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與塔樓：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
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作者：尼爾•弗格森
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獲《時代》雜誌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H•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迪勒─馮•弗斯滕伯格家族基金會的傑出學者。
著有包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金錢與權力》、《貨幣崛起》、《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等。
譯者：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碩士。曾任編輯，目前專職從事翻譯，譯作有《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凱因斯對戰海耶克：決定現代經濟學樣貌的世紀衝突》、《40個機會：飢餓世界的曙光》、《時光的製圖學：由時間軸拉開的人類文明史》、《法醫•屍體•解剖室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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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樓裡的階級掌控權力，廣場中的網絡聚結影響力，究竟是哪一種力量，改變並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
網絡（network）──是改變人類命運的千年史，顛覆權力階級的恆久力量。
過去我們所學習的歷史，大多是關於帝王將相、統治階級的歷史，而忽略或貶低了同樣有影響力但能見度較低的網絡歷史。縱觀過往，高塔中的階級制度聲稱要統治大眾百姓，但通常真正的力量存在於下方城鎮廣場的網絡中，因為它傾向創新。透過網絡，革命性的想法得以傳播，移轉並顛覆權力。歷史上最叱吒風雲的改變，經常是由缺乏文獻記載、非正式組織的群體所實現。
21世紀被稱為網絡時代。然而，在《廣場與塔樓》中，弗格森主張網絡其實一直都存在。從促成宗教革命的印刷機和傳道者，到領導美國革命的共濟會成員，破壞教宗和國王控制之舊秩序的就是網絡。本書緊扣社會網絡的發展歷史，以及它們跟傳統的權力階級制度之間時而緊張、時而激烈的關係，特別是在兩個重要的革命與創新時期，情勢逆轉，網絡獲得優勢。這兩個時期，一個是印刷技術產生的時代，另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互聯網時代。
《廣場與塔樓》跳脫以往從統治者或階級制度探討歷史發展的角度，講述了社會網絡的興起、衰落和再崛起的故事，並以豐富的圖表說明網絡理論、聚類等概念，改變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理解。網絡的演變，是否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對於當前許多事件，例如伊斯蘭國的興起，Apple、Google、Amazon等網路時代企業巨擘的特質，都有許多以古鑑今的對比與詮釋，提供讀者另類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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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網絡化時代
網絡在今日似乎無所不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二ま一七年伊始的第一週，共刊載了一百三十六篇含有「網絡」二字的報導。三分之一的報導是關於電視網絡，十二則報導關於電腦網絡，十則關於各式各樣的政治網絡，但也有關於運輸網絡、金融網絡、恐怖主義網絡、健保網絡的報導──更別說還有社會、教育、犯罪、電話、廣播、電力及知識網絡。借用一個老套的形容，閱讀這些報導就好像看見一個「一切都環環相扣」的世界。有些網絡聯結激進分子，有些網絡聯結醫護人員，另外還有網絡結合自動提款機。癌症有網絡，聖戰士有網絡，虎鯨也有網絡。有些網絡──太常被形容為「浩瀚的」──是國際性的，有些網絡則是區域性的；有些網絡虛無飄渺，有些網絡則是地下組織。貪汙賄賂有網絡，隧道有網絡，諜報也有網絡；就連網球比賽配對的網絡都存在。網絡攻擊者對抗網絡捍衛者。而這一切全都疾速地被陸地的、電纜的及衛星的網絡促成。
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裡隨處可見的是霧氣。借用狄更斯（Dickens）的文句，今天聚集在上游和下游的是網絡。「不拓展人脈（networking）就等著失敗，」《哈佛商業評論》（Havard Business Review）說道。「女人在領導職位上輸給男人的一個關鍵原因，」同一份期刊斷言，「是因為她們比較不可能有廣闊人脈支持與推舉她們成為潛在領袖。」另一篇《哈佛商業評論》文章表明「共同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人偏好壓注在和自己所屬教育網絡有關的公司」，而且那些投資的表現高於平均。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由此推斷「男同學會」（old boy）網絡是一股有益的力量，值得女同學會仿效。在金融圈，有些「專家網絡」已被披露是內線交易或利率操縱的管道。網絡也被認為要為二まま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負責：具體來說，益發錯綜複雜的網絡，把全世界的銀行變成將美國次級房貸損失朝全球傳布與擴大的系統。桑德拉•納維迪（Sandra Navidi）在《超級中樞》（Superhubs）描繪的世界可能令某些人心生嚮往。她是這麼說的，「極少數菁英」（select few）──她總共只點名了二十人──「掌管著最獨家且最有影響力的資產：一個覆蓋全球的私人交誼獨特網絡。」這些關係更是在少於二十個機構裡建立並維持：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高盛、世界經濟論壇、包括柯林頓全球行動（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在內的三個慈善實體，還有紐約的四季餐廳（Four Seasons restaurant）。唐諾•J•川普（Donald J. Trump）二ま一六年成功競選宣傳的其中一個核心訊息指出，正是這個「全球性特殊利益集團」在背後支持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他的手下敗將）為代表的「失職與腐敗的政治統治階級」。
任何對二ま一六美國總統選舉的完整報導，一定不能不討論從福斯新聞到臉書到推特等媒體網絡（也就是勝選者偏好使用的網絡），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次選舉有很多諷刺之處，其一是川普受網絡驅動的宣傳竟如此強力地抨擊柯林頓的菁英網絡──一個川普自己過去所屬的網絡，柯林頓夫婦曾出席他第三次婚禮就是證據。在選舉的幾年前，某個名為「川普網」（The Trump Network，成立於二まま九年，販售像是獲得川普背書的維生素補給品等商品）的商業實體宣告破產。倘若川普敗選，大概會發起一個叫Trump TV的川普電視網。他之所以沒輸的原因之一是，俄國情報網絡以維基解密網站和RT電視臺為主要工具，竭盡所能地破壞其對手的名聲。一份美國情報體系發布的部分解密報告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亭（Vladimir Putin）在二ま一六年下令展開一場影響選情活動」，意圖「誹謗柯林頓國務卿，傷害其勝選機會，以及可能獲得的總統職權」，反映出俄國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川普的「明顯偏好」。二ま一五年七月，根據報告指出，「俄羅斯情報機構進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網絡，並維持此管道暢通起碼直到二ま一六年六月」，有計畫地透過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布它取得的電子郵件。在此同時，「俄羅斯的國家控制政治宣傳機器──由國內媒體機構，RT電視網、Sputnik俄羅斯衛星社等以全球觀眾為受眾的發布管道，以及一個半官方的鄉民網絡所組成──藉由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對俄國人及國際觀眾傳達訊息的平臺，對影響選情活動有所貢獻。」
然而，川普勝選的另一個原因是，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為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網絡，在選舉前十二個月內，發動了多次攻擊，其中兩次在美國（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和奧蘭多〔Orlando〕）。這些恐怖攻擊使川普誓言「揪出」、「拆散」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根除……這個國家內支持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絡」，以及「徹底瓦解伊朗的全球恐怖網絡」的保證，吸引力大增。
簡言之，我們活在「網絡的時代」（the network age）。喬舒亞•拉莫（Joshua Ramo）稱之為「網絡力（社群力）時代」（the Age of Network Power）。雅里安娜•拉佛蘭斯（Adrienne Lafrance）喜歡形容現在是「糾纏時代」（the Age of Entanglement）。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甚至提出了一個全新學科──「連結學」（Connectography）──以繪製「全球性網絡革命」的版圖。「網絡社會，」在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看來，「代表人類經驗的一場質變。」網絡正在重新塑造公領域，連帶也正改變民主本身。但改變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當前的網絡科技……確實有利於公民，」谷歌的吉拉德•柯恩（Jared Cohen）和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寫道。「史上不曾有這麼多人，透過一個具有立即反應力的網絡與彼此相連」，世界各地的政治面臨可能真的會「改變遊戲規則的」後果。另一個替代觀點認為，諸如谷歌等全球性企業（global corporation）藉由利用網絡削弱國家主權及其所創造的集體主義政治，正有計畫地實現「結構宰制」（structural domination）。
我們也能用同樣問題檢視網絡對國際體制的影響：更好？還是更糟？對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而言，藉由結合國與國外交的傳統「西洋棋盤」和新興的「網絡……網際網路」，利用後者的優勢（譬如透明、適應性和可擴展性），重新配置全球政治是可行的。她認為未來的女政治家，是以「各種連結策略」（strategies of connection）「和政府一起行使權力與施展領導力的網際網路行動者（web actors）」。科納期待看到一個「供應鏈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全球性企業、巨型城市（megacities）、「航空城」（aerotropolises）和「區域聯邦」（regional commonwealths）投身一場永無止盡但大體上和平的「拔河賽」，競逐經濟優勢，好似「一個規模龐大的多玩家遊戲」。不過，不僅拉莫，就連他的導師季辛吉，都懷疑這些趨勢能夠增進全球穩定性。「網絡化通訊在社會、金融、工業與軍事等部門的全面滲透，」季辛吉指出：
已經……使弱點發生革命性劇變。因為在速度上超越多數規章制度（以及很多監管機構的科技理解），它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霍布斯（Hobbes）表示，從自然狀態脫逃，提供創造一個政治秩序的積極動力……[不]對稱性與先天的世界秩序失調內建在……網絡強權（cyber powers）在外交和戰略兩個領域的互動裡……若不就國際舉止明訂規則，體制的內在動態將帶來危機。
如果「第一次世界網路戰（cyberwar）」已經開始，誠如某些人所宣稱，那麼它是一場網絡之間的戰爭。
最令人擔憂的可能發展是，一個單一的全球網絡最終將使智人（Homo sapiens）變得多餘而滅絕。哈拉瑞（Yuval Harari）在《人類大命運》（Homo Deus）主張，以文字、金錢、文化和意識形態──碳基人類神經網絡的產物──為基礎的大規模「集體合作網絡」（mass cooperation networks）時代，正逐漸被以演算法為根據的矽基電腦網絡新紀元取代。我們很快會發現，人類在那個網絡裡之於演算法的重要性，就好像當下的動物之於我們人類。對個體而言，和網絡切斷關係將等同死亡，因為網絡將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地維繫我們的健康。但與網絡連結根本上意味著物種的滅絕：「被我們自己奉為圭臬的衡量標準，將迫使我們成為下一個被遺忘的長毛象和長江豚。」根據哈拉瑞對人類歷史的慘澹評價，這樣的發展大概是我們罪有應得。
本書關注過去勝過未來；更精確地說，這是一本主要透過研究過去以學習未來的書，而非一股腦地栽進憑空想像，或不負責任地根據最新趨勢從事預測。社會上有些人（特別是矽谷新貴）認為在這個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人類能以古為鑑之處相當有限。事實上，我在前文中摘要概述的論點，大多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網絡乃一全新現象，而且它們在當前的普遍性可謂前所未見。這是錯的。儘管三句不離網絡，事實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網絡運作的方式理解有限，而且對於它們從何而來幾乎一無所知。多半時候，我們忽略了它們在自然界的普遍程度，忽略了它們在人類物種演化過程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忽略了它們一直是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們往往低估了網絡在過去的重要性，於是錯誤地假設歷史在這個主題上無法提供任何教訓。
我們在今日世界所見的網絡規模是史無前例的，這點無庸置疑。資訊的流動──抑或疾病的流動──從未如此迅速。但規模和速度不等於一切。如果不去研究規模較小、傳播較慢的昔日網絡，我們不可能理解自身時代那些規模龐大、傳播迅速的網絡──特別是我們將無從得知這個網絡時代，究竟是快樂的自由解放時代，抑或是醜陋的無法無天時代。因為這些昔日網絡，也曾經無所不在，而且有些時候，它們真的非常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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