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亞歷塞維奇《我還是想你，媽媽》（貓頭鷹出版）「記得」與「不記得」是這些口述故事中最頻繁出現的詞彙，這些孩子才五歲六歲，設身處地而論，你我是否真能記得自己在這個年紀時經驗的一切，那些被我們記憶下來的畫面與話語，通常都代表某種程度的意義或傷痕，以至於揮之不去……白俄羅斯記者亞歷塞維奇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她融合報導與文學的書寫風格，變成論者關注的焦點，其中，又以第一人稱口述書寫最受討論。亞歷塞維奇解釋這其來有自：「我們的男人都戰死了，女人工作了一整天後，到了夜晚，便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她們的心事。我從小就坐在旁邊靜靜的聆聽，看著她們如何將痛苦說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但這樣的寫作方法，於泛社會科學領域並不以為奇，在文史界素有口述歷史傳統，社會學界探討話語（discourse）的能量，人類學整日爬梳的神話傳說多是口耳相傳的記事，放在最當代、最新穎的新聞媒介來論，像「坦白講」這樣的欄目並不少，作者（記者）大量採訪過後，剪輯梳理，擷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金句，採以令人共鳴的節奏，呈現一篇篇動人的自我敘事。亞歷塞維奇自己也說她如此處理的原因：「我雖然像記者一樣蒐集資料，可是用文學手法來寫作。」
大量採訪，並採用文學技巧的切入角度，並不足以解釋她作品的獨特，也不是她獲得瑞典皇家學院肯定的理由。她的書寫之所以有價值，是來自她「代言」的那些小人物，以及她筆下濃濃的人道精神與批判性。
我所謂的人道精神與批判性，並非從作者的意識或嘴巴講出來的東西，（畢竟，她將話語權和版面讓渡給受訪者了不是？）而是她對題材與受訪者有意識地選擇，讓文字落在人的生命縫隙裡，再翻騰而出。像是這本《我還是想你，媽媽》就是代表。
亞歷塞維奇訪問上百個經歷過戰爭的成人，請他們談談「小時候看到的戰爭」。換句話說，這是一場試著以兒童視角描述的戰爭，當然，也添加了幾分成人的詮釋。像是開頭這句：「我記住了。當時我年紀還非常小，但我記住了一切……」「我記得，大人說我還小，不明白。這讓我很訝異，這些大人真可怕，為什麼他們斷定，我什麼都不明白呢？我都懂的。我甚至覺得，我比大人還要懂事，因為我不哭，他們卻哭了。」
如同上述列舉的句子，「記得」與「不記得」是這些口述故事中最頻繁出現的詞彙，這些孩子才五歲六歲，設身處地而論，你我是否真能記得自己在這個年紀時經驗的一切，那些被我們記憶下來的畫面與話語，通常都代表某種程度的意義或傷痕，以至於揮之不去，甚至會隆隆地放大。而這些孩子面對的就是失去、痛苦和死亡，這些經驗在孩子們的記憶裡會被放大甚至折射一個樣子，帶著天真，所以具備文學的厚度。
像是這句：「我記住了死亡，媽媽為此罵過我。她去找醫生諮詢，問我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我會對這些小孩不該知道的事物感興趣，比如死亡之類的？如何才能幫助我思考一些兒童的事……」這個受訪者說，她看了童話後發現，裡面也有很多殺人的故事……而他還是跟父母談論死亡，談那些屍體上的蒼蠅，談朋友的父親：「他怎麼可以在戰爭結束死掉呢？」
書市上，有許多討論戰爭的作品，談戰爭經驗，也有反戰的童書，有些是成人視角的批判議論，有些是創傷症候群的患者，而童書清清脆脆地沒有碰觸大人都無法承受的血腥。《我還是想你，媽媽》恐怕因為結合兩者的視角，於是成了本天真的黑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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