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與掌控國會兩院的共和黨強行通過1兆美元減稅案,同時對所得分布居中的多數美國人民加稅,藉此局部抵銷調降企業稅的影響。但2018年美國企業界對這份禮物的興奮感開始減退,取而代之的是對川普及其政策的焦慮感。
一年前,美國企業與金融領袖的貪得無饜,讓他們拋開對龐大赤字的反感。但他們現已認清,2017年減稅是史上最退步、時機也不對的稅改。給富豪減稅,竟要數百萬名為生計掙扎的美國家庭與年輕世代埋單。
因這項立法之故,美國財政部如今預估2018年赤字達1兆美元 – 是歷年來任何國家和平時期單年非必要赤字當中最大的。更糟的是,擴大投資的承諾未見落實。企業給員工小恩小惠後,就把大多數的錢用來買回股票和配發股利。
尤有甚者,稅改法案因倉卒闖關,內容充滿謬誤、矛盾之處,以及趁沒人注意偷偷塞入的特殊利益漏洞。此法缺乏民意普遍支持,幾乎確定其中大部分將隨政治風向轉變而被推翻,企業主對這點心知肚明。
這項稅改法案,以及軍事支出暫時提高,立意並非為了給經濟可長可久的支撐,而是提供相當於升糖效應的短暫刺激。資本折舊加速讓今日的稅後獲利得以升高,卻會降低日後的稅後獲利。且因為此法縮減利息支出可扣抵稅空間,終將升高稅後資本成本,進而遏阻投資,畢竟投資資金多半靠舉債而得。同時,美國龐大的赤字總得想辦法找財源。基於美國儲蓄率低,無可避免須向外國放款者借貸,這意味美國得為償債支付利息給海外金主。十年後,美國總所得極可能低於未實行稅改的情況。
除稅改立法災難外,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也把金融市場和供應鏈攪得天翻地覆。許多依靠中國市場的出口型企業,如今有充分理由把營運遷離美國。此時要計算川普貿易戰的代價為時太早,但可假設大家會變得更窮。
同理,倚重工程師等高技術勞工的企業,也被川普反移民政策逼得把研究實驗室和生產設施遷往海外。美國其他領域遲早會開始浮現缺工問題。
全球化、金融化和涓滴式經濟的承諾落空,讓川普逮到機會上台掌權。歷經全球金融危機和十年成長疲弱,社會菁英可信度遭質疑,於是川普崛起,把過錯歸咎於人。可是,大多數經濟問題並非移民或外國進口貨造成的。例如,製造業工作流失,大致是科技變遷使然。
不過,決策官員因應這些變化的做法大有改善空間,以確保國民所得成長讓多數人都能雨露均霑,而非少數人獨享。企業領導人和金融家雙眼被貪婪所蒙蔽,而共和黨尤其樂於讓他們予取予求。因此之故,實質(經通膨調整)工資停滯不前,因自動化和全球化而遭取代的勞工則被遺棄。
川普的經濟政策已經夠糟了,政治政策更是糟透了。令人遺憾的是,烙印川普印記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民族主義煽動言論已在巴西、匈牙利、義大利、土耳其和其他地區生根茁壯。這些國家都將經歷類似、或更糟的經濟問題,靠民粹主義得勢的領袖正因野蠻行徑而面臨現實世界後果。在美國,川普的言行鼓動了一些黑暗、殘暴的勢力,已開始變得失控。
唯有在公民信任政府、制度和彼此互信下,社會才能運作良好。但川普的政治公式是建築在侵蝕信任和擴大失和的基礎上。這情況何時才會結束?匹茲堡市猶太會堂11名猶太人命喪槍下,難道預告美國版「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將至?
答案不得而知,端視政治後續發展如何。若今天支持民粹領袖的民眾隨經濟政策挫敗而希望破滅,可能進一步轉向極右派新法西斯主義。樂觀一點,則可能回歸自由-民主陣營,或至少不再隨之起舞。可確定的是:經濟與政治結果彼此密不可分且互相強化。過去兩年糟糕的政策和糟透的政治所種下的惡果,將在2019年更清楚顯現。(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湯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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