日本與周邊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卻無法改變日本身處於亞洲的事實。
政客的短視，往往為國家帶來災禍。需知，亞洲可以有一個孤立的日本，但日本卻無法脫離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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