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江宏仁有兩種身分：週間，他是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到了週末，他就躲進在新北市樹林工業區的一個小廠房，帶著20多位家長、學生、老師組成的科學愛好者，一起動手拼湊出倍率最高300倍的「手機顯微鏡」，送給偏鄉學校和研究機構。兩年多來，至少已有約一萬人受惠。 原料、租金 全部自掏腰包 讓人吃驚的是，江宏仁沒花半毛錢政府經費，也不接受任何贊助，價值近150萬元的自動化機具、每月兩萬元的廠房租金與原料等支出，全部自掏腰包。以助理教授的薪資，得不吃不喝20個月，才買得起需要的設備，再支出每月1／3的薪水，用在維持日常開銷上。 「他家是不是很有錢啊？」江宏仁的老師、新任經濟部長李世光，起初心中暗想。 孰料，一問之下才知道，江宏仁的雙親都是鐵工，來自社會底層的他，取得公費留學，拿到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因感念國家對他的栽培，才想用自己的方式回饋這塊土地，讓李世光大大讚嘆，「這是公費留學最划得來的一筆投資。」 李世光因此逢媒體就推薦，這位用傻勁做科學教育夢的年輕學者，多宣揚善的力量。 踏進江宏仁的台大研究室，五坪空間只有一條僅容錯身的走道，兩旁擺滿大大小小的科學儀器，江宏仁從後方探出頭來，若非幾絲白髮透露年紀，圓臉帶笑的他，看來僅約30歲。 學成歸國前，江宏仁從秋葉原一口氣運回20多箱二手專業儀器，包括一台數十公斤重、原價200多萬的專業顯微鏡；而旁邊一台只有10公分高、乍看像透明壓克力做成的小擺飾，正是他到處送人的「手機顯微鏡」。 「你看到的設備，大部分是我自己做的，」江宏仁學的是實驗物理，常需要動手製作儀器；只要了解原理，他就能用手邊的器材與工具做出來。 他隨手將夾著透明塑膠袋的玻片，放在手機顯微鏡上，再架上手機鏡頭，之後打開顯微鏡下方約五元硬幣大小的LED燈，這時就看到塑膠片閃動著極光般五彩斑斕的花紋！說明這台顯微鏡，雖然小，但五臟俱全。 實驗室專業顯微鏡動輒數十至數百萬元，並非常人能負擔。但江宏仁應用透鏡的成像原理，只要將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架在顯微鏡上，便能DIY做出不遜於專業設備的顯微鏡。 江宏仁還會不斷研發新配件，如偏光、螢光、光學變焦模組。因此，連台大、科博館、科教館都用這款顯微鏡。 不計成本 送偏鄉校3000台 製做一台需要30多個小零件的顯微鏡，要多少成本？江宏仁搖頭不說；有人心疼他花錢，建議做群眾募資，他也不肯。這台顯微鏡是非賣品，除了免費送出3000台給偏鄉學校外，其他人想獲得一台，只有「協助製作」或「自由贊助」兩種管道。前者是報名參與顯微鏡零件製作，可免費獲得儀器；後者則是自由樂捐。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將觀察結果分享至臉書社群「科學Maker」的影像資料庫。 這裡已累積超過兩萬張顯微影像。在高倍率影像下，膽汁結晶長得像雪花、昆蟲翅脈呈透明六角型，而洗髮精泡泡則像像一串晶瑩剔透的珍珠。
今年，印度已接替中國大陸，成為全球GDP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但這依然改變不了許多台灣人，一提起印度，就是髒亂落後的刻板印象。 其實，印度有個超紅的行動支付與廣告平台GMobi，就來自台灣，靠著創辦人吳柏儀的異類思惟，五年前大舉進軍，至今無敵手；光是印度就有4000萬名用戶，再加上俄羅斯、印尼等新興市場，全球用戶已破億。 北京拓荒 把海外市場做大 通用移動科技商務開發經理顧春英，驕傲地把手機上的GMobi應用打開，匯錢的介面，只要簡單按一按，即便認不得幾個字的鄉村老人，也能上手。 「GMobi和趨勢科技有一點很像，就是第一天就走出去，勇敢把海外市場做大，」兩年前戰略投資GMobi的趨勢科技執行長陳怡樺稱讚。 46歲（1970年）的吳柏儀，創業前，在中國大陸工作十年，更有一幫大陸網路業高幹朋友，照理說最該待在大陸創業。 「中國、台灣彼此太像、太熟了，去了有什麼優勢？要去，就去別人不懂你的地方，」吳柏儀說，他的國際觀和許多台灣人不太一樣。 吳柏儀之所以有這些另類想法，受到他人生第一份工作很大影響。台大農經系畢業的他，1994年退伍後，考進產業大老辜濂松主導的工商協進會，擔任研究員。工商協進會的主要工作，就是帶領企業界到各國參訪經貿狀況，一年就去幾十個國家，例如當時還是新興市場的中南美洲地區，讓剛畢業的他，眼界大開。 「雖說是研究員，但從幫出訪的老闆們提包包，到當先遣部隊，調查各國員工、關稅，經貿成本寫報告，全都得做，就是一個小兵，」吳柏儀回憶道。 他從這個工作，得以近身了解許多上一輩企業老闆的經營理念和處世原則，發現許多老闆的身價高達好幾十億，卻仍願意跑到窮鄉僻壤，挖掘新商機。「台灣人的國際觀，都只是嘴上說說，但真正成功的人，國際觀是闖出來的，」他強調。 後來吳柏儀自認更適合從商，決定去歐洲頂尖的荷蘭鹿特丹商學院進修企管碩士。回來後，就到中國大陸去試機會。 2001年，香港知名企業家李嘉誠剛創立Tom.com不久，吳柏儀被延攬去加入北京分公司，幫忙當地電信商、網路業者尋找合作的新服務。 當時，騰訊、百度等網路業，都在第一波網路泡沫化的困境中掙扎，股價便宜到快下市，和電信商合作是最後生機。 這五、六年，他居中合作牽線，一路看大陸互聯網精英，什麼都肯做肯試，最後靠著和電信商賣新聞簡訊、鈴聲和遊戲，活下來。大陸也跳進行動網路時代。「台灣新公司沒有這段歷練，地頭蛇又長成巨龍，要怎麼拚？」吳柏儀說。 2009年，聯發科因中國大陸山寨機的熱銷，來到高峰，一年可賣五、六億支傳統手機。他們也看到未來行動商務的前景，希望儘快發展手機應用生態圈，就挖角吳柏儀來做顧問。
潘文忠的經歷，的確與歷任部長很不一樣。 他唯一擔任的教職是國小老師，卻打破過去十屆「大學校長當部長」的傳統；今年54歲的他，歷任教育部長最年輕，但曾任台北縣教育局長、教育部主祕與台中市副市長，是唯一有教育以外行政經驗、跨地方與中央事務的20年資深文官。 推政策細膩 關懷基層 「推動政策細膩，對第一線感同身受，」認識潘文忠超過20年的新北市安溪國中前教師吳忠泰，指出潘文忠的特色。 2004年，少子化在新北市發酵，教師超額問題浮現；同一時間，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意圖將教師教學表現數字績效化，引發反彈。 對教育行政長官而言，這是求表現的「大好時機」：利用超額，脅迫老師參加評鑑或在職進修，取得其他科目教學證書。但時任教育局長的潘文忠反叮嚀同仁以平常心推廣評鑑，「不要趁人之危」。 吳忠泰觀察，教育牽一髮動全身，衝擊第一線教師，當教師無法安心上課，最先受害的就是學生。 跟他共事過的人，不少人認為他是「鴨子划水型」，難免被嫌「缺乏亮點」或「不夠魄力」。但他總會耐著性子解釋：教育價值鏈很長，例如課綱，除了中央編審，前有師資培訓，後有編教課書、教學現場、大考評量等環節；牽涉單位從中央、地方到學校，一路下來，精確度很容易走樣，「所以，教育不是比誰的政策好，而是誰執行的到位，」他總是耐心解釋。 細膩地想、堅定地做，使潘文忠的口碑不脛而走。 一路以來，很多貴人賞識他。蘇貞昌任台北縣長時籌辦文化局，潘文忠與他素昧平生，卻獲拔擢擔任局長。 2008年，鄭瑞城接任教育部長，邀請多位學術與實務專家推薦主任祕書人選，名單的唯一交集，就是當時已擔任國教司長的潘文忠。 文官20年仍保有「清純」 一年半前，跟他原先也不熟識的台中市長林佳龍，也主動找他擔任台中市副市長。 「怎麼有人文官當了20年，還如此『清純』？」是鄭瑞城對潘文忠的第一印象。 外界對「主任祕書」一職的想像，不脫八面玲瓏、長袖善舞。但鄭瑞城口中的潘文忠，卻誠懇、低調、謙虛、沉穩，一連幾個形容詞，很難使人聯想到「官員」。部長與主祕辦公室就在隔壁，潘文忠總是面帶微笑，再緊急的事，也未見慌張；而潘文忠也把持常務官的尊嚴，不逢迎討好，鄭瑞城卸任後，兩人才開始私下吃飯聚會。 當時教育部經歷多件涉及意識形態的大事，包括拆中正紀念堂匾額、一綱一本、陸生來台等，負責折衝協調各單位的主祕，其實是個火坑。 其中，鄭瑞城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時行政院承諾立法院推動全國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鄭瑞城直覺不可行，交給潘文忠研究。潘文忠提出多個建議方案，都有執行步驟，使鄭瑞城得以「一年爆增170億元預算，嚴重排擠教育資源」為由，成功說服立法院踩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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