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六年，政府再度召開全國能源會議。去年核四廠因林義雄絕食而「封存」後，政府希望將核四爭議交由全國能源會議討論；然而，能源會議有沒有能力解決此事，讓人存疑。朝野與其一直圍繞著核電問題纏鬥不休，不如另闢蹊徑，先把電力短缺的現實攤開來討論。過去幾年，核四的爭議遠遠蓋過電力的其他面向問題，同時，由於爭議僵持不下，替代能源的開發也相對遲滯。事實上，檢視台灣的供電現況，就「備轉容量率」與「備用容量率」兩項評估電力供應穩定的指標而言，去年兩項指標均已亮起紅燈。尤其去年九月十五日到十九日，我國供電備轉容量率連續五天低於有「限電風險」的六％，處於嚴峻的紅燈狀態。這是自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全國大停限電後，十五年來台灣供電最吃緊的一刻。
依規定，我國電力「備用容量率」不能低於十六％，但去年我備用容量率實績值跌到十四．七％，是近十年首度低於規定。在一九八九年到二○○三年間，台灣供電備用容量率年年低於政府規定的目標值，那段期間，全國共限電五十五次。二○○四年到二○一三年，國內備用容量率實績值都高於目標，這段期間全台零限電。但從去年的吃緊情況看，「太平歲月」已經過去。
六年前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時，我備用容量率高達廿八．一％；當時外界質疑台灣電力已經過剩，根本不需要核四。但短短五年光景，去年備用容量率已較二○○九年幾近腰斬，目前我們面臨的已是電力不足。受到核四商轉延宕、新電廠無法順利興建，及老舊電廠除役等因素影響，六年來台灣備用容量率跌多漲少，顯示電源開發速度已落後電力需求。簡言之，現在的用電是在「吃老本」。
此次能源會議的主題為「未來電力哪裡來」，即是希望透過能源會議的平台，找出台灣中長期能源發展方向。問題是，供電問題涉及高度專業和技術，在共識凝聚不易的情況下，很難透過大拜拜式的會議找到答案。更嚴重的是，供電不穩的徵兆已現，政府卻缺乏魄力提出解決方案，民間也缺乏危機意識。政府去年倉促「封存」核四，對核一、核二是否延役，亦無明確方向；美其名將爭議「留給後代決定」，其實可能讓台灣陷入缺電的危機中。
無論要不要核四，或現有核電廠要不要延役，由於新設電廠往往耗時多年規劃與建設，若等到供電不足再尋找替代方案，必然緩不濟急。以日本為例，二○一一年福島核災後，兩度讓所有核電廠停機徹底檢修其安全性。其後，歷經長時間辯論，儘管民間反核聲浪仍然過半，日本政府仍確認核電為基載電力之一；也因此，最快在今年夏天前位於鹿兒島的「川內核電廠」就會重啟運轉，結束日本「零核電」狀態。
日本政府甘冒觸怒反核民意之險重啟核電，關鍵就在「零核電」使其必須進口昂貴的天然氣發電取代，造成貿易逆差大增。安倍政府在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雙重考慮下，決定仍要緩步推動核能電力。
反觀台灣，福島核災後，台灣反核聲浪升高，在政府宣布封存核四後仍未休止。遺憾的是，台灣朝野缺乏日本那樣的自我檢視精神，確認究竟要選擇哪一條能源道路。蔡英文最近批評我能源政策遭國營事業壟斷，並主張修改《電業法》，將發電、輸電、配電業務拆開，不再集中於台電手上；此一方向正確，卻緩不濟急。理由是，整頓台電和調整電力結構是兩回事，蔡英文對即將面臨的缺電危機卻避而不談；這樣的能源對策，根本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台灣如果不能完全捨棄核電，就必須徹底檢視核電廠的安全性，甚至可採用日本模式將核電廠逐一停機檢驗，釐清各種疑慮並完成電廠所有強化措施後，再重啟核電。而如果台灣要提前在二○二五年前走入「非核家園」，則必須加速興建天然氣儲運站與天然氣發電廠，推動更嚴格的節能方案，並讓民眾和工商企業做好迎接高電價的準備。
什麼都不做，問題不會自動消失。等到限電、斷電的警鐘響起，才想到要應變，恐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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