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可能再建「核五」。因為，倘若現在爭議的只是不能信任核四，而不是對整個核電的否定，則在理論上，即使停建核四，仍可另建足堪信任的「核五」；但是，現在的情勢，卻是「非核家園」已成既定政策，因此，核四無論停或續，皆已不會再有「核五」。所以，核四停續公投就成了「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的策略抉擇問題，也就是要公投決定如何用「核四」邁出「非核家園」的第一步。
我們屢申，倘若核四在專業體檢後不能確認其安全，即失去公投的基礎，也就不必舉行公投。但若核四的專業安全獲得確認，國人所迎對的即是贊成核四上路以「漸進廢核」，或反對核四上路以「立即廢核」的策略抉擇。畢竟，不論核四上路或不上路，台灣就此已邁出非核廢核的第一步，無論如何皆不會再有「核五」
所謂「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其差異是對「能源轉型」程序的不同抉擇。核四若能運轉，再一步一步使核一二三除役，那麼核四就能在廢核過程中發生交疊、緩衝及漸進的作用，即可使能源轉型的過渡程序走得比較平緩；但若核四立即退場，再加上二○一八年核一除役，台灣在能源的過渡程序上即會承負較大的壓力。
能源轉型是一個極端困難且牽涉廣大的政經工程。僅以硬體轉型言，如新建「非核」電廠、設置風力、太陽能機組，即使在一切手續皆全無阻障下，至少也須有十年以上的時間（何況，若要廣建小型發電廠、風力機組或太陽能板，其社會抗拒所消耗的時間及最終能否建得成皆難估計）；至於若要等到生質能源等「新能源」能夠成為可用的「替代能源」，則尚須等待文明的幸運之神到來，不能視為當然。以上這些，即使一切想像得到的都能做得到，此一能源轉型過程也至少要有二十年上下的過渡程序；且尚未計入其代價，包括例如前述新建電廠等的社會抗爭代價，以及包括排碳增加、電費上漲、企業轉型等生態及經濟上的代價。所以，能源轉型過渡程序的平緩或急遽，對社會形成的負荷自有差異；也因此，核四的停續遂成為「立即廢核」及「漸進廢核」的抉擇問題。
進一步言，能源轉型更牽涉到三個層次的問題：一、生活方式；二、經濟形態；三、國安架構。
一、生活方式：這是最淺的一個層次。如果能源轉型的過程太激進，形成缺電或電費上漲，皆將影響個人的生活形態。然而，如果能源轉型的影響只及於此一層次，那也就罷了；少吹些冷氣，多繳點電費，只是生活層次受到影響，則將台灣想像成大一號的帛琉島又何妨？
二、經濟形態：陳藹玲不會在乎多繳些電費，但對小工廠及小吃店的影響就不一樣，其實去年電費上漲已經「演習」過了。此時，影響層面就從生活方式推進到了經濟形態，且是將擴展至一切的產業。當然，我們可以倡議產業轉型，反對「耗能產業」；但這也不是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何況，台灣眼前面對的是必須在幾年內闖過ＴＰＰ或ＲＣＥＰ的關卡，倘因電力不穩定及電價上漲影響了開放後的經濟競爭力，其後果仍應正視。
三、國安架構：如果衝擊到經濟形態，自然也一定會影響到國安層次；譬如說，台灣的經濟狀態若因能源轉型失利而受創，難免就會更增加對大陸「讓利」的依賴，自亦更難避免兩岸關係的風險，這類顧慮皆是不可忽略的國安思維。
畢竟，台灣不是帛琉，因為帛琉沒有「兩岸關係」。台灣或許有人嚮往像帛琉那種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台灣發展至今日，在經濟形態上已回不去了，而且台灣的生存更須建立在能夠開放競爭又足以抵擋中國大陸磁吸作用的國安架構之上。這即是能源轉型問題的三個層次。
以上論點，在今日民粹氛圍中，若被指為危言聳聽，亦不足為怪。問題在於，各政黨的領導人物皆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卻只是將核四議題當作撕裂社會的政治工具。即以民進黨言，核四若停建，我們可以預言，倘該黨當選二○一六年的總統，第一個重大的能源政策，必將是「核一延役」，屆時即可證明今天的一切皆是騙局；但民進黨今日卻絲毫不容「核四若在專業上確認安全，應採漸進廢核政策」的空間。
民進黨作了兩件會讓台灣致命的事：一是主張台獨，另一是扁政府把核四工序中斷毀壞，現在又不論核四安不安全都反核四。如今，台獨已無可能；但即使核四證實安全也會被民進黨毀了，這個，民進黨已有可能做到。
能源政策及能源轉型皆是攸關國家命脈的無比大事。我們曾論，即使如美國（三哩島）、俄羅斯（車諾比）、日本（福島）這樣的「核災大國」，如今仍維持核電政策，足徵這絕非一個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事。這三國的政經條件難道不如台灣？更何況美俄還是能源生產大國。
因此，以台灣的特殊政經處境言，「非核家園」是否會顧此失彼，其實仍有議論空間，但是如今皆已無討論的餘地；然而，除非核四的專業安全未獲確認，否則，難道我們不能仔細想想究竟應「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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