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上只有專業才會通往真相，才有可能靠近正義一點點……
現實絕非是我們唯一的可能
張鐵志：
我高中的志願是做一個報紙的總編輯，原因大概是覺得那可以每天在社會的前線感受時代的脈動。（但其實我的白日夢是做一個搖滾歌手，只是知道那似乎遙不可及。同屆同學當了乖乖虎也沒能鼓舞我夢想離現實或許不遠。）
進了大學，搞起學運之後，改立志以學術作為志業，希望念完碩士後去攻讀政治學博士，探索世界上最理想而又可行的政治經濟制度。
退伍後準備出國念博士前，害怕此生就一直待在學術象牙塔中，因此決定花一兩年去當記者，認識這個社會，尤其那是2000年秋天，台灣剛經歷首次輪替。作為政治學的學徒，這是一個絕好機會觀察政治地景與權力結構的變遷。
而此前幾年剛大學畢業時，有幸開始在《新新聞周刊》上寫專欄「X世代說話」，又在接下來的碩士班開始投稿報紙寫政治評論，因此對媒體頗有興趣，雖然早已忘了高中那個傻傻的夢想。
我的工作首選是已有淵源的《新新聞》，尤其當時是發行人詹宏志、社長王健壯、總編輯楊照，這對文青來說簡直是黃金陣容，可以好好跟他們學習。這成為我的第一份記者工作。（並且經歷了「嘿嘿嘿事件」。）
兩年後赴紐約念書、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開始在更多媒體寫專欄。2007年回到台北做田野研究後，又歷經一些個人生活的轉變，思考著要回美國繼續博士課程，或者留在台灣以寫作為志業。
接下來幾年，多半是在作為獨立作家和媒體編輯之間擺盪。做過一份新報紙創刊期的文化副刊主任，《新新聞周刊》副總編輯，以香港為基地、以iPad為平台的時事雙周刊《陽光時務》台灣總監，然後2012年去香港擔任文化創意雜誌《號外》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並在同公司創辦《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2015年春天回到台北，主要是不想看到台灣新聞媒體繼續崩壞，也期許這幾年練的功可以打開一些新的門，於是與一群優秀夥伴創辦深度報導媒體「報導者」，接著又和另一群才華洋溢的朋友用網路直播技術製作深度政策訪談節目「政問」，並在2016年開始在「數位時代」擔任首席顧問。
這五、六年來，我經歷過不同形式的媒體（報紙、雜誌、周刊、ipad雜誌、網路媒體、直播，並主持廣播電台和公視節目），跨越不同領域（新聞、財經、文化、生活／時尚、科技）。更幸運的是，這些不是屬於完全新創的媒體，就是我自己對這個領域沒有太多經驗，只能去衝衝看。而這些不同位置看似游移，對我來說其實核心都相同：方法是去挖掘更深度的故事，提供更多元的視野、進行更深度的對話；目的是拓展公共領域的厚度，豐富這個社會對文化的理解。
每一次經驗都是一場豐盛的學習，也都是一次勇敢的冒險，因為不知道是否會成功。但在不同戰鬥位置上，確實讓我可以把媒體生態更完整一點，也多少累積出一些做媒體的方法論。
眼前的時代確實越來越艱難，舊媒體模式崩壞的速度比我們認知的更壞，而新媒體的商業模式我們尚在迷霧中惶惶摸索。我不太確定前方的大道是什麼，但我確實知道，讀者始終渴望好的內容；我也拒絕相信，我們眼前的現實就是唯一可能的選擇。（是的，我不相信電視新聞要做這麼糟才會有人看）；我還知道，如果只是依循既有的方法與想像，我們將一直擱淺在這個惡浪的現狀。
每一個好媒體都是廣大銀河的一顆美麗小星球，但其實還有太多星球等待我們去探險，只是我們是否有足夠想像力去發明新的太空船。
而我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媒體夢，我還在準備去另一個星球開始冒險的旅程。
純情
李維菁：
出自微妙而複雜的心理，對於發表以媒體為主題的文章，我始終十分抗拒。可能因為驕傲，可能覺得真正的溝通很難存在──我討厭現在流行的簡化式的，一味咒罵媒體失去理想性或弱智，這種看似義正詞嚴其實廉價無恥的簡易式評論。我也不認同媒體從業人員一味宣告自己的理想性，彷彿動機是濟弱扶傾其結果就必然正義、呈現就必然專業——事實恰好相反，新聞上只有專業才會通往真相，才有可能靠近正義一點點。也許我只是膽小，想避免可能招致的攻擊，也怕追索下去，會生出混雜人生感慨的哀傷，無法自制。
但曾有那麼一兩次，在我已經離開媒體很久後，某個疲憊的夜晚因為鬆弛或一點酒精，舌頭鬆動，默禱般說出聽起來像古老傳說過時童謠的話：媒體是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勢力，新聞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有義務執行社會大眾知的權利，社會大眾只有在充分了解真相的狀況下才能作出判斷與討論，行使民主社會的公民義務，讓船開下去。
我連珠射出這段話，友人笑了。他說，你說的是上世紀的浪漫吧，現在不興這樣的。我感到羞恥，因為人們覺得這過時，因為自己忍不住而招致嘲笑。
但是，這真的過時嗎？我至今仍那麼相信，唯有出自對真相的追求，我們的社會才可能進行實質討論，才可能落實真正的民主，才可能推動文化累積與文明的進程。難道數位時代我們就不參與民主政治，就摒棄公共討論，就喪失對文化探索的渴望嗎？
如果這些追求仍成立，沒道理我們不需要新聞。
唯一的差別是，在數位時代社群媒體占領我們的生活之前，媒體從業人員擁有大眾所沒有的媒體接近權（media access），因此必須時時警惕自己守門人的特權，承擔尊嚴與使命感。基於這種民主社會模型，新聞逐漸發展出實務操作上的高標準要求，整套新聞寫作的學科系統與專業技藝：採訪對象的代表性、形容性推斷性判斷性字眼的篩除、比例原則、專業導入的多元面向、引述精準還原、可讀性的掌握等。這是出自崇高理想而生出的嚴格要求，又能基於這些限制，開展出豐富活潑的探索。
新聞成為一門專業是伴隨現代民主政治而起的概念，儘管報業電視在台灣發展有半世紀以上，大學早有新聞科系，但真正導入媒體乃第四勢力的社會模型觀念，試圖引進高標要求的實務訓練，是台灣解嚴後民主開花的90年代初。只可惜的是這套觀念與訓練，傳統的學院派始終抗拒，媒體人員毫無自省，網路時代的來臨，這門技藝尚未落實開展，就默默凋零了。
我們是否曾思考過一些基本問題：媒體是什麼？新聞是什麼？經營數位平台和經營新聞媒體是同一件事嗎？夾敘夾議迴避新聞寫作的專業要求和犀利評論是同一件事嗎？四平八穩或雙邊各陳就叫中立客觀嗎？獨立媒體是什麼，資金規模小的媒體就一定獨立嗎？
我想說的是，新聞若能做到專業，其本質就是獨立的，其精神就是超然的，獨立從來就只在於專業是否能彰顯。
理想若無法經由專業而在實務上落實，很可能就成了溫情。
網路時代過往被視為特權的「媒體接近權」已不復存在，誰都可以上網說話，媒體的公私屬性難分，往往多的是半套感受混著半套理解的貼文，誰也不在意真相。先理解客觀事實再討論辯證，這套邏輯已不再是我們介入社會參與、人際互動的邏輯。這是「我喜歡」、「我討厭」、「我覺得」充斥於視聽同溫層的時代，這是後真相時代，是情感政治霸凌一切的時代。
新聞不只是新聞，新聞牽引出的是我們對進步社會的想像，以及我們如何通往那裡的途徑與掌握。
我是上世紀以青春血肉投入新聞工作的孩子，人生晶燦的十多年在這令人痛苦的行業打滾，無非是因心裡的火熱；但我還沒真的老，就覺得物換星移了。
最終還是走開了，因為覺得守不住了。我有時擔心是否仍有人高貴地守著破窯的一點火，有時覺得自己耗費青春狗吠火車不免有恨，要自己轉身便相忘於江湖，又忍不住頻頻回首。
不是過時，只是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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