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書展鋪天蓋地、琳瑯滿目，全是書的時候，我提醒自己少寫一點，寫好一點，寫精一點，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浪費資源，更重要的事是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
童年的夢想大部分與食物有關
佛光山是個讓人感覺溫暖的地方，當外面十分寒冷的時候，來到這裡，能感覺到溫暖；當外面紅塵滾滾，非常炎熱的時候，來到這裡，感覺到清涼。剛才高希均先生說，要我們把這裡當第二個家。這裡應該是我們第一個家。我們原來的家安置的是我們的肉體，在這個家可以安置我們的精神。一個人能找到可以安放精神之地，遠比找到安放身體更為重要。假使一個人的精神能有所寄託，那麼一個人的行為皆能有所準則，都會符合基本道德。
能來到這裡講一講我的夢想，與我對佛教初淺的認識，是我的榮耀。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我只不過讀了五年的小學，星雲大師好像學歷也不高，所以有人拿我跟星雲大師類比。星雲大師念的五年書，是五年私塾，那時候的教育效率遠遠比我們後來的教育還要好。我在大陸受了五年的小學教育，其實沒有多少時間在讀書，更多的時間都在聽看混，我們在田裡面割草勞動，沒有多少時間讀傳統的古典文學與文化，我在佛光山這樣莊嚴的地方，對著大家演講，心裡十分惶恐。我有一件法寶，每當我參加重要的活動，需要上台的時候，我會將這法寶牢牢握在手裡，由此得到內心安靜的力量。這件法寶是前幾年浙江寧波廣德寺的長老送給我的沉香木線，今年十二月，斯德哥爾摩登台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帶著，今天我也隨身拿著。
我童年的夢想很多，但大部分的夢想還是與食物有關，我童年的時期是大陸史上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物質相當貧乏。在那個時候，無論是睡著還是醒著，我都會想到食物。跟年紀大的人相處時，他們提及的美好夢想，也是他們年輕時吃過的美好食物。我的爺爺回憶起他年輕時候，跟一群人推著小車，在晚上迷路時，投奔廟裡，廟裡只住著一個老和尚。老和尚問：「各位施主餓不餓？」寺裡吊著兩個穀穗，老和尚用了幾粒米，加了水開始熬粥，爺爺說他們一行人看到這種情況，都非常不高興，覺得老和尚說要招待我們吃飯，十幾個壯漢只用幾粒米熬粥給我們，這不是騙我們嗎？隨著時間流逝，鍋裡開始傳出濃濃的米粥香氣，打開鍋裡一看，滿滿一鍋濃稠的粥，大家都吃得很飽，而且還有剩餘。當我爺爺告訴我這件事時，感覺非常真實，是他的親身經歷，我們從來沒有對他的講述產生懷疑，因為我爺爺遇見的，可能是一個真正領悟佛教精神的和尚，也許他就是釋迦牟尼的化身，所以幾粒米可以熬出一鍋粥。
最擔憂糧食問題
那時候我也時常夢想著自己能變成良和尚，可以不用再勞動，可以滿足全家人吃飯的需要，也讓全村的人都吃粥，不須勞動，時至今日，這樣的夢想似乎已經實現。無論在大陸或是台灣，最近幾十年來農業的發展非常的快、科學非常進步，食物變成嚴重過剩。各地對糧食的浪費，令人怵目驚心。當我進入北京後，每次出去吃飯，就想用自己的肚子來減輕浪費，盡量多吃一點，結果不小心把自己吃得那麼胖。現在出去吃飯，面對大量被浪費的食物，還是很難過，但慢慢明白，即便當我一人吃了五百公斤，也節約不了糧食。節約一切糧食與物資，是我們每個人應該有的自覺行動。當然大陸集體性的浪費，有著深層的體制問題。
最近幾年來，我經常作一種噩夢，這個噩夢也與糧食有關，可能起因上個世紀六○年代，那種飢餓的體驗太過深刻，我經常在夢裡回到那個時代，看到很多跟我一樣大的兒童，腦袋很大、脖子細長，四肢像竿子一樣瘦，腹部很大，一副飢餓兒童的樣子。沒有糧食、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找不到食物，這樣的景象常在我夢裡出現，我想這樣的噩夢，對我是個提醒，提醒我們不要看見現今糧食充足，忘記曾經經歷過的生活，一定要節約。2000年時，大陸很多家媒體採訪我，面對21世紀，我最擔憂什麼事？我回答最擔憂糧食。現在一定要認真考慮，要保護好老和尚那幾顆米。
六○年代的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課文，講當洪水來了、村莊被淹沒，大家紛紛逃難，有一個地主背著他一輩子集滿的一口袋黃金，爬到一棵樹上；地主家的長工背著一口袋的窩窩頭，爬到另一棵樹上，大水很多天之後尚未褪去，最後的結果，是地主背著黃金在樹上餓死了，長工吃著窩窩頭活得很好，洪水消退之後，長工把地主的黃金背走了，這篇課文就完結了。我在想當下一次洪水來臨的時候，這個長工已經變成地主，他逃難的時候，是背著一口袋的窩窩頭呢？還是一口袋的黃金？如果他覺悟的話，就會背著窩窩頭，如果他沒有覺悟的話，則是背著黃金，這樣他就變成前面的老地主。我想我們人類大多數會像老地主那樣，背著黃金上路，忘記糧食。這個故事，社會大眾可以視為圭臬，當我們千方百計要打倒一個東西、一個對象，打倒的那一刻，我們自身就成為一個別人要打倒的對象，幾千年來這種惡性的循環不斷重複。
無緣上學，瘋狂讀書
我十幾歲輟學，一路幹活，放牧牛羊，當我趕著牛羊經過學校的時候，看到我過去的同學們都在教室裡或者讀書，或者打鬧，我的心裡感覺到十分悲涼，當時我的夢想是希望能回到學校讀書，但是當我睜開眼睛，發現這不可能實現。無緣上學，但讀書還是可以的，我想今天之所以還可以站在台上跟大家說話，還可以寫小說，就是在我輟學之後開始讀書的關係。我在家裡把大哥和二哥留下的教科書、中學課本全部讀完。將村子裡能借的書都借了，然後蒐羅周圍村莊能借的書。農村生活艱苦，有藏書的人家很少，誰家有一本書，都當作珍寶一樣，不輕易外借。為了借到別人家的書，我付出很多，像是花言巧語，保證有借有還、不損壞。但是光是花言巧語也不行，我記得鄰村同學家裡有《封神演義》，我為了讀這本書，幫忙他們推了兩次石磨，當時的農村沒有機器，只能用石磨將糧食做成麵粉。我為了借書，幫人家推了很多次的磨，換來讀書的機會。因為得來不易，格外珍惜；因為付出勞動，所以刻骨銘心。我看到書展鋪天蓋地、琳瑯滿目，全是書的時候，我提醒自己少寫一點，寫好一點，寫精一點，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浪費資源，更重要的事是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
賺很多稿費，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吃餃子？
大概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們家的鄰居讀過大學中文系，被劃成右派後遣返回鄉。他在勞動的間隙當中，經常跟我講起他所了解的文壇故事，他說山東濟南有個作家寫了本書，得到好幾萬元的稿費。那個時候的好幾萬元，相當於現在的好幾千萬元，這個人稿費太多沒地方花，就改善生活，不斷吃餃子，餃子在中國北方是很好的食物，一個人一天三餐吃很多餃子，那就比上帝的生活還要好。我就問他，如果將來我成為一個作家，賺了很多稿費，是不是可以一直吃餃子？於是那個時候，關於文學、關於夢想，就在我心中埋下種子。所以我最早的文學夢想一點也不高尚，當然後來夢想的質量開始提升、夢想的內容也愈來越奢華，愈來愈不可溯。
最初的文學夢確實很簡單，無非是想把寫在稿紙上的文字變成鉛字，印到報紙、刊物上去。我像那個時候大多數的文學青年一樣，不停的寫作，不停的投稿，而且專門揀那種縣級小刊物投稿，感覺這樣的小刊物門檻低一些。我看到報紙先翻廣告版，因為報紙廣告版刊載了許多地方級的小刊物通訊地址。然後把自己的稿件放進信封裡郵寄。那時候大陸郵政有一條規定，只要是稿件可以不貼郵票，在信封上剪掉一個角，在信封上註明「稿件」，就可以免費地郵寄。但是我總感覺這樣不保險，所以我寧願花錢貼上郵票，也不去省這個錢。
發表處女作的喜悅，不亞於獲得諾貝爾獎
想像一下八十年代，在中國很多郵遞人的郵包裡裝了很多像我這樣的文學青年，寫了這樣裝在大牛皮紙袋裡的稿件。那時稿件滿天飛。每當聽到送報紙送郵員摩托車的聲音，我的心就砰砰亂跳。我希望收到一封來自編輯部的信，但是我經常收到的是我寄出去的大信封原封不動的回來。一看到這樣原封沒動的大信封，我的心就涼半邊，我就知道我這次投稿又失敗了。回來以後，不死心重新換一個信封又寄了。又過了一天，又回來了。終於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薄薄的信，這個信是河北保定的《蓮池》編輯部寄來的，編輯部告訴我，我的一篇小說很有技巧，請你來編輯部談一談。我興奮了一夜沒睡覺，我感覺終於要看到希望了。第二天坐上了公共汽車，到了刊物的編輯部，一進編輯部就發現編輯部裡面皺著眉頭的人，每一個編輯的辦公桌都是厚厚的灰塵，桌上都堆著比人頭還要高的稿件，稿件也落滿了灰塵。在這麼多的稿件裡面，編輯發現了一篇稿子，而且要給我發表，是多麼的不容易！
1981年，發表我的第一部小說，也就是我的處女作。我想這樣的事件對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來講，那種歡喜是難以形容的。後來我也經常看到很多人寫文章，回憶自己處女作被發表後那種狂喜的狀況。我自己比較一下，我看到自己的第一篇小說被發表的時候，那種喜悅心情確實不亞於當我聽說我獲得諾貝爾獎的心情。那時候我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而獲獎的時候已經五十七歲。從這個發表處女作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期間有三十一年。這段時間看起來很漫長，但是彷彿又非常短暫。在我寫作的前二十年我從沒有把諾貝爾文學獎和我個人的創作連在一起，連作夢也沒有想過，寫作之初只要能發表就非常高興。發表一些作品之後漸漸有了文體的自覺，有了對創作個性的追求。
靈感經常來自於夢境
成名之後有很多媒體來問我，你創作的靈感來自何處，我多是回答來自於夢境。我夢到過自己在離地四五米高的地方在滑翔、在飛行。那種感受非常的明亮，在夢裡面感覺到非常不可思議，我怎麼會克服地球的引力飄起來，飛起來呢？而這夢境反覆的出現，後來藉著這個夢境，我寫了一篇小說《翱翔》。就寫一個農村的年輕姑娘，為了反抗一個包辦的婚姻，具備了飛翔的能力，飛到了一個樹上去。
在寫作《生死疲勞》這一部跟佛教有點關係的小說，我也多次夢見了暗示。夢也不是憑空作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夢境跟藝術創作之間，確實有些神祕、難以說清楚的。
1991年的夏天，我去新加坡，參加華人夏令營的活動，活動結束以後順便訪問馬來西亞。在跟當地華人作家座談的時候，其中有一個作家說莫言的《紅高粱》這部小說已經達到諾貝爾文學獎水準。我想這是我第一次跟諾貝文學獎聯想在一起，聽到這樣的讚譽我很高興。但仔細一想覺得很不可能，因為在我心目中獲得文學獎的人都是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眾多風格的大師。而我才寫作十幾年，如果說我這樣的人都可以獲得，那麼全世界所有寫作的人都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他瑞典的演講當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認為他的文學與我的文學內在的本質相同。他認為中國作家、韓國作家以及亞洲眾多國家的作家，正在共同創造一個與世界文學同質，但又區別一個世界文學的亞洲文學。他的演講讓我有所振奮，但冷靜一想，我還是認為這樣的事幾乎不可能，即便有可能那也非常遙遠，因為我清楚知道，還有很多優秀的作家在排著隊，這件事不可能落到我的頭上。但我也必須坦率的承認，大江健三郎先生的講話，在我的心中還是埋下了一顆夢想的種子。
去年我獲得了這個獎項。我獲獎後發生了眾多爭議。我要再次強調，不要說在世界的範圍內，即便在華文寫作的圈子裡，有很多位同行，都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諾貝爾文學獎。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或者是大陸的作家、或者是台灣的作家、或者是香港的作家，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以華文寫作的作家，都能儘快站在諾貝爾文學的領獎台上，我們期待這一天。
比文學獎更好的是文學！
諾貝爾獎是很高的獎賞，但最好的獎賞是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閱讀。我甚至可以說把目標鎖定在諾貝爾文學獎上，是寫不出好作品的。許多事物都是在你幾乎要忘記它的時候才會來臨，有時候會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這樣的經驗。我在台灣版《盛典》序言裡講了我奶奶講過的故事，當這個天梯降落的時候，那個本來想為自己女主人燒香念佛的丫環，無意當中成了仙，而每天供佛的太太卻被遺留在人間。人非聖賢，沒有人說自己一點也沒有功利心，但過分明確目的性、過分強烈的功利心，會對藝術創作造成傷害，也會對很多事業造成傷害。
我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作家的夢想。但這個夢想絕對不是終極之夢。文學獎很好，但比文學獎更好的是文學！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