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芩雯一名男子飢餓難耐，
挖木薯根來吃。
偷國家的食糧，
這在當時被視為死罪，
這人被帶到樹林深處，
行刑者把他綁在樹上，
眼睛矇起，胸部袒露。
接著在他肚子上畫下長長一刀，
把肝割下來烤熟分食……
提到柬埔寨，除了吳哥窟以外就是赤柬、波布與屠殺。千篇一律的背誦：「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共產黨在位期間，有一百七十萬柬埔寨人死亡，等於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真實經歷改編電影早有《殺戮戰場》，安潔莉娜．裘莉也買下暢銷著作《他們先殺了我爸爸》（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版權執導，預計今年底由Netflix發行上映。然而對於柬埔寨歷經的劫難，我們知道多少？
最早的口述記載從泰柬邊境的難民營流出。赤柬上台後，首都金邊遭淨空，關心柬埔寨情勢的各國外交官員和記者只能待在泰國打探消息。他們驅車前往邊境小城，僥倖逃出的柬埔寨人訴說，人們被迫離開城市裡的家，前往鄉間農地集體耕作勞動，一天工作十七個小時，食糧嚴重不足。有的人被鐵棍擊頭致死，有的累死，有的餓死，有的病死。
抗議者是敵人，反對者是屍體
一如納粹之於猶太人，柬埔寨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似乎再明顯不過──波布是大魔頭，赤柬強制推行共產改造，害百萬人民慘死。究竟赤柬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領導人波布又在想什麼？呆矇了四年的西方國家，在震驚之下急於研究這群惡徒。
耶魯大學的柬埔寨屠殺研究計畫做了大規模訪談，計畫發起人歷史學者基爾南（Ben Kiernan）交出數本專著，包括經典的《波布政權》（The Pol Pot Regime），詳述波布如何成為柬埔寨共產黨領導者，並奪權建立民主柬埔寨的經過。
波布傳記《頭號人物》（Brother Number One）和《波布》（Pol Pot: Anatomy of a Nightmare）則對這號謎樣人物提供更多線索。波布原名桑洛沙，在法國留學期間加入共產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曾赴中國參訪毛澤東推行的文化大革命。等到波布上台後，他在柬埔寨進行更激烈的改造，使國家回到工業革命前的農業社會形態，稱為紀元零年（Year Zero）。在沒有提供交通工具載運的情況下，幾天內逼使城市居民急行至鄉下集體勞動，途中支撐不住倒下的死屍橫陳路旁。
「留下你沒有益處，除掉你不算損失。」訪談倖存者編著的《波布的小紅書》（Pol Pot's Little Red Book）中，記載當時波布在廣播裡傳布的口號。
赤柬把人重新分成兩種，新人種（New People）和原居鄉村的基層人（Base People）。新人種又稱為四月十七日人，經過這天以後，昨日之我已死。書本、教育、音樂、文化藝術種種皆無用，只有不斷的勞動、勞動、勞動，為國家增產才算數。「鋤頭是你的筆，稻田是你的紙。」波布這麼說。知識等於叛亂的可能，Angkar（高棉文的組織）說「抗議者是敵人，反對者是屍體」。為了掩飾自己識字以求存活，許多人裝聾作啞，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餘生活在苦痛裡。
他們為什麼殺人？
1979年越南軍隊打進金邊，把赤柬趕入叢林，入眼是殘破的城市，廢棄的建築，吐斯廉21號監獄裡刑求工具與鐐銬血跡斑斑，白骨成堆。如此龐大的漫長殺戮，不會是一人之力。
人類學者辛頓（Alexander Laban Hinton）在《他們為何殺人？》（Why Did They Kill？）一書中，訪談了21號監獄的赤柬士兵羅（Lor）。人們指認他殺人如麻，羅說自己負責獄中書記工作，絕非嗜血罪犯。他描述自己唯一一次殺人的經歷：「我的上級要我殺一個人讓他看看。於是他拿過處決士兵手上的鐵棒，打那犯人讓他們看。我用鐵棒往他頭上揮一下，他跌往地面……當我的長官要我做這件事，假如我不做……我無法拒絕。」不服從殺人命令，就等著被殺。
這是犯下滔天罪行之人的一貫說詞，我殺，是服從命令。即使頭號人物波布，在廣播中同樣言必稱組織，他對柬埔寨人說：「組織裡存在病灶，有敵人隱身其中，必須加以清理鎮壓。」辛頓提醒，如果挖到這裡就掉頭離去，會忽略掉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他以另一個駭人見聞為例。有位倖存者回憶，目睹同營一名男子飢餓難耐，挖木薯根來吃。偷國家的食糧，這在當時被視為死罪，這人被帶到樹林深處，行刑者把他綁在樹上，眼睛矇起，胸部袒露。接著在他肚子上畫下長長一刀，把肝割下來烤熟分食。組織雖然命令他們殺人，可沒叫他們把肝挖出來吃。辛頓分析，在柬埔寨的文化裡，肝意味著勇氣。如果吃掉別人的肝，代表你之後替組織執行任務將再無疑慮。
若把時間軸拉長來看，赤柬士兵有許多是為了推翻軍政府龍諾而戰。在此前的數年內戰期間，龍諾清除異己，現在士兵肩負的不只是組織任務，還有自己的復仇使命。此外，願意虐待殘殺囚犯，也代表著士兵想因此得到面子和組織裡的地位。種種複雜成因，在屠殺的蒸鍋下添加一根又一根柴薪，才引爆集體熊熊犯行。
在勞動時寫日記
「如果我們不見了，我們就是死了。」在極度的恐怖之中，有勇敢的人留下紀錄。透過澳洲作家麥凱（Laura Jean McKay）的訪談記載，我們讀到柬埔寨女孩歐蘇帕尼（Oum Sophany）的故事。二十九歲的蘇帕尼原本在金邊皇家藝術大學讀考古，她有寫日記的習慣。四月中是柬埔寨新年，1975年卻氣氛詭譎，蟬叫聲裡藏著遠方的砲火。前幾年親美軍人龍諾趁西哈努克國王出國，發動政變上台，赤柬吸收支持國王與對城市富裕生活不滿的農民，往金邊一路打過來。
蘇帕尼在十七日的日記寫著：「白色旗幟立在家家戶戶門口，慶祝這個歷史事件……他們說戰勝了美國人。那代表什麼意思？在我家門口，我們也綁上白旗表示投降，並且慶祝新政權到來。我想，或許我們現在終於得到和平。不會再有戰爭了。」
當蘇帕尼目睹身穿黑衣、頭戴卡其帽、脖子上繫著格紋方巾的赤柬軍人一車車開進金邊，她的盼望粉碎了。以躲避美國人轟炸攻擊、必須淨空金邊為由，蘇帕尼跟未婚夫、父母與六個姊妹在驅趕下徒步上路，她把日記本揣在懷裡。
不能交談了，她寫作；不能歌唱跳舞了，她寫作。蘇帕尼把集體農舍發生的情景記下來，在這段日子裡，她的父母和四個姊妹一一死去。
2015年，在赤柬高層農謝和喬森潘的國際特別法庭大審上，蘇帕尼自願出庭作證，她說：「有些受苦或感到難受的人，他們藏在心裡，不喜歡表達出來。對我來說，寫作是釋放內心痛苦或悲傷的唯一方式。」「我寫作不是要拋棄，我是想要保留。因為當我寫下來，然後我重讀，噢！我記得了。」
跨不過的語言門檻
書寫是為了記得，閱讀也是為了記得，可是語言始終是個難題。蘇帕尼用高棉文寫作，出版於1980年的回憶錄《當我們再不相見》（When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和1988年的小說《在降落雨滴之下》（Under the Drops of Falling Rain），分別有法文和英文譯本，然而就跟這篇文章裡提到的所有英文著作一樣，不曾翻譯成中文出版。
2014年聯經出版美國記者布林克里的著作《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總算使台灣書市的眾多旅遊指南書之中，多了一本講述柬埔寨近代歷史、政治、經濟的普羅讀物。布林克里在書中引法國社會學者狄昂（Serge Thion）的話說：「解釋柬埔寨基本上是外國人的事。」狄昂除了在說西方世界學者對柬埔寨的研究熱潮，也在描述柬埔寨人的相對不關心。如今台灣赴柬埔寨經商、置產的人漸多，如果能抱著理解的心意，解釋今日柬埔寨，也可能成為每一個移居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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